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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在上方遨游，起初我并不理解古人要传达的信息。演示厅里只剩下我和太太，还有我们的导游，他很友好，没有在即将闭馆时把我们请出去。我全神贯注地努力记住这些星相标志，结果没看到重点。我回过头，看见卢卡用手臂画出一个大圆圈：“这些星座都围绕着光明与太阳之神阿波罗。想象一下几百年前的这个房间，只有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而阿波罗正在为整个房间带来光明，或者说带来理解，这也是他指向解剖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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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使阿波罗的手指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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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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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又说道：“阿波罗位于中心，是光明之神，而围绕他的这些主要星座，在17世纪被认为拥有主宰生死疾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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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的力量。如果无力控制疾病，古人渴望至少能够理解和解释它们。卢卡也是这样说的。“星座和阿波罗施加了‘影响力’——这就是神秘疾病‘流感’一词的由来。[1] 自现代曙光初现之时起，人们就对流感感到费解。是什么引起了瘟疫、传染病及其大流行？星辰与神灵，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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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光追随着卢卡手臂的指引，环视令人眼花缭乱的星座诸神，他就像是我的私人阿波罗。在并不十分遥远的从前，欧洲大陆上最有前途的学生们为了理解人体之谜和折磨人类的力量而聚集在这个神圣的房间里。在最显眼的展示中，受人尊敬的教授在讲堂上告诉学生们，是上天主宰着他们的存在。盘旋在头顶的星群统治着有识之士，人类糊涂蒙昧，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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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拉上东面的百叶窗时，我注意到映在阿波罗周围嵌板上的铭文。盾牌般的嵌板线条柔美，外围雕刻着优雅的花饰，上面刻有拉丁文格言，其中，最凄凉动人的一句话是，“对我们而言，首先是他们的力量”（ET CUNCTORUM SUBIECTA POTENTIA NO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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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以来，人类种地耕田，畜牧养殖，建设城镇，在泥板和纸张上进行数学运算，以货币完成交易，扬帆远航，以武器作战，酿酒，制乳酪，纺棉织毯，铺设公路，修渠建坝，变更河道，抽水排污，输送淡水，然而，人类却在理解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方面毫无进展：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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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解释，我们的祖先将目光转向了上天，以挣脱困惑之网——我们会生病是因为上天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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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古迷惘，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接受了以科学的概念来解释疾病的起因和治疗。植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至于如果出现无法诊断或是无法完全恢复功能的情况，我们甚至会感觉接受不了。此外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口腔或体内没有永久性植入物的人，更不可能找到一个不认识任何植入物使用者的年轻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这种转变发生在上一代人身上，并且会继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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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的猜测或许非常愚蠢（如果前面的几百页有意义的话），但外科医生一向直言不讳。不过，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关于人类最不同凡响的干预治疗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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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圣克拉拉谷医疗中心收治了一位40多岁的先生。他处于一种身体冻结但意识清醒的状态，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板子一样，一动不动；虽然他的身体几乎没有反应，但将其收治入院的神经科医生威廉·朗斯顿（William Langston）感觉到，他可能处于正常的清醒状态。这真是一种神秘的医学现象：这位患者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瘫痪”却没有丧失认知能力的？朗斯顿医生必须对此做出判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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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身体检查排除了中风和紧张型精神分裂症。虽然患者无法移动四肢，但他的身体并非松软无力，而是僵硬的。实际上，患者可以被形容为“蜡样屈曲”，即检查人员可以将其手臂举过头顶，松手后，肢体会保持在原位。这不是感染，不是脑出血，也不是精神失常。医生从认识他的人当中得知，这些症状真的发生在一夜之间，仿佛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天之内就患上严重帕金森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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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仔细的调查工作和一些“讽刺的蛛丝马迹”，[3] 谜团迅速被破解。朗斯顿医生及其他医学调查人员收集了邻近城市的急诊室病例报告、警察报告、新闻媒体的警报，再加上很讽刺的“一点运气”，他们在湾区又发现了六例猝发帕金森病的患者。这七名患者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都使用了一种新型“合成海洛因”。这种毒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特质毒品潮流”中，新近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街头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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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些悲惨折磨背后的致病因是什么？通过与执法机关以及“配合”工作的毒贩合作，科学家们获得了合成海洛因的样本，终于击中要害。他们发现了一批几乎完全由MPTP构成的劣质毒品（MPTP是一种在脏乱厨房或露营车里搞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有害分子）。事实上，在制作合成海洛因的过程中，温度至关重要，如果（不那么）“可靠”的毒品贩子打破行规，故意破坏了海洛因的调制方法，就会生成一种对大脑特定部位有毒性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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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朗斯顿和同事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发现。研究表明，MPTP对大脑特定部位具有毒性。他们认为，这种分子对这个部位的破坏是导致帕金森病的原因。由于以前从未发现过类似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全美各地的研究人员都瞄准了MPTP，将其用作一种可以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制造帕金森病的试剂。后来科学家发现，MPTP会分解成为另一种毒性更高的分子MPP+，这种分子会强力地破坏以多巴胺为主要“神经递质”的细胞，实际上就是向协调运动功能的大脑深处发送小型的化学“智能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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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莫尔加尼关于疾病的位置和病因的突破性见解，改变了医生对器官在疾病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进入19世纪，科学家们尚未理解大脑的组成部分，但人们开始好奇颅骨的形状和大小在决定个人性格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德国医生总结出颅相学，这种伪科学认为骨骼特征和独特的头部轮廓可以帮助警惕的检查人员诊断心理问题。就像大多数甚至是现在的江湖医术一样，没人能证明颅相学不是错误的，但它确实开启了人们对大脑不同部位各有不同功能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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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是佛蒙特州的一名铁路工人，他在工作时受到了致命性颅脑损伤，身下地洞中炸出的铁路捣固杆穿过他的头部，又飞出80英尺。这件事发生在1848年。在没有什么医治方法的情况下，盖奇必死无疑。然而他活了下来。当地的医生接受过以那个时代而言不错的医学培训，明白伤口清创术是有用的，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了盖奇外伤部位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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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枪大小的捣固杆从他的左眼下方进入，向上穿过头顶。令人惊讶的是，菲尼亚斯一开始还能说话，但几天之内，他就进入半昏迷状态，在死亡边缘徘徊。当地医生为他清除了血块和脓肿。当时距离抗生素问世还有将近一个世纪，盖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免疫力。他活了下来，失去了左眼，但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原本的脾气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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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亚斯·盖奇又活了十年，然而，原本性情温和、能够正常社交的他变成了一个性格极端的病人，“成日脏话连篇（他从前并没有这种习惯），丝毫不尊重同事，他自己的想法与人发生冲突时无法克制情绪，没有耐心听从劝告，有时顽固不化，有时又反复无常，想出未来的工作计划又旋即放弃，因为其他方案似乎更加可行”，他的医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份医学出版物中这样写道。[4] 患者在短期内人格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他并没有丧失肢体活动能力、语言能力以及信息处理的能力。我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位于眼睛上方的大脑“额叶”部位，与肢体活动、语言控制或者面部功能控制无关。菲尼亚斯·盖奇的病例甚至变成早期“病变案例研究”之一，这类患者的大脑特定部位损伤，恰恰揭示出该部位的功能。虽然几十年来，人们对“脑定位”（cerebral localization）的理解只停留在粗浅水平，但随着科学家们研发出更加准确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大脑思维，“脑定位”这一概念将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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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保罗·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年）是一位法国医生，在19世纪中期，他得到了整个巴黎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执业医师的指导和培训，学成之后，他在病理学、外科学和解剖学方面均有实践。布罗卡生性酷爱调查研究，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全心致力于医学研究和文章发表。1861年，布罗卡被请到比塞特医院（Bicetre Hospital）为一名失语患者做检查。比塞特医院是巴黎市郊的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布罗卡要评估的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一名51岁的男性患者，他已经21年没有说过话了——除了“谭”（Tan）这个词，于是，人们都不叫他的名字路易·维克多·莱伯尼（Louis Victor Leborgne），而是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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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在比塞特医院住院的前十年里，只是无法说话。布罗卡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智力似乎未受影响，精神和身体状况完好，反应灵敏……他一直尝试与人交流。”[5] 在遇到布罗卡之前的几年中，他的右半侧身体开始瘫痪，肢体上的坏疽使病情迅速发展到威胁生命的状态。即使生命走到了死亡边缘，莱伯尼还是能够与布罗卡互动交流。与往常一样，他唯一的言语表达就是“谭”，但布罗卡认为，他能够理解其他人的语言，按要求行事和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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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罗卡刚刚参加了巴黎人类学学会（Societe d’Anthropologie de Paris）的一个讲座，埃内斯特·奥伯廷（Ernest Aubertin）在讲座中介绍了屈勒里耶（Cullerier）先生的病例。这名患者试图朝着自己的前额开枪自杀，结果子弹击碎了头骨前部，露出了大脑，但惊人的是他并没有当场毙命。屈勒里耶被送往圣路易医院，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仍然可以说话。奥伯廷抓紧时间为患者做了检查，并进行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实验。后来他写道：“……由于我非常想知道，如果大脑受到挤压，语言能力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用一块大压舌板从上向下、从前向后按压暴露在外的大脑部分。在一定的压力下，他的舌头似乎动弹不得，无法发音；我们突然加力按压后，患者不仅丧失了语言能力，而且话没说完就停止了。”[6] 奥伯廷对巴黎同行们说，大脑功能具有区域性 ；保罗·布罗卡开始思考，掌管语言的区域是否确实位于大脑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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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路易·维克多·莱伯尼（“谭先生”）过世了，布罗卡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包括对大脑的解剖。在额叶靠近外侧沟（额叶与颞叶之间的大裂隙）的地方，布罗卡发现了一处孤立的梅毒病变，他推测这一位置便是语言生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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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对的。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家首次确定了人类大脑中的特定功能区域。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仍被称为“布罗卡区”（见彩插20.1）。这位巴黎医生的求知欲为认知神经科学 奠定了基础，并迅速开启了人们对大脑功能定位和偏侧性的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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