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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囚犯一直被关押在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和今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附近的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并在史密斯菲尔德被处以绞刑。该区域就在世界上最古老医院之一的圣巴塞洛缪医院附近，也是苏格兰独立战争领袖威廉·华莱士被处以绞刑并裂尸示众的地方；在亨利生活的时代，更常见的行刑地是泰伯恩刑场（Tyburn Tree）。在海德公园的东北角，大理石拱门附近，贝斯沃特路的三岔路中间立有一块小牌匾，以纪念“泰伯恩之树”的位置。这棵“树”是由三根柱子架起的绞刑架，从12世纪至1783年，不计其数的罪犯在这里被处以死刑。绞刑执行场面非常壮观，围观的众人庆祝着正义，被罩住头部的受刑者扭动身体、挣扎着想要呼吸，或者只求速死，使之成为一场惊悚骇人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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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廉搭档的12年中，约翰·亨特的主要工作是采办尸体。约翰的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约1.57米），但是，多年来的辛苦劳作给了他宽厚的肩膀和结实的双手，使他成为一名干将，能够妥善地保住刚刚死去的珍贵尸体。放任自由的狂欢场所需要一个行为粗放的无赖，而约翰·亨特，这位下刀精准的解剖学家、英国的传奇外科医师和科学人才的典范，正是专干脏活的尸体管家之完美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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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通过了《1752年谋杀法》（The Murder Act of 1752），规定要以更为得体的方法施行绞刑，并禁止绞刑后埋葬罪犯。这增加了他们得到的尸体数目，但是仍然不够。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尸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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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约翰·亨特成了一个史上有名的掘墓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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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鲜死尸的渴求将约翰·亨特变成窃尸贼中的佼佼者。“1748年10月，威廉叫嚷着他的学生需要更多的尸体，约翰·亨特几乎没有犹豫，在夜色的掩护下走出科文特花园，手持铁锨和撬棍，前往附近的墓地去搜寻刚下葬的尸体。他很有可能先带着学生们去一家小酒馆喝了几杯，为他完成后面恐怖的地下工作壮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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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和爱丁堡，以及后来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专业的盗墓贼将墓地洗劫一空，成为很多家庭的噩梦。他们被称为“掘尸人”，这些窃贼在半夜三更时掀起刚翻过的土壤，在坟墓的顶端垂直向下挖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直到碰上木棺。他们撬开廉价的木制棺盖，让尸体的上半身露出来，然后用绳子将尸体从其安息之地拽出来。[17] 接下来这伙人会把尸体装入马车并连夜运至解剖家的后门地下室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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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与威廉·亨特一起工作了12年，哥哥在衣着考究的上流社会和王室贵族中声名显赫，最终成为王后夏洛特的产科医生（王后育有15个子女，包括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而约翰，从一开始与尸体为伴，一步一步地成长为解剖学专家。他以采买新鲜尸体为职业，而这位“喜欢喝一杯的年轻人，毫不装腔作势，甚至脏话连篇，显然赢得了为他提供尸体的法外之徒的喜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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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工作的第一个冬天，就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约翰使用手术刀时显露出超乎寻常的技术，到1749年春天，“威廉宣布他的副手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学校所有的解剖工作”。[19] 夜半掘尸人成功地发展为一名权威认可的解剖家。在学校工作一年后，约翰开始考虑给活体开刀，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威廉遵循着在伦敦成为著名医生的传统路线——从名牌教育机构毕业，并向知识界证明自己。而对于约翰来说，成为外科医生的道路却大为不同，他没有正式地上过学考过试，也没有机构认证他有能力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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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现在欧美外科住院医师的工作还要再等上150多年才会出现。1749年，约翰·亨特忙着结识伦敦地区德高望重的外科医师，希望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1688—1752年）是新成立的外科医师公会的负责人，他自己曾在莱斯特和伦敦学习解剖，给执业外科医生做学徒，从而成了一名外科医生。（1800年，外科医师学会得到特许状之后，第一次对外科医生的资质提出了要求，持有大学的学位并被皇家医师学会录为成员之后，才能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切塞尔登去世之前，约翰·亨特跟随他在其家庭门诊和切尔西的皇家医院学习了几年。在切塞尔登眼中，约翰不是一个年少无知、不经世故的乡下大男孩儿，而是一个嗜爱解剖的年轻人，他认定亨特是其外科王国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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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威廉·亨特回忆道：“如果让我来安排一个有适当天赋的人走上功成名就的康庄大道，我会选择一名优秀的实践解剖学家，让他进入大医院治疗病患，解剖死者。”[20] 威廉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接受过正规解剖训练的候选人，而不是一个跟着没有正规教育背景的外科医生学习的青年，一个粗俗无知、欺世盗名之徒。威廉写下这段话时，肯定是在暗指自己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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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指导培训约翰·亨特的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先是切塞尔登，后来是圣巴塞洛缪医院的珀西瓦尔·波特（Percivall Pott）——但是他古怪甚至粗鲁野蛮的脾性从未改变。要真正理解亨特对解剖学和尸体解剖的热忱，只要想想他将味觉 视为医生至关重要的武器，你就立刻明白了。“胃液是一种带有几分透明的液体，尝上去有一点点咸。”[21] 医用手套还要等一个世纪才会出现，但我们还是会震惊，到底是什么驱使亨特先生把散发着恶臭的手指伸进嘴里，去品尝那些渗液和残渣。他追随乔瓦尼·莫尔加尼，试着从器官这一基础层面来理解疾病。在了解人体这条路上，亨特显然没有禁区。“不管是从气味还是味道来说，精液都是一种淡然无味的物质，但是当你将其含在口中，它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香料的温热，这种感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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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医学生会对腐烂的气味表现出普通人程度的厌恶，从而限制了他们从事外科专业和妇科专业。如果你询问任何一个经历过标准医生工作的普通外科医生或者妇科医生，他们上一次面对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飞快地用一个悲惨的故事来盛情款待你的发问。每所医学院都有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无法克服对恶臭作呕的申请人将被淘汰。对腐烂物体“胃口大开”的人可以继续，“耐力较差者”（也就是说，正常人）进入皮肤科或者放射科等专业。即使两鬓斑白、经验丰富的手术室老将，在遇到严重的病例时，也无法克服这种深入骨髓的“反感，一种避开疾病的生理机制”，[23] 这种生理机制最终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可能威胁生命的感染。后人会感激约翰·亨特似乎没有恶心的能力，这种能力再加上亨特探究的精神和顽强的决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外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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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与威廉·亨特一起工作了十几年，其间他们在探究人体构造方面取得了巨大发现。他们对淋巴系统的描述，也许只差准确地揭示胎盘与子宫壁之间的血管没有共享血液 ，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的假设不同，而约翰·亨特对妊娠晚期死亡的孕妇进行了仔细的解剖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对伦敦妊娠中期死亡和妊娠期满后死亡的孕妇进行多年的解剖之后，威廉于1774年出版了《人类妊娠子宫的解剖学图解》（The Anatomy of the Human Gravid Uterus Exhibited inFigures ，见彩插5.4），这部超大开本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解剖学著作之一。解剖工作全部由约翰·亨特完成，文字则出于威廉之手，由扬·范·莱姆斯戴克（Jan van Rymsdyk）配以精美又不失严肃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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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由切塞尔登和波特培训了几年，并于1754年夏天在圣乔治医院做外科学徒，此后他开始治疗第一批患者。这个粗俗的乡下男孩儿正在变成一名客观冷静的科学家，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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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温迪·摩尔描述了这样一位早期患者，他是一名年轻的烟囱清扫工，染上淋病导致尿道狭窄（尿道梗阻）并引起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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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在其中倾注了他与生俱来的科学好奇心，这促使他终生以实验方法对待外科手术。他为那位沉浸在痛苦和沮丧中的清扫工建好了病例档案……起初，亨特试图采用传统方法来疏通狭窄的尿道，这想必是从波特那里学到的；这种典型的治疗方法需要试着推入一根“探条”，也即由蜡制成的圆柱塞，有时要试着将其插入尿道以强行疏通。这种方法失败后，亨特的性格让他决定自己试验其他方法，而且重要的是，他对结果做了记录。亨特推测可以在探条的末端涂抹上腐蚀性药膏，通过灼烧来移除堵塞物、疏通尿道……［他首先使用了氧化汞，结果造成强烈的灼烧性疼痛，然后］清扫工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于是亨特将一片“银丹”，即硝酸银，固定在［一根纤细的中空插管］末端，将其探入尿道……［亨特记录道］“两日一次，三次之后，他来告诉我，他排尿好多了；第四次使用腐蚀性药膏时，插管通过了狭窄的尿道；此后不久，探条也可以通过尿道，直至他完全康复”。亨特欣然记录下这些。这是实验医学的胜利。他的方法是从传统方法入手，分析结果，以改进为目的形成新的假说并实现其结果，这将成为他贯穿职业生涯的标准实践方式。最终，这个方法将为亨特的外科学革命奠定基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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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50年前出生的威廉·哈维一样，约翰·亨特也是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酷爱饲养动物。与哈维比起来，亨特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他生活的时代，大英帝国牢牢地控制着海上霸权，这使亨特可以收集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包括亚洲水牛、一头狮子、一只豺、一只澳洲野犬和两头豹，他将这些动物饲养在伦敦西部乡下的住所，位于肯辛顿的伯爵宫。由于他的奇特动物园邻近伦敦的上流社交圈，一些学者认为亨特是儿童读物中“怪医杜立德”（Dr.Dolittle）形象的灵感来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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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带着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将新鲜的人体标本和稀奇古怪的活体珍禽异兽收集在一起。他的研究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直至1767年，他才开始在《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文章。他在脑神经、泪腺以及青春期男性睾丸下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现。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26] 没有人比亨特更能体现出那一新纪元的时代特征——他首次进行了一些胚胎学研究，包括细致的特征分析并做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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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18世纪的解剖学家认为，每一种生物从存在之初就保持其自身的微缩模样，在子宫或者卵中一步步地长大。约翰·亨特认为这十分荒谬，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小鸡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自己探索这项课题。亨特频繁地从母鸡身下偷出鸡蛋，然后小心翼翼地敲开，用镊子剥离外膜并检查极其微小的胚胎。胚胎这时还活着，他把这个短暂存活的小生命放入一碗温水中，并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进行检查。最后，他将所有的标本放入酒中，从而建立起胚胎在卵内三周的发育时间表。其他学者在胚胎学研究成果出版方面会掩盖亨特的光芒，但是他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表现出他一丝不苟的科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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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乔治医院治疗病患才短短几年，亨特在解剖学和外科方面的声望就吸引学徒们慕名而来。小威廉·希彭（William Shippen Jr.，1736—1808年）便是由亨利指导的早期学生之一。老希彭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费城医生，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办者，他认识到欧洲医学教育对儿子成长的价值，于1758年送儿子漂洋过海，小希彭经过7周的海上航行，来到英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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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威廉·希彭于1754年从刚成立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27] 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跟随父亲学习。由于希彭父子能够找到的医学教科书非常有限，老希彭决定送幼子去投奔“英国在解剖和注射等方面最杰出的解剖学家”。[28] “比利”[29] 于1758年抵达伦敦，距离约翰·亨特自己来到伦敦才仅仅10年，当初他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佬，而现在他已经负责指导北美殖民地最有发展前途的医学后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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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希彭住进了约翰·亨特在科文特花园的房子，在1758—1759年的冬季学期深深折服于这个苏格兰人，完全沉浸在解剖学研究中。威廉的一则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一天：“6时起床，6—8时手术，8—9时早餐，9—14时解剖，14—15时午餐，15—17时解剖。17—19时讲座，19—21时手术，21—22时晚餐，就寝。”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威廉完全掌握了如何有条理地进行人体解剖；在许多晚上，他和约翰·亨特开怀畅饮，闲谈聊天。“希彭长时间跟在亨特身边，在解剖室里度过，他敬畏这位魅力非凡的老师，他似乎有让年轻学生迷上解剖学的诀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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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球的第一所医学院成立于费城，最初被称为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由威廉·希彭和约翰·亨特的另一名学生约翰·摩根共同创办。费城坐拥美国最古老的医院，也拥有第一所医学院，以及第一所“天才学会”，即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虽然费城是美国现代外科发展的摇篮，但是可以说，约翰·亨特才是新大陆解剖学和外科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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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从荒郊愚人到解剖圣人的神奇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全心全力地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盗尸、解剖和传授。一代又一代医学生沿着前人的脚步来到伦敦，他们立即为亨特“平易近人”的天性所深深吸引，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讲着自己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31] 但是成功不只来自他和蔼可亲的天性。他执着地寻找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真相，这带领他系统地“质疑每一种既定的实践方式，提出改进方法的假说，并通过严密的观察、调查研究和实验来测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32] 要想让外科这样的以手术为基础的科学取得真正的进步，约翰·亨特需要大量的病例，尽管大都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让各种疾病也集中起来，但如果不是其他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他也很难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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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中，英国和法国于海陆交战七年之久，1763年，这场战争以英国掌握霸权和法国的衰落告终。在战争的第五年也即1761年，英国负责战事的大臣老威廉·皮特决定将兵力集中在法国的西海岸和贝尔岛。在此几个月前，1760年秋，约翰·亨特被任命为军医。他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古老智慧——“想当外科医生的人，应该到战场去”。登上医疗船“贝蒂号”的约翰·亨特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悲惨的灾难。经过一周的海上航行，“贝蒂号”抵达法国大西洋沿岸，第一场攻击也惨烈地开始了。由130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面对着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小岛，一道道悬崖峭壁矗立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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