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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这一年，伦敦市成为北海海域的主要港口，城市人口激增，25万人口享受着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艺复兴。威廉·莎士比亚、本·琼森、约翰·多恩等文学巨匠成为舞台上的主角。《麦克白》在环球剧院的演出使众人乐在其中，哪怕3 000名观众连洗手间都没有。在新大陆，詹姆斯敦定居地正在搭建，而詹姆士一世也刚刚发起阿尔斯特种植园（Ulster Plantation）的殖民计划，他还下令将古代《圣经》文稿翻译成英文，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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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世界十分脆弱，欧洲大都市的居民“极易罹患疾病，承受肉体折磨甚至过早死亡……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多岁”。[8] 瘟疫、流行病、饥荒、过密的人口、极度贫困以及恶劣的卫生条件，让伦敦一面富丽堂皇，一面疮痍满目。新式机构崛地而起，传统陋习污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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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3月，伽利略的《星际信使》问世，没多久这本书就来到了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那里是诉讼律师及法官的专业协会，总部设在伦敦市中心的石砖建筑群内，看上去与常春藤院校的宿舍楼相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即使在今天，观光客漫步其中，也很可能遇见头戴白色假发、身穿红色衣袍的诉讼律师前往附近的法院出庭。这就像在华尔街附近遇到西装革履的年轻经纪人，或在麻省总医院附近遇到彻底无眠、不修边幅的住院医师在连轴加班后踉跄着回家。确实，衣装就是识人的标准，甚至是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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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信使》来到了诉讼律师和大法官们顶冠束带的权力世界。伽利略这部作品的主角是超新星，然而对于格雷律师学院中的某位政治哲学家来说，这位意大利天才本人才是信使。那位大律师便是弗朗西斯·培根，他自己从未做过科学实验，却被大多数人尊为实证科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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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出身显赫。1561年，他出生于泰晤士河畔的一座恢宏宅邸之中。这位小神童12岁那年就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天资超常的培根使其肖像画家在画布上题写道：“唯愿绘其所想。”才华横溢的美誉伴随着培根的一生。培根喜欢静默深思，在科学上充满求知欲，是一位“志向高远、视野广阔”[9] 的思想家。他身兼专业律师、政治家、国王的廷臣与顾问等众多角色，他也战战兢兢、不遗余力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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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过着活跃的公共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执政时致力于政治事务和法律改革。1618年，培根担任大法官这一要职，直到他被指控贪污而遭罢免。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他如痴如狂地写作，产出了大量有关自然哲学、政治和历史的作品”。[10] 这些文字大部分写于他的晚年，那时的他已经被朋友、妻子和国王统统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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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三部伟大的著作中完成了“重新思考我们的思考方式”这一课题，最后一部在其去世之后才出版。当时的大学教育深陷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徒劳无益的泥淖中，已经无力产生新的知识。更糟糕的是，大学里的哲学思想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为基础，根本无法挑战这些哲学家的结论。“培根拒绝接受一切不利于新发现以及无法帮助改变世界的既有知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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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制图师在空白处画下新大陆，太阳系也向人类展露出新的行星和卫星，有识之士面前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实。文艺复兴晚期思维开放，“‘发现’［真理］这一概念与探索、进步、独创性、真实性和新颖性等思想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12]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学术”只是亚里士多德的猜想的汇聚，几乎没有新的知识出现，只有一些对其结论的新评注。培根意识到这种世界观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他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Learning , 1605年出版）和《伟大的复兴之新工具论》（The GreatInstauration, New Organon , 1620年出版）中揭示，“当今的逻辑思维方式无法产生科学发现或发明新科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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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认为我们发现知识的过程存在缺陷，并着手提出一种发掘新真理的方法论 。这一条理清晰的思考方式将引导我们走向科学方法 ——未来的科学家会将臆测转变为假说，然后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测量，从而得出结论，最终发展为以实验结果为基础 的综合性理论，而这些理论又将引导科学家们走向新的假说和新的实验。没有人比培根更强调方法论，[14] 甚至笛卡儿也比不过他，也正是培根提出了“阐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15] 古老的占星术和炼金术将转化为现代的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从神秘莫测甚至超乎寻常的非科学技艺转变为采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学科。然而医学革命还要再等一个多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才能彻底摆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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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旧式哲学家时，培根“将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说他们‘只会收集和使用’，而理性主义者相当于蜘蛛，‘从体内抽丝，在身外织网’。他又将这两种昆虫与蜜蜂做对比，蜜蜂既从花园山野中采集原料，‘又将原料通过自身力量转化并消化和吸收’。他接着说道，哲学家的工作是去效仿蜜蜂”。[16] 如此深刻的见解出自一位文人学者，他没有科学教育背景，也完全不了解数学和实验室。培根冥冥之中感到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探测到更多的行星，也会有更多的观点得到表达。虽然他不太可能想象到微积分、电力或者载人飞行的发明，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确实想象过一种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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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于1627年也即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出版，这是一部未完之作。他在书中“构筑了引人瞩目的科学乌托邦主义”。[17] 培根总结道，对人类有用的伟大事业包括“延长生命、逆龄生长、永葆青春、治愈绝症和缓解疼痛”。[18] 为此，显微镜观察必须得到发展，病菌必须得到了解，化学必须精进，流行病学也要基本形成。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中，疫苗和对疾病的预防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但是要达到从“逆龄生长”到“缓解疼痛”等一系列目标，人类还需要很多突破来引发植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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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惊人地预言，未来的社会将由仁慈的哲学家领导，而科学家将发挥主导作用。他向往新式学府，那将是一座伟大的研究所，“一所设施齐备的科学机构，能够对自然的奥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19] 这位法学家描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在外伦敦地区偏远的圣奥尔本斯镇高兰伯里（Gorhambury），有一座大型砖石府邸，炉火的温暖笼罩四周，烛光静静地闪亮，培根曾在这里梦想过一座新式学府和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如今的高兰伯里府邸躺在废墟中，但是通过一条私人所有的“许可路线”可以进入那片拥有450年历史的断壁残垣。当我置身于废墟中，凝望青翠起伏的山丘上牛羊遍布，古树斑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培根会如何看待今时今日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比如查尔斯河南北两侧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比如带领人类社会进入太空时代的工程学、DNA（脱氧核糖核酸）研究、癌症治疗、计算机编程以及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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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将自己设想的这种机构命名为“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的确，几十年来他沉浸于哲学讨论和法律辩论，然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学者，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秘密进行研究的机构”。仅在两代人之后，培根设想的“所罗门宫”就会因为皇家学会的组成而成为现实，而它出现在伦敦也并非偶然；但这两代人要一路经历内战，将国王斩首，偶然地汇聚一堂，还要经历一次王权复辟，才能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天才协会（geni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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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君主们不断地增强王权，扩大影响力，终于在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实现了君主的最高统治权。教会和国家统一起来，土地和资产由国王控制，对君权神授的鼓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6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局势日趋紧张，最终议会遭到解散。议会与国王开战，结果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英格兰由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内阁统治了十年左右，但是议会在1660年恢复了君主制并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权力从未如此强大，至今仍享有统治整个英国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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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罗马天主教会仍然在欧洲大陆上迫害着具有异端科学思维的基督徒，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也面临着类似危及生命的迫害。由于君主制复辟以及英国人对天主教的反感，再加上新国王对知识话题的兴趣，那些勇于探索新知识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他们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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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暂的几年中，伦敦风平浪静。英格兰政权在经历了王位空缺的过渡期后终于找到了政治和理智上都能被接受的平稳态势。就像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革命期间 和革命之后 出现的哲学进步往往是意义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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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曾经为科学写下檄文。“因此，培根最主要也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位针对科学的思考者。他思考什么是对科学发展有利的条件，什么是确保科学不断进步的变革和进程，科学将如何开启全新的知识领域，还有科学在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过程中的技术实现与道德实现。”[20] 所罗门宫渐渐地走进了现实。1660年11月28日，三十几人来到伦敦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听28岁的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讲授天文学。当晚出席会议的人士是那个世纪中一些重要思想家，包括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和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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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适时地为新兴科学家们颁布了特许令，于是这一团体被称为“皇家学会”，全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早期的成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尊贵的学术团体”肩负重任，是世上“最好的俱乐部”[21] ；学会不久便开始在伦敦定期举行会议，办讲座，做报告，国王查理二世也经常出席，尤其是在做科学展示或解剖演示的时候。“关于我们的任务，”一位皇家学会成员在1674年匿名写道，“我们一致同意，或者都应该同意，不是粉刷旧房子，而是建造新房子。”革命就是除旧布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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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也有其他的天才学会成立，例如法国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1666年由路易十四建立）；但是创刊于1665年、至今的仍在发行的《哲学汇刊》，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出版物。“皇家学会发明了科学成果的发表机制和同行评审机制。它使英语代替了拉丁文，成为科学话语的主要语言。它使实验研究系统化，鼓励甚至十分坚持以清晰的表达方式代替浮夸的修辞。它将世界各地最好的思想汇集在一起，开创了现代科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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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汇刊》的副本以学报的形式刊印，自然是寄往牛津和剑桥，最后终于来到一位年轻人的手中。他孤独而执着，节制有度而天生专注力非凡。他便是艾萨克·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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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艾萨克·牛顿的降生就如同救世主下凡。圣诞日的早上，他出生在一座农庄石砖宅邸的卧房中。他的父亲是个不识字的自耕农，继承了当地一座精心修筑的灰白色石灰岩宅邸和周围的谷仓。但他在艾萨克出生的几个月前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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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驱车往北，经由A1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后就能到达林肯郡的耕地和森林，那里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名叫伍尔斯索普（Woolsthorpe）。牧场和连绵起伏的山丘围绕着一群群的人家，就像遍布在英国乡村的成千上万个小村庄和教区一样。然而，在村落的东南角，一组石砖建筑显得与众不同，被完好地保存了几个世纪。这便是伍尔斯索普庄园，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出生地和故居。附属建筑和谷仓在东面，朝西而坐的古式石宅前有一座苹果园，其中一棵不同寻常的老树仍然结着果实。这棵树历经瘟疫、大火、雷击和动乱，和它曾经那位著名的主人一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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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庄园宅邸有两层楼，牛顿的卧室在楼上，室内一扇大窗面朝苹果园。低矮的门廊、用于烹调的宽敞壁炉、吱吱作响的不平整地面，不断提醒着我们这座建筑的年龄。大窗外的苹果树虽然颇具艺术气息，但论科学实用性则远不如房间里的另一扇小玻璃窗。这扇朝南的小窗让太阳照射进来，让牛顿在英国漫长的冬季，特别是他需要一缕缕不间断的白光时，也能获得充足光线。“现代世界的总建筑师”[24] 就是在这间简朴的乡舍中构想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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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再婚给了艾萨克的成长沉重的一击。他的母亲嫁给了附近教区的一名圣公会牧师，而结婚的条件是抛下年幼的艾萨克。艾萨克由外祖母在伍尔斯索普抚养长大，不知道他性情孤僻且一生不愿与人交往是否来自童年的创伤。他终身未婚，缺少深厚的友情关系，让人怀疑他是否患有自闭症或者其他社交障碍问题。艾萨克10岁时，他的母亲再度丧偶，她带着与艾萨克继父生的三个孩子回到了农庄。然而，艾萨克并没有在伍尔斯索普融入家庭生活，而是被送往8英里之外的格兰瑟姆（Grantham）的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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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兰瑟姆，牛顿开始熟读勒内·笛卡儿的作品。这位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与培根一样是新西方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但是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贡献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坚持实证调查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与培根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不久的未来，牛顿将借助笛卡儿的技术发展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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