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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他听到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刻，这一切都改变了。他马上就收拾了行李。他赶回柏林的目的，有一部分是想经历这一伟大时刻，以及颂扬他所属的城市和国家。对耶森与其他涌进柏林的人来说，当时的柏林成为“一个超大派对；在东部一切都瓦解了，没有任何规则、没有房租……这是逃脱医生生涯最好的方式”。耶森回到柏林之后，就放开一切栽进了派对现场。他有6个月的时间没有碰医学，成天与朋友派对度日。在庆祝的浪潮之下，他试图让自己的头脑麻痹，不再去想在旧金山看到的可怕案例。这位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医生，能够在医院之外追求生活。这里的都市同性恋文化，跟旧金山充满恐惧与绝望的文化差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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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在前西柏林的舍纳堡一带租了一间小公寓。跟前东柏林的狂放派对和被占据的废弃公寓比起来，舍纳堡安静多了。这个社区绿荫匝地，条条街道都种满行道树，华丽的老公寓之间有着小巧的社区公园。社区里仍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精心雕琢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旁边，却是门面丑陋的新建庞然大物；这些是战后急于重建而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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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耶森又参加了一场热闹的派对，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这场派对跟许多派对一样，是在一间被废弃的公寓里举行的；那里还有先前住户留下来的东西，印证了从前铁幕后的生活。耶森穿梭在人群中间时，安德鲁突然有如鹤立鸡群一般出现。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像是高中生，年轻的脸庞和明亮的双眼透露出无忧无虑的个性。安德鲁的父母是美国西岸自由派人士，而安德鲁本人富有魅力，举止自然冲动，又爱冒险，展现出来的特质恰好与耶森细心规划的个性相反。据耶森所说，那晚他遇见了人生的挚爱。这个人会让耶森探究一项史无前例的HIV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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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的诊所外面没有招牌，只有窗户里一个不起眼的小牌子，让人知道里面有一间诊所。走进建筑，首先是一个又暗又脏的门廊，接着是一个满是灰尘、没有自然采光的老旧楼梯，旋转着连接到诊所门口。对预期会听到坏消息的患者来说，楼梯有如一个可怕的前厅。安德鲁就是爬着这个楼梯，到耶森的诊所和住所跟他碰面的。他们几周前就从华盛顿回来了。诊所一周七天都有开放，假日也没有休诊。安德鲁总是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耶森。隔开诊所与住所的墙，还不如说是一道薄膜，无法将耶森的生活和工作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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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告诉安德鲁检测结果。他以前曾这样告知过无数次结果，告知的对象都是像安德鲁这样的年轻男子。他一如既往的温柔，但这次不一样：他诊断的是他自己的男友、另一半、最爱又最信赖的人。他们在耶森的住所里互相拥抱，两人潸然泪下。那是1993年，所有感染HIV的人都会因AIDS而死。能治疗HIV的药物，只有AZT（齐多夫定）一种，而且药效还不足以让人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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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马上就想到他认识的研究人员，以及一场即将到来的研讨会。他会想尽办法让安德鲁活着。他在脑海深处也想到自己的风险。他跟一位HIV携带者上过床。以他自己所知来说，他知道他应该接受检测，但他硬是压制住了这个念头。他合理化了自己的不愿，告诉自己，安德鲁现在需要他。等他找到治疗安德鲁的方法后，他才会思考让自己接受检测。即使他自己就是一位医生，熟知这个病毒有多么致命，但他仍然坚持认为他不可能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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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的生命里有耶森，让他觉得非常幸运。但是，他的朋友没有那么相信耶森。他们认为，耶森的诊断只是胡诌出来的，是故意操纵检测结果，借此控制安德鲁。即使另一位医生也确认诊断无误，安德鲁的朋友依然存疑。他们想尽办法说服安德鲁，说这一切都是阴谋，甚至还说这是具有庞大影响力的艾滋病权益组织——ACT UP故意传染给了他。虽然有许多人试图影响他，但安德鲁依然相信耶森。他是HIV携带者。由于耶森打算突破当时HIV治疗的界限，这一信赖关系即将接受最严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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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安德鲁最终并没有成为研究领域里著名的柏林病人之一。他离开了耶森，也离开了德国。安德鲁留给耶森的礼物，是激起了耶森的热情，让他探究出一种具有风险的创新策略来对抗AIDS。耶森从安德鲁身上得到的经验，让他更坚定地成为一种新的家庭医生，有足够的勇气、胆量和冲劲来寻找治愈HIV的方法。这股热情会带着他治疗两位改写医疗史的男性，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两人也会分别得到犹如悬疑小说般的称号：柏林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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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2 一次与家庭医生的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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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一天，克里斯蒂安·哈恩穿过柏林的一个闹市区；那是个盛阳的孟夏之日，一个让人无法想象会有坏事发生的一天。街上处处是坐在露天咖啡厅的人，虽然刚过午后，但街上已经听得到酒吧和夜店传出来的音乐声。哈恩走进了许多男同常去的诊所，小小一间，不会引人注意。上个月，5月10日那天，他做了一件蠢事。他去了一个派对，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接下来一周就生了病。感染不仅让他生病，还让他异常疲倦。他的喉咙疼痛，淋巴结肿胀，整个情形让他联想到水痘。他相信自己染上了病毒，但应该不是HIV。由于病况越来越严重，他决定造访他的家庭医生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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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进忙碌的诊所，跟耶森会面，告诉了耶森他的恐惧，详述了自己发生危险性行为和发病的确切日期。对哈恩来说，耶森不是“别人”：耶森是他的医生，但一如耶森的许多患者，他也把耶森当成自己的朋友。耶森的年纪与哈恩相仿，两人都接近30岁。耶森在5年前开了自己的诊所。由于自己经历过HIV的恐惧，所以他更能以同理心对待他的患者。他还是会想念安德鲁；这个让他伤透了心的男人，现在虽是HIV携带者，但仍健康地与新男友在西班牙生活着。安德鲁验出HIV后4个月，耶森首次为自己做了HIV检测。这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位知道及早治疗有多重要的医生，会等那么久才接受检测？不过，爱情会让人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检测结果是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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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的候诊室一直都人声鼎沸，他觉得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会精疲力竭。不过，他直接帮助了他的患者，当中无形的收获让他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他告诉他的朋友和同行，他并没有专注在研究上；他想要处理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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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一听到哈恩描述类似感冒的症状，马上就想到HIV。在他的年轻同性恋客户群里，耶森屡屡碰上这个病毒，也经常会怀疑患者染上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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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坐在诊疗室的桌子旁，以清晰、镇定的声音说：“我们会替你做检测。”他一边说着，一边直视哈恩的眼睛。“我们会抽一点血。你明天再过来，我们来谈一谈。一周后结果就会出来。”耶森没有让哈恩着急，尽其所能回答了哈恩的所有问题。哈恩显然不担心，他不相信自己会受到感染。不过，从耶森的角度来看，哈恩接触的病毒正好与他感冒般的症状吻合。这完全就是HIV急性感染的症状。耶森开始进行他的检测前咨询——他对所有可能感染HIV的患者都会这样做，让他们准备好接受结果，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咨询结合了同理心、科学和预防方式，综合起来让患者调整好情绪准备接受诊断结果。咨询让患者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有风险、理解HIV检测如何进行，以及当结果是阳性时应该怎么处理。耶森是与患者谈论HIV诊断的专家，甚至还在柏林洪堡大学开设了一门“宣布坏消息”的课给医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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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有两种方法检测患者是否感染了HIV：第一种方法检测的是人体对病毒的反应，第二种则是直接检测病毒。第一种方法是抗体检测。我们的身体会制造抗体，以用来逮捕入侵的病原体。这种检测方式的问题，就在于人体平均需要花上25天的时间才能产生对抗HIV的抗体。若要等HIV的诊断，等上一个月实在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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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接受的是HIV抗体检测，但耶森决定让哈恩接受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耶森知道，如果他猜得没错，哈恩确实受到感染的话，那么哈恩的身体还来不及制造抗体来直接对抗病毒。相反，他必须直接检测是否有HIV存在。若要这样，就不是检测身体对病毒的反应，而是要进行PCR检测。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基于PCR的检测，会确定HIV的特定部位，亦即在每个病毒中都会发现的基因。PCR检测的过程中会大量复制特定基因，使得病毒数量虽少也能被检测到。在当时，接受这样的检测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大多数医生都是等上一个月，再采用抗体检测。不过，何大一实验室的新兴研究，影响了耶森的想法。何大一是在纽约市工作的研究者，他有一套理论，认为关键是在HIV感染初期就开始治疗，因此需要及早进行HIV诊断。耶森要哈恩回诊，看看新的检测方法会得到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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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有挚友，有深爱他的温暖家庭，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接受了HIV检测。既然他都不觉得自己是HIV携带者，又何必跟别人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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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长大的地方，在德国南部的乡下。他忆起童年时，觉得童年时光相当快乐。他对语言学有兴趣，先是在家乡的学校学习语言学，后来在1995年决定搬到柏林。哈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跟家乡比起来，柏林跟那个10000人的小镇有着天壤之别。虽然他生性害羞，但不久便在大学里交到许多新朋友。他的社交生活让他喘不过气来；刚刚来到都市区的人常常会这样。随后，他在派对上做了一件高风险的事：他与一位几乎不认识的人发生了性行为。现在，离他搬到大城市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在这里首次接受了HIV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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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HIV在柏林媒体上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但哈恩觉得他与这个传染病是隔绝开来的。他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是HIV携带者。哈恩说：“《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有个人。”指的就是何大一。这个人会影响哈恩接受的疗法，但哈恩几乎记不起这个人是谁。即使德国的《明镜周刊》1995年报道全世界感染HIV的病例在不断增加，但哈恩仍很难将这些严肃的数据与他周遭年轻、健康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在他第一次看病后一周，他又坐在候诊室里；他听到诊间呼唤他的名字时，觉得轻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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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要护士准备好茶。这是对护士的暗示，表示他要告诉患者的是HIV确诊。他偏好把一切安抚情绪的东西都准备好，让他跟患者说完话后可以马上使用。耶森走进诊疗室，跟哈恩握了下手。哈恩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离检诊台几英尺的距离。整个诊疗室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检诊台，还有被从大窗户进来的风吹得鼓鼓的白如纱布的薄窗帘。房间里是现代风格的家具，不是镀铬就是深色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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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先以他所谓的“鸣枪警告”开始谈话。他直视哈恩的双眼，对哈恩说：“我没有替你带来好消息。”接着停了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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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不会是那天耶森唯一的一次HIV确诊谈话。他的候诊室满是受到感染的年轻男子。不过，耶森对哈恩特别温柔，即使他对哈恩说“你的HIV检验结果是阳性”时也一样。他想让哈恩认识到这个病毒有多可怕，但也想向他保证有治疗的方式，而且关键就是马上开始服药。在告知坏消息后，耶森拥抱了哈恩，摸了摸哈恩的背安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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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森告诉哈恩检测结果时，他评估了这位患者的性格。当时耶森已算是家庭医生中的特例了，他会将研究融入实际工作里。当他与哈恩一起坐在诊疗室里时，心里想着哈恩是否能从一种实验性新药物中受益；他有将这种新药少量开给一小群刚刚受到感染的患者。耶森是第一个将这种药物开给HIV感染者的医生；而第一位接受的患者就是他的男友安德鲁。现在，耶森想知道这种药物是否能帮助全世界的人，而哈恩这位负责任的年轻人能不能成为受试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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