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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第一周的生还概率使亨特越发相信保守治疗是更好的方法，他惭愧地意识到，长期以来，外科医生其实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治疗病人的核心原则——“首先，不要造成伤害”（primum non nocere）。在一场交战中，五名法国士兵中枪，但是没有被俘。虽然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包括被子弹穿透胸部和大腿），但是他们藏在谷仓里，躲过一劫，直到四天之后才被发现。亨特在照护这几位伤员时发现，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法国兵比那些不幸被“治疗”的英国军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最终亨特相当于做了一次对照实验，他得出结论，尽管没有接受所谓的标准手术探查，所有静养的士兵无一例外都痊愈了。交战双方都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可以对两种治疗方法进行一对一比较，结果揭示出侵袭性治疗的愚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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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亨特的战地医疗经历令他疲惫不堪又振奋不已，同时也收获颇丰。如此大量的外伤病例磨炼了他的技术，他对治疗伤口和如何看待感染等问题，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亨特在岛上待了一年多，然后又去葡萄牙度过了一段时间才返程回家。1763年，他回到伦敦时，乔瓦尼·莫尔加尼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u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 ）逐渐广为人知，最终于1769年被翻译成英文。《疾病的位置与病因》是一部令人钦佩之作，它第一次将症状与患病器官联系起来，是现代病理学和医学的基础。亨特天性好学，他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再加上莫尔加尼的著作对人体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偶然凑成的条件使初步的手术治疗第一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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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吗？难道印度、波斯、埃及和亚述等古代帝国没有尝试过原始的外科手术吗？虽然古代帝国的智者对人体功能的看法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但是他们既然有能力做手术，那么这种痛苦的手术又是如何在古老民族的人民身上进行的呢？答案是，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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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是一种源自罂粟的古老物质，这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东部的被子植物，在中东和印度一带被广泛种植。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医学文献都提到了阿片的使用，有早期外科手术的地方，就有罂粟的栽培。罂粟花的踪迹跨越了帝国，用其汁液制成的产物（包含阿片类生物碱吗啡和可待因）对贸易运输、医药的现代化以及宗教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线香、香料和丝绸的贸易路线，大多为陆路或靠近海岸的海路，然而地理大发现时代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海上航行，以及茶叶、烟草、蔗糖、棉花和药物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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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拓了洲际贸易，在其成立后的百年中，专门从事香料和茶叶贸易。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等奢侈品需求量很高，但是中国几乎没有对欧洲商品的相应需求。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35] 生产商业化，并向中国市场销售会使人高度上瘾的鸦片。鸦片市场在东方的日益繁荣，使这种灵丹妙药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回母国英格兰，英国出现了对吗啡及同类产品海洛因和可待因的需求，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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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年）被视为英国医学之父，因他制成了一种以阿片特制的酊剂，并称之为“阿片酊”，这是一种阿片、雪利酒、肉桂、藏红花和丁香的混合物。阿片酊几乎成为所有英国内外科医生的日常必需品，这也使亨特可以在乙醚和氯仿麻醉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进入禁地探险。实际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其他一些早于亨特的人是第一位重要的外科医生（例如帕雷和波特等人），但只有亨特是最后一位在没有全面麻醉的情况下开展手术的伟大外科医生，而他所享受的那些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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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国外经历为亨特带来了他一直以来希望收获的成果，他得到了社会地位优越、对哲学感兴趣之人的承认。他从未改变自己对繁文缛节的蔑视，也没有失去对酒和粗话的热爱，但是他“充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热情洋溢的性格”[36] 赢得了皇家学会成员们的青睐。1767年亨特作为“技艺精湛的博物学和解剖学领域人才”，[37] 被选举为学会成员。在享有盛誉的学会内部，亨特还荣升为一个秘密小团体的成员，他们时常在伦敦的咖啡馆中，与詹姆斯·瓦特、詹姆斯·库克和内维尔·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等杰出人物一起展开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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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于1768年在外科医生大厅（Surgeon’s Hall）通过口试，取得了外科医师公会的执照，终于有权称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了。亨特终于真正地拥有外科医生这一头衔时，他的学生威廉·希彭和约翰·摩根已经在费城开办了医学院，并成为外科学和医学教授。在取得执照的五个月内，约翰·亨特的身份也随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被任命为圣乔治医院（见彩插5.5）的全职外科医生。亨特刚满40岁，事业上的成就和名望继续攀升，呈青云直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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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继续组建着自己的动物园和外科标本库。作为圣乔治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对绝望病患的治疗欲望和忍耐力，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外科实践。医院的地理位置紧邻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这也是威廉·亨特后来被封为夏洛特王后的御医并担任其产科医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此高贵的头衔，似乎不会出现在约翰·亨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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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对解剖学的热情和高超的教学技巧，从科文特花园的小解剖学校完美地转至鼎鼎有名的圣乔治医院。粗野无礼的苏格兰人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英国首都外科医生中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将有多达500名学生被其怀疑主义精神和研究方法深深吸引，接受指导，学习医学。多年来，他致力于动物实验，坚持不懈地收集外科标本，这些实践活动渐渐使他相信，古代对疾病的认识和体液失衡的观念存在着考虑不到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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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在并不了解病程的情况下就对病情进行干预，这犯了严重的错误。亨特的前辈们在黑暗中蹒跚而行，而他构想出简单的实验来理解治愈、炎症和病程。他以炉火取暖，以烛光为伴，凭借着最原始的检查器械，对各式各样的动物和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调查。在亨特的实验中没有禁区——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身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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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王时代的伦敦，随意的性行为使性传播疾病（包括梅毒和淋病）遍及这一帝国首要港口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时距离人们就细菌理论达成共识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性病是微型杀手在男女之间传播的最好例证，但是人们依然没有发现罪魁祸首。亨特决定从疾病传播的某个方面开始探究，他想知道，仅梅毒病人的硬下疳分泌物就可以携带疾病并传播给其情人吗？另外，亨特还尝试确定淋病和梅毒到底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还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为了进行此项研究，亨特设计出一个方案，给一个没有性病史的无症状健康人士接种取样于淋病患者的乳白色分泌物。但是，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志愿者，知情而且自愿将性病患者的溃疡分泌物接种在……自己的阴茎上？盗尸的外科医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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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进行了惊人的自我接种实验，并以第三人称严格地记录了实验结果。他从未说明病人的身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亨特本人就是实验对象。1767年5月，亨特记录道：“周五，以针头蘸取来自淋病的性病物质［乳白色分泌物］，并刺入阴茎两次；一针刺入龟头，另一针刺入包皮。周日，被针刺部位出现瘙痒，一直持续至周二。”[38] 几位同事和学生在当时的记载显示，亨特承认他给自己接种了硬下疳，这一不争的事实令人严肃地意识到，任何情况也无法使约翰·亨特停下钻研人体奥秘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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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阴茎上的一处“瘙痒”发展为感染的结痂，很快就产生了分泌物，“尿道口有些翻起，排尿出现异样感，所以尿液中应该也存在该分泌物质”。[39] 这时，他还无法确定自己正在出现的是淋病症状还是梅毒的早期阶段症状，但是不到10天他就意识到梅毒正在自己体内萌发，他的阴茎末端长出了溃疡性硬下疳，同时腹股沟出现腺体肿大。是亨特疯了，还是那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让他毫无保留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令自己终身患病？亲爱的读者，请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淋病是自限性疾病，通常不出现复发；梅毒则不然，它是一种微生物导致的终身感染，数年间会一次又一次地发作，表现为三种主要的临床表现，其中包括大脑和脊髓的感染，在最后一个阶段（三期）导致精神失常。亨特先生自己刺破其性器官时故意涂抹的就是这种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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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染七个月后，约翰·亨特的皮肤上长出“铜色斑块”，扁桃体出现溃疡。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在溃疡上涂抹汞，直到症状彻底消失。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发展到了三期梅毒，但是他最终在65岁时死于心脏病；在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中，将近1/3的人会出现心脏疾病，这可能与梅毒有关。亨特对于拿自己做实验的恐怖忍耐力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会对他面临未知事物时的奉献精神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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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不顾一切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内心纠结不已，不过了解医学史的学生们也必须承认，外科医生通常对令人厌恶之事免疫，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既能忍受令人作呕之事，又对疾病深恶痛绝，这两股力量达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许多医疗领域的突破便源于此。就像消防员痛恨火，却勇往直前地冲进火场，医者厌恶甚至畏惧致病微生物，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流行病的狂流。约翰·亨特架起了从古老的中世纪放血疗法到科学式外科医学的桥梁。就像探险家和开拓者们甘愿生活在一片原始的荒野中，在外科医学仍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亨特心甘情愿地陷入了那片一无所知的泥潭，为外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亨特认为所有的外科手术均应遵循科学原则，建立在推理、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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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的讲座经常批判和颠覆传统观念，他认为“放血疗法不仅无效，而且还具有潜在危险”，[41] 他是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外科医生之一。接下来的一代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深入领会了亨特对现代外科的影响，又谱写出许多传奇经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长亨利·克莱因第一次参加亨特的讲座完全是出于好奇，听完讲座后，他说道：“听他讲课时，我对自己说：‘这是阳光雨露，拨云见日。’我觉得自己以前所学，相比之下，什么都不是……我想我可能也会像亨特先生那样自己去思考。”[42] 另一位来自圣巴塞洛缪的伦敦著名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John Abernethy）总结道：“我相信他在医学界发起了一场伟大而重要的革命……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著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思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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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世界的另一场革命打响，难以让人理解的约翰·亨特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国王乔治三世的外科医生。有人说他是《化身博士》主人公的原型——表面上是莱斯特广场上受人尊敬的医学实践者[44] ，背地里却是罪孽深重的夜半盗尸贼。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外科学的奠基人。约翰·亨特耗尽一生的精力和财力进行医学探索，最后身无分文，只有他收集的大量外科标本和医用珍奇发明被捐赠给了皇家外科学会，与他同时代的那位蒙蒂塞洛的美国哲人[45] 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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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于1793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参加医院工作人员会议时去世。当时，亨特正在为一个有关住院医师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愤怒告终。他“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在反抗中死去，正如他这一生所为”。[46] 他在没有麻醉、对不孕不育也没有任何了解的时代，进行了取石和囊肿切除等原始手术，以及对创伤的初步处理和治疗。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乙醚宣告面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手术刀下的患者带来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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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在后来柏林的朗根贝克（Langenbeck）、维也纳的比尔罗特（Billroth）和英国的利斯特（Lister）身上看到亨特的影子；在亨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像现在的外科医生那样洗过手，也没有想象过细菌的存在。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在医学领域几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外科巨人，却对外科医生的科学培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从理论上说明，“医院……不仅应该是为穷人提供援助的慈善机构——我们甚至可以说，外科医生在这里获得治病经验，然后到富裕的患者身上碰运气——而且还应该是培养未来外科医生的教学中心”。[47] “我的动力，”亨特总结道，“首先是为医院服务，其次是传播医学知识，因为所有人都可能与这门技艺产生关系。”[48] 在亨特去世前不久，另一名年轻的费城人来到伦敦。这名学生的父亲询问亨特，他的儿子需要读哪些书。“亨特便带着他们来到解剖室，几具正在解剖的尸体躺在那里。他声明道：‘这些就是您的孩子在我手下将要读的书，其他基本都不需要。’”[49] 亨特当然是正确的。在18世纪，几乎还没有哪本医学教科书能准确解释或帮助探讨疾病的起因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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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科学的起步，盖伦派医学濒临消亡。一个世纪前，威廉·哈维去世时的情景让人们警醒地回忆起希波克拉底的信仰。1657年，威廉·哈维中风后发现自己无法说话，“他的舌头麻痹了，动弹不得”。[50] 哈维叫来他的药剂师，比画着示意把他的舌头切开，这个操作完全符合盖伦的体液学说，认为“放血”会促进语言能力的恢复。对于这位揭开血液循环之谜的人来说，脑出血和中风的奥秘仍然深邃玄妙，野蛮地割伤舌头“根本没用……于是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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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显然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发作，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高水平的医院里，那么肯定会有一组包括医生、护士与技师的急救人员做出“快速反应”。虽然亨特在去世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抢救，不过他可怜的灵魂没有遭受毫无意义的盖伦派治疗。亨特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科学外科奠基人”的字样，这位奠基人彻底地改变了解剖学、医学教育和外科学，使外科学从一项卑微的副业提升为一项未来可期的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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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Paget, John Hunter, Man of Science and Surgeon (London: Fischer Unwin, 1924),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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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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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Wright, Circulation: William Harvey’s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Vintage,2013), 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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