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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医生解释说，黎明时分，这名送货员在屋外卡车旁的雪地里被发现，发现时面部朝下，卡车启动着。救护车飞速赶到现场，他的太太惊慌失措、悲恸欲绝，充满了焦虑和无助。经急诊室抢救无效，急诊医生宣布死亡，并将其送到地下室的太平间。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法律，指导当地的验尸官是否应当下达尸检命令；在这个案例中，死者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于家中非正常死亡，所以最后需要对其尸体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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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着蓝色刷手服和一次性纸质手术衣，与在手术室的穿戴毫无二致。防水手术衣提供了一层保护和一点点温暖，戴上防护镜可以防止体液溅入眼睛。我们准备好简单的器械托盘，之后就要“亲自查看”［“尸检”（autopsy）一词的字面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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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着手套，一只手按住死者的躯干。因为死在冰天雪地里，再加上刚刚在尸体柜中冷藏了几个小时，他的身体异常冰冷。安德森医生手握尸检刀，醒目的大刀片专门用于做胸前的长切口。我又瞥了一眼死者的脸——面容扭曲，面色发青，由于他趴在雪地里死去，脸的右侧被压平了。几个小时前他还活着，现在却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具人造的假尸；只有切开宽阔的胸膛才使我确信——他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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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医生沿着胸腹正中做了一个纵切口，起点始于胸骨上窝（胸骨顶端覆盖气管的薄层皮肤），然后绕过肚脐向下止于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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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器械剥开皮肤边缘之后，我准备好骨锯，以劈开胸骨。彼时我已经学会了使用骨锯，安德森医生让我从正中劈开胸骨。这与心脏外科医生使用的是同一种器械。作为一个医学生，能够在成为医生之前操作真正的外科器械令我感到兴奋不已。我在骨缘之间放置一个肋骨牵开器，转动曲柄一周便可以使肋骨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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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胸骨被劈开后，心肺就暴露在眼前。深红色的心脏一部分包裹在鼓起的肺中，肺部是影影绰绰的、湿乎乎的一片灰白色器官。心和肺的颜色、结构、功能和重量截然不同，就如同阴阳结合。胸腔包裹着心脏与脆弱的肺组织，其周边由肋骨环绕而成，底部是强健的膈肌，它是胸腔与腹腔的分界线。膈肌上有三个一英寸大小的裂孔，分别有食道、主动脉与腔静脉穿过。我们小心地切开厚厚的膈肌，保护好血管与食道的完整性，避免血液或食物的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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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腹腔，我们在这里遇到小橄榄球似的肝脏、肾脏、消化道（胃、小肠和大肠）、脾脏、膀胱和胰腺。由于我们非常仔细，没有损伤肠壁，因此还没完全消化的食物和大肠中的粪便都没有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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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学研究人员，我们在检查这些器官时有几种选择。最老式的方法就是简单地用手进行探查，靠观察来推测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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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法是将胸腔和腹腔内的器官切下来。罗基坦斯基法（Rokitansky method）是将器官成组切除，放在旁边桌上进行检查。菲尔绍法（Virchow method）是将器官逐个切除，在原处进行探查，并提取组织样本以进行显微镜分析。与徒手探查相比，这种方法可谓是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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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们要使用的技术，不雅地说，让我想起与父亲和兄弟们在家乡怀俄明州的牧场上狩猎时学到的“宰鹿”法。勒蒂勒法（Letulle method）首先需要将喉部至肛部的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暴露出来，然后将它们一齐切除。在切断腔壁上的软组织粘连之后，病理科医生托出心脏、肺、消化系统以及腹部的所有器官，它们之间仍然互相连接着，留下被挖空的腔体。在解剖台上，这些器官脱离了周围的体壁，所以评估就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轻松地对每个器官进行逐项检查。我的导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毫无疑问，其发明者应该出身于一个猎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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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德森医生完成了大量的器官切除工作之后，费力地将这一堆滑溜溜的组织转移到解剖台上。在这里，我们开始慢慢地切开器官，寻找明显的异常状况；同时对组织进行取样，将样本放入带有标签的小塑料器皿中，倒入福尔马林并拧上橙色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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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是最后探查的部位。将尸体顶部的头发分开，沿颅骨顶部做长切口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头皮向侧面剥下，露出颅骨。用专门的锯沿颅骨切开，并剔除软组织粘连后就可以看到光滑且厚实的乳白色脑膜。这层结构被称为硬脑膜（拉丁语：坚强母亲），切开后可见脑组织。在颅底切断神经连接与脊髓后，安德森医生托出一团胶状物质，并（不可思议地）将一个完整的人脑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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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的大脑非常坚实，呈粉色，布满了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萎缩的沟回，不过这位年轻人的大脑比较光滑饱满，相对于他的颅骨来说似乎大了一些，里面填满了生命之源。我们用手指对大脑皮质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在沟回之间查看是否存在血管破裂或肿瘤的迹象。经过肉眼检查，我们没有发现该器官有明显异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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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医生和我分立在一张狭窄解剖台的两侧，用双手将大脑牢牢地固定住。他抓起一把长度为12英寸的手术刀，看上去很适合切火鸡，然后开始像切面包片一样对大脑进行切片处理，每片厚度约1/3英寸，并将切片放在一个大盘中。最后他切出了一整盘大脑切片，几乎就像一盘大号曲奇饼干一样，这样可以对整个大脑进行彻底的检查。这种方法比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的出现早几十年，是深入研究死者脑结构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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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的解剖之后，我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心脏。其他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的怀疑就集中在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上。在导致猝死的严重心脏病发作病例中，心肌通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没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对于死亡之前与心肌缺血斗争数日的患者来说，其心肌会变得苍白——甚至发黄。这位送货员的心脏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因此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冠状动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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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是我们身体的泵站。虽然我们的全部血液都来自心室的搏动，但是血液并不会灌入这个泵本身的肌肉组织。心肌需要它自己的供应血管，即冠状动脉——主动脉离开心脏时的分支。两支主要的动脉，一左一右，生出小动脉分支，伸展到肌肉深处，以提供氧气和脂肪酸（作为燃料）。我们从心脏表面就可以看到冠状动脉。借助外科手术器械，我们对冠状动脉进行了解剖，以备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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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心脏中，左冠状动脉分成两个主要分支，它们距离主动脉仅1英寸，供给心脏最重要的左侧部分，正是这里有力的收缩将血液推送到全身。通过进一步的解剖，我们分离出左前降支动脉（俗称“寡妇制造者”），并将这段2英寸长、意大利面般粗细的血管切下，泡入福尔马林中。它摸上去又硬又脆，安德森医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个调查员一样表现出对这名男子死因的强烈怀疑。我想他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真凶——脱落的胆固醇和脂肪凝块刚好阻塞了这支最重要的、其粗细程度却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符的血管。安德森医生对这名男子及其家属的体恤同情，一下子就超越了科学信条和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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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福尔马林的整夜浸泡，“固定”的小块组织样本得到了进一步解剖，关键样本被放入蓝色的小塑料盒中以备镜检。这些小盒子跟嘀嗒薄荷糖（Tic Tac）的塑料盒差不多大，我们把它们装入仪器，为样本分次加入不同浓度的酒精，每次间隔半小时，酒精浓度逐步增加；再加入二甲苯有机溶剂，目的是阻止一切细胞变性或细菌生长，同时对原组织样本进行脱水处理。接下来，仪器会将塑料盒浸入石蜡中，而这些蜡块仿佛就是保存组织标本的微型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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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一堆蜡块码放整齐，交给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员，她把这些蜡块装到徕卡切片机上，这种机器会将蜡块切成一串极薄的切片，就像那种圣诞节的装饰拉花一样。她再把石蜡切片嵌入载玻片，然后带到染色站。在使用深紫色和红色的苏木精—伊红染色之前，载玻片上的组织切片几乎是看不到的，不过染色之后，组织截面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表现出细胞分化的不同形态。技术员将玻片一片一片拿出来，放入盛有化学染色剂的小金属杯中浸泡30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再以她自己习惯的方式从杯底取出玻片并进行干燥后，它们就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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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先看看号称“寡妇制造者”的冠状动脉玻片。我将玻片放置在显微镜载片台上，蔡司显微镜上的小平台中间设有一个小孔，光线可以从下面穿过。我低下头，通过目镜观察，并旋转聚焦环，直到细胞清晰可见。动脉的横切面显示，该动脉已经完全被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阻塞，我盯着杀死这位患者的致命杀手，仿佛心脏病发作那一刻的真实情景得到再现，并于一瞬间凝固在眼前这张小玻片上。这个斑块使宝贵的血液无法流入心脏中最关键的部位，心肌失去了燃料和氧气，停止泵血，最终导致死者倒在了车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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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死亡和疾病的理解已经远超出我们最早的推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我的前辈们通过学科的专业化训练、怀疑主义的态度、显微镜和化学染剂，掀开了死亡的面纱，解开了疾病的秘密。如今在太平间里，我借助病理学家的器械便能够科学地解释这名男子的死因，即使我无法理解我们的生命为何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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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帕多瓦可以宣称自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重要发源地，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培养的孩子包括维萨里、法洛皮奥、哈维和伽利略；而随着18世纪的到来，一位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不久来到帕多瓦，终生献身于一项震撼人心的研究课题，即将为医学世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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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巴蒂什·莫尔加尼（1682—1771年）19岁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组建了一个面向学生和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学会，名为“不眠学院”（Academia Inquietorum）。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莫尔加尼读到了西奥菲勒斯·博尼图斯（Theophilus Bonetus）的新书《墓地》（Sepulchretum ），这是一部数千个临床病历及相关尸检的资料集，由博尼图斯汇编而成。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医学文献，来自一系列不同的作者，遗憾的是，文献未经整理，内容凌乱无序，几乎无法阅读。年轻的莫尔加尼“却全神贯注地读起了《墓地》……他开始明白，这本书建立在最基本的事实之上”。[1] 起初他着手修改此书，但是后来将其发展为一部以他自己的病例为基础的全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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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莫尔加尼开始这项研究课题时大概20~21岁。他收集了自己正在治疗患者的信息及尸检结果。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敏锐的临床分析，以及为了支持其临床结论而偶尔进行的生理学实验，他将一个一个的病例汇编成书。“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执业医师的聪明才智，一名卓越的解剖学家的顶尖技术，一名实验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以及他对细节的锲而不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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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尼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耐心？接下来的60年 里，他一边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治疗病人，一边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编写这本即将改变医生看待患者的角度以及思考疾病本质的著作。莫尔加尼于1761年出版了《疾病的位置与病因》，那时他已经80岁高龄，仍然在给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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