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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精力异常旺盛（他可能患有躁郁症，发作时表现得狂躁不安，或严重抑郁，无法工作[17] ）。他喜欢思想上与他志同道合且同样不知疲倦的学生。特奥多尔·施旺（1810—1882年）是穆勒的早期学生之一，极力拥护他的朋友、植物学家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1804—1881年）在不久前提出的细胞学说。施莱登和施旺两人在1838—1839年的研究解释了细胞的生长、功能和相互作用，为重新认识细胞在动植物体内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化学已经有了原子论，现在生物学具备了细胞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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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穆勒很快将显微镜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不久便开始使用显微镜检查肿瘤的细胞结构。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以及1839年的革命性剧变，使年轻的医学生鲁道夫·菲尔绍在医学道路上大步前进。就像两个超新星发生了碰撞，爆发出来的知识能量在科学史上几乎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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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菲尔绍精力充沛且聪明绝顶。他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并学过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除了多种语言能力之外，他还热衷于研究考古学、人种学和政治学。20岁时，他在从柏林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习得“大自然在天地之间的一切普遍知识”。这位盛气凌人、信心十足的德国人，身材单薄瘦小，眼镜后面是一双猫头鹰般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医学院即将毕业时写道：“……如果你认为，让我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知识，那你误会了。我关注的是不完美之处，我总是有意识地追求尽善尽美，对于知识的发展进步，我比大多数人更积极努力，这才是我的骄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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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绍于184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一开始就职于柏林的夏里特医院（Charite Hospital），在病理学家罗伯特·弗罗里普（Robert Froriep）的手下工作。1845年，也就是他毕业两年后，菲尔绍发表了一份病例报告，报告中的50多岁的女性厨师在柏林死于不明疾病。尸检发现其器官的血液中含有一层黏稠的乳白色物质，像蜡一样漂浮着。这名24岁的医生第一眼看到这种物质时必然认为是脓，因为苏格兰医生约翰·休斯·贝内特（John Hughes Bennett）在四个月前首次将这种疾病描述为化脓。然而，菲尔绍并不认为这是“血液化脓”或者感染。他将血液样本涂在显微镜玻片上，使用原始的胭脂红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然后仔细地观察该液体的成分。眼前出现了一群巨大的圆形细胞，散布于小的红细胞之间，这让菲尔绍感到茫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决定就按照其外观将它描述为“白色血液”（weisses Blut）。后来，在1847年发表的文章中，菲尔绍采用了希腊语的“白血”（leukemia）一词来描述“白血病”的两种症状，一种是脾脏肿大，另一种是白细胞浸润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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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绍还在1846年发表过一篇关于血凝块性质的文章，提出了深静脉血栓（较大的血凝块）和栓塞（移动的血凝块）的形成理论，这些理论在多年后都得到了证实。这位25岁的年轻人破解了栓塞之谜，指出是较大的血凝块从腿部或手臂的静脉中脱落并移动至肺部，完全阻塞了血液流动，最终致命。此前还没有人这么想过。也就是说，菲尔绍在短短一年间准确无误地确定了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两大疾病，甚至推测出了病因。凭借自己在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他决定出版一本期刊——《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医学档案》（The Archive of Pathological Anatomy and Physi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该刊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至今仍在发行，简称《菲尔绍档案》（Virchows Arch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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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中，菲尔绍精妙地概述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他断言：“病理解剖学是阐释结构错乱的学说，而病理生理学是阐释功能紊乱的学说……病理生理学会逐步实现其目标，它不是少数人头脑一热的创造，而是许多研究者勤勤恳恳通力协作的成果——病理生理学将会是科学医学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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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文反复看到的那样，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科学、政治和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菲尔绍坚持社会医学的理想，引起执政当局不满，他失去了在柏林的工作岗位。菲尔绍搬到附近的维尔茨堡之后，进入了人生中最出成果的时期。他钻研了炎症、癌症、肾病，以及皮肤、指甲、骨骼、软骨和结缔组织的解剖学。[19] 在没有电力、显微摄影和图像投影的情况下，菲尔绍发明了“桌上轨道”，将显微镜沿轨道从一个学生传给另一个学生，这样学生们可以仔细地观察老师想让他们检查的地方。他恳请学生们“从微观层面观察”并接受他的观点，也即“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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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尔茨堡生活了将近10年之后，菲尔绍于1856年大张旗鼓地回到柏林，在那里等待他的除了热烈的欢迎，还有专门为他而建的病理学研究所。在维尔茨堡的日子里，菲尔绍对细胞功能和细胞行为的理解产生了几次巨大的飞跃。菲尔绍影响力非凡，有时也会采纳吸收其他德国研究者的观点，不断加强自己认为细胞具有重要地位的论断。首先他在1852年宣布任何新细胞都来自已有细胞的分裂。1854年，他写道：“一切生命都来自直接继承。”最终在1855年，菲尔绍在《菲尔绍档案》中有力地总结称，一切细胞来自细胞 （Omnis cellula a cell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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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细胞来自细胞”这一论断是多么掷地有声，恐怕要等到四年后另一本著作出版时与之比较，人们才能理解——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与陌生人打招呼时，我们会问：“你来自哪里？”询问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最具洞察力和独创性的研究者总是能比他的同行们更深入地钻研和观察，从而将哲学的断点连接起来。和达尔文一样，菲尔绍将想象力与多年来的科学探索结合起来，就我们的起源问题构想出了一个总体思路。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的聚集体，细胞不断地分裂着，并最终获得特殊性和独特的功能。胚胎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每种动物都是以单细胞开始其生命旅程的，通过细胞分裂使数量倍增。唯一例外的是在生命火花燃起的那一刻，两个细胞——卵子和精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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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胚[20] （morula，即拉丁语里的“桑葚”）中的原始细胞具有“不确定性”，它们能够成为体内任何一个部位的任何细胞。这就是原始的干细胞 ，具有超乎寻常的反应、适应和变形能力。我们的一生中，细胞一直在响应并遵守着来自周围细胞的化学信号，将自身定位于某个具体的细胞系之中，从而形成更高级的细胞邻域，最终形成功能组织和器官。误入歧途的异常细胞会失去正常功能，更糟的是还会带上一种恶魔般的特征，不仅阻碍了正常的细胞功能和器官功能，而且加速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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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绍及其继承者深刻地探索了生命细胞基础的重要意义，彻底摧毁了元气、体液和生命活力等古老而神秘的猜测。因为人们已经理解疾病是一系列“生物化学失调现象”[21] ，而且疾病在未来会通过针对功能障碍部位的治疗干预得到解决，所以认为治病就是恢复“乱成一团却又难以理解的体内平衡”[22] 的看法，已经不再被人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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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深思的专业人士们将瘴气、恶气、体液失衡和占星术无情否定。菲尔绍的代表作，1858年出版的教科书《细胞病理学》，表明“医学的进步”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它将成为下个世纪医学研究成就的指导手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医学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将菲尔绍的这本书与维萨里、哈维和莫尔加尼的著作一同列为“自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以来最伟大的进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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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菲尔绍确实 获得了自己年轻时所希望的“大自然在天地之间的一切普遍知识”。舍温·努兰将他称为“使用显微镜的希波克拉底”。菲尔绍与他擅长显微术的日耳曼同胞们，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会使用苏木精—伊红等先进染色法的学者们，使德国在19世纪中期到晚期成为世界医学圣地，以朗根贝克和比尔罗特为首，德国和奥地利的外科医生们成为全世界的学习焦点，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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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曾经提到过，对于前295代人类来说，一个受到病痛折磨的人，与其求医问药，还不如“一个人承受”。只有在最近的5代人中，明智的患者才能通过寻求医疗照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鲁道夫·菲尔绍和其他许多医学科学家一样值得称颂，他使我们注意到细胞是构成生命大厦时最基础的砖瓦，天地万物都要通过它来吸收营养、交换能量、构成组织、应对压力、存储信息、形成交换中心、组成配子（卵子和精子）以创造另一个生命。菲尔绍也并非有功无过——他一生都否认达尔文的学说和细菌学说。然而，他确立了疾病的细胞基础这一观念，创办了重要的刊物《菲尔绍档案》，撰写了2 000篇文章，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这一切足以让他进入医学圣殿。更重要的是，他引领了医学的蜕变，揭开了细胞、组织和器官内部运转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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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医生清醒地意识到了疾病的器官基础，并迅速地进一步认识到疾病的细胞基础。当然，他们一旦了解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还将进一步理解疾病的遗传基础。医生认识到细胞是生命的基本构成要素，使他们摆脱了数千年来迷信的束缚，而工业化学的崛起将很快产生有效的化学治疗方法。在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从放血和给脓肿引流转变为诊断疾病，也就是与病理学家共同探寻确诊的方法及其治疗方案。长期以来，外科医生一直试图与理发师撇清关系，但他们追寻并实现自身重要性，靠的并不是英勇的行为和展示灵巧的手艺，而是依靠从科学上重新定位外科。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总是从最热衷病理学研究的医学中心培养出来的，这绝非巧合。外科医生从来都不是“健康”专家，而是临危受命的雇佣兵，因此，他们必然是从需要调查与解释疾病和外伤成因的环境里获得知识养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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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外科医生对此做出了贡献，美国医生也第一次参与其中，最终使人微言轻的外科医生获得社会公认的地位。外科医生的先驱们组织调查研究，操作实验仪器（如显微镜），改进技术技巧，查阅研究结果，并首次开始改变其同胞的命运。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又有了一项惊人之举，他们不仅在极端条件下为濒临死亡的病人做手术，还开始了择期手术的实践。由此，外科医生一路走向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如今的患者不仅希望手术不会危及生命或引发巨大痛苦，还希望手术不要引起任何不便、困扰，甚至不要影响他们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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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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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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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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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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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udolf Virchow, “Morgagni and the Anatomic Concept,”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ct. 1939; vol. 7, pp.9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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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toni Lewenhoeck, “De Natis’e E Semine Genitali Animalcul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65–1678). 1753-01-01. 12
:104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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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therine Wilson, The Invisible Worl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icrosc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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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bid.,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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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rnard de Fontenelle, p.9.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VOqbtFnjR0C&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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