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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就是19世纪30年代末费城群众中的那名医学生。他来自距亚特兰大90英里的小镇丹尼尔斯维尔（Danielsville），出身于富商家庭。朗在佐治亚州阿森斯读完大学之后，就读于美国最古老的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并于1839年毕业。这所学校由在欧洲受训的内外科医生创建，朗有幸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尽管在1839年人们对病菌、癌症和疾病的细胞基础缺乏了解，而且当时医学界没有麻醉和抗生素。虽然朗的导师们实践的医学方法是基本无效的，但他确实学到了正确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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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朗离开了费城，于1841年在纽约市完成了实习。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建于1736年。朗在纽约市时，简单着急的小手术会在这里进行。在19世纪30年代，外科当然没有精细的分科——因为分了也没用。然而在人满为患、疾病泛滥的大城市医院里接受培训，还是会让人受益匪浅。在医学和外科领域，丰富的经验至关重要。朗上医学院时，医学期刊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大量生病受伤患者的经验。当然19世纪中叶的美国医疗都是些徒劳的作为，但是由莫尔加尼和罗基坦斯基开拓的新型诊断方式，至少使医生们能够有理有据地推测患者死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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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纽约铺天盖地的患者加上朗对笑气和乙醚神秘威力的深信不疑，促使他得出这些气体能够使人失去知觉的假说。没有证据表明朗在纽约讨论过气体用于麻醉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他在美国最重要的两所医学圣殿接受培训后，又退居佐治亚州的另一个小镇，在此仅仅一年后就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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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朗来到杰斐逊镇，那里是丹尼尔斯维尔的邻镇。他不出一年就改写了历史，尽管许多年后世人才意识到这一切。1842年3月30日，克劳福德·朗为一名颈后长有肿瘤的年轻患者进行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麻醉。这次历史性突破发生于杰斐逊镇学院街保存至今的一栋二层红砖小房子里，那位高大消瘦、蓄着胡须的南方人在这里给年轻的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使用了乙醚。肿瘤切除手术像抗生素问世之前的所有手术一样，是一种提取术而不是植入术。这台手术也毫无疑问是在窗旁进行的，医生要借助阳光的照明，因为白炽灯泡还要等上几十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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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克劳福德·朗没有想过要将这一革命性技术公布于众。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中，有很多至关重要的时刻是由孤独的天才在小村庄中悄无声息地造就的。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并不急于向世人宣布这些发现。几年过去后，朗在1846年12月9日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身）上读到约翰·柯林斯·沃伦（John Collins Warren）的一篇报告，内容是使用乙醚来防止术中疼痛的惊人成果。我们可以想象朗大惊失色的样子，他自己的发现被一批来自波士顿的内外科医生抢先发表了。同时，他对别人同样使用乙醚解开了疼痛难题感到震惊，没有利用自己快人一步的优势则使他十分沮丧。这些阴郁的情绪会随着波士顿三位先驱人物的争名夺利而不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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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波士顿红线地铁在查尔斯/麻省总医院站下车后，你会看到对比鲜明的两个建筑：一边是金属和玻璃建成的、闪闪发光的高架车站，一边是石砖砌成的、令人惊叹的自由酒店大楼，其前身是萨福克郡监狱。沿着坎布里奇街向东走，你会遇见医学历史与创新博物馆（Museum of Medical History and Innovation），显然这是我在波士顿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左转弯，沿树丛街一路往北，两侧是庞大的城市停车设施。一个街区之外，弯道尽头坐落着一排医疗建筑，红色方砖砌成的房屋和由银色金属与玻璃建成的医疗大楼错落有致，这片楼群的尽头是麻省总医院的白色塔楼。事实上，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麻省总医院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看不到的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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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径直走向麻省总医院的塔楼，而是沿着帕克曼街向东漫步，经过王氏日间护理中心（Wang Ambulatory Care Center）后，左手边会出现一条绿树成荫的小巷。这里是另外一片医疗楼群，而如果你在公园般的环境中沿着人行道一直走，放眼望去，就会看到斜坡上隐藏在树后面的建筑。走过大约400英尺后，这栋建筑物便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原来的 麻省总医院，已经有200年历史了，现在叫作布尔芬奇大楼（Bulfinch Building），是以建筑师查尔斯·布尔芬奇的名字命名的，主要作为医学院的行政办公室（见彩插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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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凝望着白色花岗岩建成的布尔芬奇大楼，目光径直向上，越过三层窗口以及上方的三角形檐顶，会看到一个正方形的中心塔台，塔台上面支撑着一个大型穹顶，穹顶上还有一个小圆顶，两者外层都是铜制的，现在变成了铜绿色。这座富丽堂皇的古典复兴式医院看起来与周遭格格不入，周围的临床楼里都挤满了患者、住院医师、护士和主治医师，而布尔芬奇大楼却寂静无声。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医学院校园在扩张，这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当你站在楼前，时间仿佛停驻在1846年历史在其穹顶中被改写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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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球的第一个手术演示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04年投入使用。和欧洲以及美国建于19世纪的其他手术演示厅一样，费城和波士顿的手术演示厅设在有大窗户和天窗的建筑顶层。蜡烛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光线，但是在电力出现之前，外科医生还是希望运用阳光这种最强的照明方式。麻省总医院于1823年竣工，虽说建筑师将手术演示厅设计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肯定没错，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后，为手术实践而设立在顶层的手术演示厅，也成了外科学翻天覆地变化的符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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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12月10日，一场大型活动的广告出现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新闻报》上，题为“大型展示：吸入一氧化二氮的效果”，这则广告吸引了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前往活动现场。特别要说的是，哈特福德一位名为霍勒斯·威尔斯（Horace Wells）的牙医与太太一起参加了这次展示活动，他对笑气能够为志愿展示者（包括一名腿受伤流血的年轻人）遮蔽疼痛感到十分惊讶。几周之内，威尔斯医生便在笑气的作用下为患者拔牙，他后来写道：“我对这项发现感到非常兴奋，于是立刻动身前往波士顿，决定把它交给合适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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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勒斯·威尔斯来到100英里以外的波士顿，通过以前的一位合作伙伴认识了城里的医学领军人物。威尔斯曾经在哈特福德与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1819—1868年）合作经营牙科诊所，尽管只有1842年到1843年的短短一年，但是他们显然是好聚好散。1845年2月，在威尔斯开始在牙科使用笑气仅两个月后，莫顿安排了他与麻省总医院外科主任约翰·柯林斯·沃伦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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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前往波士顿，其间又与美国顶尖外科人物会面，并且在哈佛大学向医学院的学生们展示自己的技术，这一切都令威尔斯感到兴奋不已。然而欣喜很快就被尴尬和遗憾取代。威尔斯受邀对一位需要截肢的患者使用一氧化二氮，可是等待了数日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同意，可谁又能责备他呢？这时有人提议威尔斯去主持一台使用笑气的拔牙手术。在某种程度上，这让威尔斯轻松了不少，毕竟与截肢这样的大手术比起来，牙科麻醉是他自己熟悉的领域，于是他带着乐观的心情迎来了晚冬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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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威尔斯后来回忆道：“几位医生和大量的学生前来观摩手术，患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人。非常遗憾的是，手术中气囊撤掉得太早，患者在拔牙时笑气只起了部分作用。患者证实自己感到了一定的疼痛，但是没有通常拔牙时那么疼。由于没有其他患者在场，试验也无法重复进行，有些人认为这是在骗人，这甚至是我无偿服务所得到的唯一回报。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启程回家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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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勒斯·威尔斯羞愤地离开了波士顿，不过在离开之前他与莫顿及莫顿在哈佛的化学教授查尔斯·杰克逊见了面。尽管展示失败了，但是这三人之间的会面成了乙醚医用的起点。莫顿是马萨诸塞州人，曾经就读于巴尔的摩的牙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牙科学校，此前的牙科学与早期外科学相似，主要以师徒相授模式教学。莫顿是否真的从牙科学校毕业这点尚存争议，[19] ，[20] 不过他回到了新英格兰，并与威尔斯短暂地合伙开了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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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受到巴尔的摩牙科教授的影响，莫顿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牙科治疗方式。所以，不管是在哈特福德，还是后来在波士顿，当患者由于他所选择的治疗方式而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他的内心常常饱受挣扎折磨。踌躇满志又勤勉好学的莫顿为了赢得专业认可，于1844年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并选修了查尔斯·杰克逊的化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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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杰克逊（1805—1880年）也是马萨诸塞州人，成长于地质学、化学、医学和矿物学等专业知识突飞猛进的激情时代。杰克逊的本科学位和医学学位都在哈佛大学获得，起初他留在波士顿教授和研究化学，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领域。不过职业生涯的发展以及多样的研究兴趣，使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和美国。他的一生以精明的见解和广泛的求知欲著称，但他也异常积极地维护发明的优先权，坚决声称是自己最先研发了电报、硝化棉以及最重要的乙醚麻醉。杰克逊与最终成为他竞争对手的威尔斯和莫顿一样，离开人世时并不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杰克逊在教授莫顿乙醚的性质、乙醚用于麻醉的可能性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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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勒斯·威尔斯在哈佛医学院师生面前展示笑气失败后的几个月中，莫顿开始私下研究乙醚。最初莫顿是为了自己的实践而研究的，他“有一个对自己有益的直接动机：如何缓解或消除手术疼痛的问题，每天都困扰着他”。[21] 莫顿没有用动物做试验，而在两名年轻牙科助手身上做了测试，到1846年夏天，莫顿已经对乙醚在牙科和普通外科方面的功效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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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顿一直带着谨慎的商业敏感推动着自己的科学进展，他再次向杰克逊咨询了乙醚的制备工作，与专利专员商讨了自己发明乙醚的优先权。与此同时，莫顿终于在1846年9月30日尝试让拔牙患者吸入乙醚浸泡过的手帕所散发的气体。他在一名昏昏欲睡的男性患者身上完成了手术，患者完全没有痛苦。与平时大费周折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莫顿医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拔牙手术，这使他加入了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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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顿只有一例麻醉患者的经验，他还是大胆地联系了哈佛外科学教授约翰·柯林斯·沃伦，这实在令人好奇。莫顿应该很清楚仅仅20个月之前发生过一氧化二氮事故，所以“他要么相当自信，要么有勇无谋，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他公然违背了科学的约束，因为这位27岁的牙医使用乙醚的经验极少，对其危险的了解为零，他甚至没有想过完善一下将这种气体用于人体的仪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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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莫顿快马加鞭，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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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柯林斯·沃伦（1778—1856年）是哈佛医学院第二位外科学教授，他的父亲老约翰·沃伦是第一位。虽然他的父亲创立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但是约翰·柯林斯·沃伦在欧洲接受了医学教育，在伦敦的阿斯特利·库珀爵士（Sir Astley Cooper）和巴黎的纪尧姆·迪皮特朗男爵（Baron Guillaume Dupuytren）的指导下进行了医学培训，最终从爱丁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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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波士顿后，沃伦跻身“美国医学之父”行列，创办了后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麻省总医院和美国医学会，成为哈佛医学院的首任院长，当了30多年外科学教授。令人敬畏的沃伦医生严肃认真又技艺高超，他“生硬刻板的面孔，掩饰了他整个外科生涯中一直无法适应手术室的恐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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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莫顿抱着乐观态度，但他一定也对沃伦愿意在自己的外科患者身上进行实验感到惊讶。威廉·莫顿赶紧与一位仪器制作者合作，制造出一种带有两个开口的玻璃装置，中间的容器里放有浸泡过乙醚的海绵。沃伦邀请他几天之后带上设备到麻省总医院为一名年轻的颌下血管瘤患者做手术（见彩插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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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10月16日，星期五。一位名为吉尔伯特·阿博特的年轻结核病患者在麻省总医院的外科演示厅为手术做好了准备。约翰·柯林斯·沃伦等待着莫顿的到来，等得几乎失去了耐心，言谈举止变得粗鲁起来。那天早上，莫顿对玻璃装置进行了最后的完善，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15分钟。狭长的石阶径直通往医院顶层，等着这位年轻的医学生面对最后一项挑战。莫顿赶到手术现场时，一定是气喘吁吁地面对着大量将信将疑的看客，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见证另一场溃败，另一次骗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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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迅速投入工作，准备好奇特的装置，并将吸入器放在紧张的患者面前。他让阿博特开始呼吸，几分钟后，阿博特就睡着了。在那个新英格兰深秋的早上，日光透过玻璃窗格，哈佛的学生们倚在陡峭而狭窄的观摩席上，莫顿向尊贵的外科医生点头示意：“先生，您的患者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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