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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埃尔利希身为组织染色之父，也是免疫学之父，首先理解了抗体的存在。他同时还是化学疗法之父。他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去世。战时制药产业中断，再加上这位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去世后留下空白，导致化学疗法的探索停滞不前。1925年，法本公司成立；1927年，格哈德·多马克（1895—1964年）来到拜耳公司——这将为寻找真正的抗菌药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果说埃尔利希为了找到抗梅毒的治疗方法而试验了数十种不同的处方，那么拜耳将会尝试数百种乃至数千种处方。”[9] 就在石油化工即将诞生之时，拜耳公司的化学家们开始从煤焦油中制造出数千种化合物（煤焦油这种浓稠的液体是用煤生产焦炭和煤气时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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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克不仅是一名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还在“一战”中负过伤，这让他特别了解微生物敌人，极大地帮助他建立起细菌实验框架。他由此发现了毒性极强的“链球菌”（Streptococci ）。链球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球菌，接连成扭曲的锁链形状。这种病原体以造成咽喉感染、肺炎、脑膜炎以及坏死性筋膜炎而闻名，它是一种理想的试验菌，因为它不仅十分常见，而且还能以可怖的效率杀死实验室动物。多马克与他的著名德国前辈罗伯特·科赫一样，故意使实验室小白鼠感染上试验菌。在研究项目刚开始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患病小白鼠死亡，尽管多马克给它们注射了拜耳的化学家研制的各式各样的煤焦油衍生物，但还是抵挡不住链球菌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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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场艰难的跋涉，科学家们继续从化学结构上对偶氮染料类化合物进行修改，先添加氯原子，然后是砷，之后是碘。经年累月的挫败和无望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克服，这或许是一场持久战。然而在1932年，当研究小组开始将偶氮染料与一种磺胺类分子连接在一起，他们终于实现了突破。多马克多年的实践方案所产生的结果毫无二致：向老鼠腹部注入培养出来的活性链球菌后，老鼠在1—2天内死亡。1932年底，转折点出现了。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郊，研究人员为12只老鼠注射了致命细菌后，试用了一种新药，一种与磺胺混合的偶氮染料。还有14只老鼠同时被注射了相同的细菌，但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几天之内，对照组的14只老鼠全部死亡，而注射了新型化合物KL-730的12只老鼠都还活着。拜耳的科学家们在成堆的老鼠尸体中顽强前行，终于在1932年制造出世界的第一颗抗菌“魔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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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公司认为，由于偶氮染料与磺胺的独特结合，KL 730可以有效地对抗细菌，他们将这一新药起名为“百浪多息”（Prontosil）。只可惜他们错了。德国人从未对磺胺进行过单独试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一队法国科学家用各种磺胺类药物对40只老鼠反复进行同一试验，其中一组就是用不含偶氮染料的磺胺进行单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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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巴黎研究小组对试验动物的反应进行了评估。用新型偶氮-磺胺组合药物治疗的老鼠几乎都死亡了，而所有以百浪多息、鲁比阿唑（Rubiazol）以及磺胺本身 进行治疗的老鼠都活着。拜耳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心尽力地保护着自己对百浪多息的专利权，认为它肯定意味着财源滚滚，但是他们从未想过可能是磺胺本身征服了病菌。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点，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拜耳的研究小组也同样发掘出这个令人醒悟的事实。尽管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但是对于拜耳来说，这是一场财务灾难。磺胺分子早就于1908年由维也纳化学家保罗·杰尔莫（Paul Gelmo）发现，并且他取得了专利，在1932年已经属于知识公有领域。金矿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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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磺胺类药物还是为拜耳带来了利润。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百浪多息的销售，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磺胺本身才是有效的试剂，不需要偶氮染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百浪多息仅在体内有效，而在体外无效。在充满细菌的试管中，百浪多息不对细菌构成任何威胁。只有动物体内才有将染料与磺胺分离的酶。如果试验只在试管中进行，而没有在动物中进行，那么百浪多息试验必然会失败。正是百浪多息以及其他一些药物让早期的制药企业意识到，前体药物（pro-drug）确实存在。前体药物有时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药物，它按照一定目的特意加工制成，因此可以经过消化，在参与体内血液循环时转变为活性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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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浪多息及其他磺胺类药物于1935年涌入国际市场，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几乎在一夜之间，［化脓性链球菌造成的］产褥热死亡率从20%~30%下降至4.7%。”[10] 欧洲和美国的医生们都使用起这种新药，而美国公众在1936年一下子认识了新型磺胺类药物。那时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感染了由链球菌导致的喉炎，严重程度危及生命，波士顿的医生们使用新型“魔弹”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一治疗过程也促使美国迈向了现代世界。《纽约时报》在头版对这个消息大加宣传，点燃了全美各地的“磺胺热潮”，甚至有患者向医生点名要求使用这种全新的灵丹妙药。自抗生素革命之初，过度用药就诱惑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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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将进入第二场大规模战争，欧洲对合成化学治疗分子的探索也全面启动。化学家们痴迷于对化学药品的随意组合试验，坚信在细菌这个敌人面前，新型人造微粒能够以智取胜。尽管现代制药业能够创造出全新的化学药品以降低血压、增加血液流量以及改变胆固醇水平，但抗生素源于大自然，而不是科学家的想法。当时的化学家们并不知道，在此数年之前，磺胺类药物还未应用于临床时，伦敦的一个意外发现已经展开了未来医疗服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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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一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在伦敦的圣玛丽医院工作。虽然他接受了内科医师和外科医生培训，但在实验室研究方面的天赋最终使他成为一位细菌学家。1906年，身材瘦小的弗莱明加入了圣玛丽医院的接种科，不久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保罗·埃尔利希的药物洒尔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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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研究工作者一直遵循着罗伯特·科赫开创的先例，即在适宜的培育环境下，通过培养皿中生长的菌落来研究微生物的生命及敏感性。弗莱明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研究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等，对细菌进行培养并评估改变菌落形成的条件。1922年，弗莱明和一名实验室助手正在整理接种了细菌的培养皿，这时，他们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生长模式。通常来说，菌落会在整个培养皿中广泛地生长；而弗莱明注意到，在这个培养皿中，有一块没有菌群的空白区域。弗莱明刚刚从重感冒中恢复过来，这时他想起来，几天前自己的鼻涕滴到了培养皿上，于是便推测鼻涕以某种方式阻碍了细菌的生长。这位性格腼腆、沉默寡言的研究员推断，鼻涕中肯定含有某种具有抑制力的物质，他称之为“溶菌酶”（lysozyme）。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以抗菌性为特征的纯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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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使弗莱明着了迷，不过对它的研究钻进了死胡同。研究者迟早能够发现溶菌酶是如何起到削弱细菌细胞壁作用的，但溶菌酶更重要的意义是，弗莱明发现了一种能够抑制或者杀死细菌的分子，这为他在1928年取得革命性的观察成果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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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去秋来之际，亚历山大·弗莱明从海边度假后返回伦敦，来到圣玛丽医院的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保存至今，用以纪念弗莱明和他在1928年9月3日的重大发现。实验室的桌面上摞着一堆培养皿，其中有一个从高处掉了下来，盖子都没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那个培养皿，似乎感觉哪里不对，目光很快又回到它的身上。他发现培养皿上覆盖着许多葡萄球菌圆点，但是边缘的一大片白色霉菌限制了葡萄球菌的蔓延。他认出这一生长模式与自己五年多前所见过的模式非常相似，霉斑周围有一条环形带，仿佛一片非武装地区，没有菌落，也没有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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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明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这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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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明原理的情况下用霉菌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用细菌制造奶酪。距离弗莱明的发现不到100年前，路易·巴斯德解开了发酵的谜题；不到50年前，科赫证明细菌是真实存在的。弗莱明在5年多前已经推断，来自人体分泌物中的溶菌酶仍然保有抗菌特性。现在，在普雷德街上的这间小实验室里，他逐渐形成一个想法：霉菌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对葡萄球菌致命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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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霉菌叫什么名字呢？青霉菌。（请看仔细，不是“青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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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菌可能来自楼内的污染，也可能来自开窗进来的空气。人们对这种霉菌的来源进行了许多猜测：它是来自周围的实验室吗？它的存在是不是表示研究马虎大意？是弗莱明的助手因疏忽而污染了细菌培养基吗？然而最终的分析结果表明，“青霉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霉菌，可能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它可以产生自己特有的化学物质作为防御。它如何进入那间实验室并不重要，而弗莱明停下来思考其作用这件事确实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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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判断出青霉菌会产生抑制细菌入侵的物质之后，弗莱明和助手斯图尔特·克拉多克（Stuart Craddock）开始着迷于培养青霉菌，并采集由此产生的“霉汁”。然后弗莱明将这种浓缩液体在其他细菌样本上进行测试，发现它可以有效地对抗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最终他决定称之为“青霉素”，这一物质也使他扬名天下。1929年3月，弗莱明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关于青霉菌培养的抗菌作用》（“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比德国发现磺胺类药物还早几年，但是，由于青霉菌对生存条件极为挑剔，弗莱明及其研究小组始终无法培养出足量的霉菌以实现其临床价值，于是他们失去了生产出第一种抗生素的光荣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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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青霉菌培养起来十分困难，于是弗莱明放弃了。在今天看来，弗莱明主动放弃研发的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药物，这令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他们缺乏精密的研究仪器、实验室空间、人力，最重要的是还缺乏收集真菌的强烈热情。十几年后，能够驾驭青霉菌强大功用的研究团队才出现。亚历山大·弗莱明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他的青霉菌，再也没有发表过与之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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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弗莱明发表论文后，整整8年过去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任何研究人员成功地培养青霉菌并生产出青霉素。尽管一些科学家受到弗莱明1929年那篇文章的启发，但是大家都无法克服技术上的问题以理解这种霉菌的作用。这批研究者中包括牛津大学邓恩病理学院（Dunn School of Pathology）的乔治·德雷尔（George Dreyer）。1922年，威廉·邓恩爵士捐资10万英镑建立了邓恩病理学院，他是一位苏格兰的商业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南非发财致富。该学院日后以病程研究和细菌学研究举世闻名，而到1927年学院大楼竣工时，已经可以列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智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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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位机智勤奋、意志坚强的研究人员来到了牛津，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另一位来自德国，两人的父亲均已不在世。他们二人将一起驯服青霉菌，完善青霉素的生产，与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通力协作，在世界即将不堪重负之时，推出突破性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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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阿德莱德医学院毕业的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最初以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11] 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牛津。他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这位雄心勃勃的澳大利亚青年在这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病理学学习，由此迈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步。申请入学期间，弗洛里获得了多个奖学金。除了罗兹奖学金之外，他还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于是在研究生期间，他先后前往纽约、芝加哥和费城进行访学研究。他在哥本哈根、维也纳和马德里也有短期访学经历，1927年还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教育背景。1935年，他被任命为邓恩病理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转向研究细菌在肠道的不可渗透性，以及研究溶菌酶是否在胃肠道中起了抗菌的保护作用。弗洛里表现出非凡的魄力、智慧和领导才能，正在一个专业领域中砥砺前行。他只需要一位志同道合、才智比肩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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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出生于柏林的一个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移民家庭。像弗洛里一样，钱恩的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去世了，那时他只有13岁。弗洛里颇具运动天赋，在网球、板球和橄榄球方面十分出色，而钱恩是一位钢琴演奏家，曾在多个大洲办过音乐会。钱恩毕业于腓特烈——威廉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1930年，他又从柏林夏里特医院的病理学研究所学成毕业。照片中的钱恩看起来特别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年轻的病理学家在各个方面都像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他也的确是个天才。1930年4月，他开始在大学学院医院的化学病理学实验室工作。几年后，钱恩得到了剑桥的一份研究工作。在那里又工作了几年后，他成为邓恩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在霍华德·弗洛里手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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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弗洛里成功地招入了一名接受过世界级培训的科学家（换句话说，一个德国化学家），能够帮助他从生物学领域研究感染和免疫。他找不到比钱恩更好的同事了。钱恩后来写道，他“激发积极性的主要原则……向来是寻找一种有趣的生物现象，它可以从化学基础或生物化学基础的层面来解释，然后他试图分离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活性物质，并且/或者研究它们的作用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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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工作的人都知道，每周的例会是研究成果的命脉。开会时，实验室主任会询问特定实验的进度，并请研究小组的各个成员对实验结果的意义进行评论。预期之外的结果是主要关注对象，因为它们可能意味着实验失败，或者出现了新的检验途径。还有一类议程偶尔在周会上出现，对全新的调查研究项目进行审议，通常是以新发表的文章或演讲报告为基础的。展望新研究能够为渴望实现突破的实验室点亮未来之光，有时候，激发新想法的最好方式是挖掘以前的研究出版物，重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尘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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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青霉素研究者先驱的故事很多听起来真假难辨，但邓恩学院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一次下午茶讨论使人印象深刻。弗洛里和钱恩讨论起弗莱明于1927年发表的一篇没了后续的文章。尽管没有研究团队在探究青霉菌的副产物方面取得成功，但弗洛里之前的院长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青霉菌及其他微生物的样本冰冻起来，作为抗菌物质的潜在来源。于是在1937年，也就是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接受了挽救其生命的磺胺类药物一年之后，弗洛里与钱恩开始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效培养青霉菌并生产青霉素。对于这个研究小组来说，战斗已经打响，尽管任务艰巨，难以完成，可如果他们希望了解这些毛茸茸的白色霉菌的防御机制，就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不论这次例会是一时兴起的探讨，还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它都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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