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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社会生活中的任何重要事件都可以成为应激源。从1967年开始，Holmes等将生活过程中对人们情绪产生不同影响的事情称为生活事件，并加以量化，制定了社会再适应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在SRRS量表中，生活事件共43项，如丧偶定为100分，离婚为73分。Holmes等人对5000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生活事件得分的多少与疾病发生明显有关。若第一年得分为150分以下，提示第二年基本健康；150～300分，第二年有50％可能性患病；300分以上，第二年患病的可能性增加到70％。与生活事件有关的疾病有心肌梗死、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等心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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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导致应激源的意义的差异，各国对生活事件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无法单纯地套用外国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情况。因此，我国学者对生活事件引起心身疾病的产生进行了研究。张明圆等1987年编制了我国的生活事件量表（LES)，并制定了中国的常模。LES共65项目，包括职业、学习、恋爱和婚姻、家庭和子女、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常见的生活事件，并根据不同的年龄给予不同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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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应激反应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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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应激反应的因素一方面是应激源的性质、强度和持续时间，如果该应激源对一些个体来说是事关重大的事件，历时长久，其对个体的生理、心理的损害必然巨大。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体对应激源的认知和评价。这种认知则受个体的性格特征，价值观，既往经历、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常会根据应激的严重程度以及应付能力去评估应激源。另外，应激反应还可因个体当时的心理生理状况（如疲劳、情绪状况、躯体疾病等）而不同。下面主要对个体对应激源的认知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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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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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意识到有些个性的人容易患心身疾病，或者说，有些疾病的患者比较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是心理素质与心身疾病关系的问题。多年以来，对此曾经有过许多的研究，获得了一些启发性的结果。例如，人们发现A型行为者以个性强、过分的抱负、固执、好争辩、紧张、具有攻击性为特点，而容易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等疾病。近年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心理素质与心身疾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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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pe等认为，心身症状之一的夜间磨牙行为者具有较明显的焦虑和社会交往障碍。而Mongini等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等心理学工具对20名头疼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患者具有焦虑和癔症个性特点，并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癔症个性者往往治疗效果较差。而具有神经质和高敏感性特点的1型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肾功能障碍。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理素质则被发现具有焦虑、抑郁和更强烈的攻击性。Shapiro PA的研究也证实了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个人性格方面具有抑郁、焦虑和敌意的特点。这些心理特点还对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产生影响。在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行的研究中，Kawakami等发现，这些患者的心理素质表现为疑病和歇斯底里的特点。在多项研究的基础上，Selic等得出这样的结论：心身疾病的患者往往在心理素质方面存在一些负性的心理特点，在生活环境中处理应激事件时容易出现不恰当的方式，并可能缺乏合适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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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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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性因素（心理素质）以外，个人经历、价值观、可利用的社会支持等也影响应激的个人认知与评价。当然，个人认知水平，包括智力发育水平、受教育程度及是否有足够的应对技能等也决定了个人对应激源采取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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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一切需要中最基本的，是个体生存的所必需的，包括空气、水、食物、睡眠等；安全需要也是基本的需要之一，防御是动物与人类普遍的本能，生活在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环境中的人和动物，其食欲、性欲都会受到明显的抑制；个体不能脱离社会，人类需要有所交流，有所归属，有所凝聚，因此就有社交与爱的需要，有父母爱、朋友爱和性爱的需要；而社会公认与尊重的获得、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这类纯社会性的、高级的需求则是在以上一些较低级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才为人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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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有获得新的生理需要与精神需要的欲望，这就成为推动人类去从事某种有目标的活动的内部刺激，即行为的动机。而动机就是唤起、推动与维持行为去达到一定目标的内部动力。动机的产生源于个体需要与主观愿望，但动机的实现还有受到许多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条件等冲突常导致动机冲突或受挫。而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动机行为在实行过程中受挫，就会产生应激反应。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已经获得的满足的层次是有明显差别的。因此，同样的社会环境或遭遇可能对不同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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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身疾病形成中的生物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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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是生活中的常见状态，与躯体健康的维持或疾病的产生关系密切。当面对应激时，躯体的各种调节系统被激活，从而增强机体适应内外挑战的能力。适应性反应可以是特异性的，也可以是一般的，即非特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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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理和心理刺激的应激反应主要取决于个体的解释（interpretation）和个体有效处理应激源的能力，同时与社会背景、社会地位、遗传因素、性别、发育阶段和个体的生活经历也密切相关。早年的经历能成为个体终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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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时的生理变化有助于机体适应应激的需要和维持内环境的稳定，从而在短期内对机体起保护作用；相反，长期如此便会导致损害，并最后会产生严重的应激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应激的中介机制与以下系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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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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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是机体重要的控制和调节系统。HPA轴功能的失调与心身疾病和精神病性障碍密切相关。例如，HPA轴功能的亢进在重症抑郁时常会出现，同时似乎也与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麻醉剂的自我给药及苯丙胺成瘾的易感性相关；HPA轴功能亢进也可见慢性酒中毒及酒和镇静剂戒瘾过程中。而HPA轴的功能低下则与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如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神经性皮炎、纤维肌痛、慢性疲劳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有趣的是：当个体面对不可控制的状况而出现无助感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而当个体面对通过努力而能控制的状况时，被激活的却是交感—肾上腺—髓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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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自主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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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导致脑部神经网络的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的释放，导致觉醒度升高、警觉和焦虑增加。杏仁核／海马复合体和中脑皮层以及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与前额皮层相连）等主要的脑系统能被应激系统激活并影响其活动。肾上腺素（和少部分去甲肾上腺素）是从肾上腺髓质释放的，而去甲肾上腺素是交感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末梢释放的。在静息状态下，肾上腺髓质仅释放低水平的儿茶酚胺入血；而在应激期间，肾上腺髓质大量地分泌儿茶酚胺（其量可达整个循环去甲肾上腺素量的35％），而其余部分则从交感神经末梢被释放入血。儿茶酚胺因此被运输到全身而对器官系统产生作用（除部分具有完整血脑屏障的中枢神经系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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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神经—内分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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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两大轴系统外，还有其他一些神经—内分泌系统也参与应激反应。在应激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受到抑制。下丘脑—垂体—生长激素轴是被激活还是受到抑制则主要取决于应激源的类型，如在身体锻炼、疼痛、手术、出血、低血糖，和有时面对心理应激任务如算术、演讲、考试或跳伞时，导致生长激素的释放；相反，当面对诸如寒冷、脱水、电休克、行动受限制时，血浆中的生长激素水平下降。能导致生长激素的释放的应激源也能激活下丘脑—垂体—催乳素轴释放催乳素。在急性应激时，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受到抑制，以便保存能量资源求生和维持内环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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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疫系统和凝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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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是双向的，急性应激起增强作用，而慢性应激则主要起抑制作用，这和其他研究发现CRH、儿茶酚胺和交感神经激活对免疫系统既有激活作用，也有抑制作用相一致；慢性应激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有有抑制作用。在应激状态下，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这使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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