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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控制者除了能在不服药的情况下控制HIV外，可能最让人讶异的是他们对于协助HIV研究相当大方。好几百位像弗里茨一样的HIV控制者会进行侵入式的手术和长期试验，为对抗艾滋大流行的抗战助上一臂之力，而且他们自己并未从中直接受益。弗里茨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人躺在担架上，即将接受侵入式手术。当我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把答案扭转了过来，反过头来感谢研究人员，似乎对他自己的贡献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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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问弗里茨，对于能用这么不可思议的方式控制HIV，他对背后的科学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运气好而已。”他致力于研究已经超过10年。这已经是他第二度飞到美国另一端，自愿接受一项让人不舒服的手术。不过，虽然他接触最尖端的研究已经这么多年了，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人员跟他坐下来对他说明他为什么能与HIV共存这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发展成AIDS。不知怎么的，科学被排除在知情同意书之外。耶森会花时间向他的患者解释HIV的生物学机制，但研究人员很少能够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花这样的时间。病人也许了解，他们接受的手术或治疗背后有什么样的风险，但他们多半没有跟人讨论过背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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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这样的人有办法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控制HIV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遗传所致。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舒瓦茨夫妇2002年在沃克的研究上押下赌注。沃克那个疯狂的假设，最后被证实是正确的：非凡控制者在第六条染色体上有特别的基因，编码了HLA，亦即人类白细胞抗原。人类的HLA多样性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个人的HLA编码了一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随后会展现在体内每个细胞的表面上。这些HLA蛋白质有如一种秘密的握手仪式。如果一个细胞有这些蛋白质，免疫系统就知道这是人类细胞；反之，这个细胞就会被标成异类，并会被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接受组织移植时（无论是肝脏细胞或是干细胞），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HLA必须吻合。这样一来，捐赠者的细胞进到接受者的体内后，会被接受者的身体辨识出来，产生排斥的概率就会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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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蛋白质在HIV感染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病毒进入人体时，会被抗原呈现细胞吃掉。抗原呈现细胞会消化病毒的蛋白质，再将病毒的碎片（抗原）放在细胞表面的HLA蛋白质上面，这就是木棍上的头颅。它们之后会再把抗原带给T细胞。T细胞、病毒蛋白和抗原呈现细胞就像一片片的拼图一样，会刚好兜在一起。T细胞从抗原呈现细胞接收到的信号，会决定免疫系统要怎么样响应。对HIV控制者而言，这个信息正好非常大声、清楚。HIV控制者体内展示出来的抗原，跟那些发展成AIDS的患者体内所展示的大为不同。在HIV控制者身体里，病毒的作用有如双面间谍，会偷偷地告诉T细胞，说这是非常真实的威胁，免疫系统必须倾全力来抵抗。HIV控制者动员指挥和突击T细胞的方法，详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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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控制者并不是通常会有类似的HLA基因；不过，他们的这些基因确实很相似。HIV控制者体内，会出现某些特定的HLA-B基因（如B*57和B*27），而且数量高到不成比例。这跟猕猴的状况类似：具有HLA Mamu A*01基因的动物比较有可能控制SIV，即灵长类的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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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头来真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基因。HIV控制者体内真正有差别的，是组成HLA蛋白质表面沟槽的个别氨基酸。大多数的HIV控制者，在抗原呈现细胞表面某一区域上有特定的氨基酸。DNA里不过几个字母的改变，就足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控制HIV；因此，一个人的身体能否先天控制HIV，其原因不只遗传而已。真正的秘密，藏在HLA-B基因里的一个小片段；这里编码了三种氨基酸。有这三种氨基酸（第97位的丝氨酸、第95位的甲硫氨酸，以及第94位的色氨酸）的人，就有可能通过整合的免疫系统攻势，以先天的方式控制HIV。他们的身体能够将病毒某个特定部分展示给T细胞，让免疫系统得以全力抵抗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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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表面上，就有这少数几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并不会让他在其他疾病上占有优势。事实上，他有可能更容易受到一些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如银屑病）之扰。不过，这些特别的氨基酸替弗里茨所做的事，远比它们可能带来的危险来得重要。它们保护他不会发展成为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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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控制者如何打败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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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会以相同的方式感染控制者和非控制者的T细胞。抗原呈现细胞侦测到入侵者，吞噬病毒。控制者会刺激身体产生针对HIV的指挥T细胞和突击T细胞，而非控制者就无法以自然的方式发动那么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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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这种遗传福气的人，就没有可以控制病毒的先天机制。既然科学家现在了解了非凡控制者控制HIV的缘由，他们要怎样将之转换成那些没有特殊基因的人能用的治疗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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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70064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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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2 躲藏起来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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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情故事来说，耶森与安德鲁的故事充满激情。他们在一起的那4年，形成了一种连确诊HIV都无法打断的爱情。随着耶森找不到任何可以治疗病毒的可行方式，担忧日渐增长之时，他将绝望化为行动。他联络了自己认识的所有科学家，即使只是最薄弱的人际关系也一样。他拼了命找寻新药、临床试验、任何可能救安德鲁一命的东西。他还是认为只有安德鲁染上这个疾病。此时他自己还没有检测，甚至连自己严峻的风险都不愿承认，即使他平日经常告诉其他患者要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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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通电话，是打给美国著名科学家、HIV共同发现者加洛的。耶森曾经跟加洛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团队训练过几个月，也听过加洛多次演讲。在这些讲座上，他一如往常地积极参与，问了许多问题，也喜欢科学家之间引人入胜的讨论。对加洛而言，耶森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数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位在讲座上见到的和蔼、年轻的金发男子。他热切地回忆起耶森，说他是一位“小天使”。对加洛来说，耶森是一位“你非得喜欢不可”的人。因此，当加洛接到耶森的电话，他非常愿意帮忙。他让耶森联系弗朗哥·洛里，洛里是加洛密切合作的医生，特别是在AZT早期研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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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又辗转将问题转达给他的同事和好友朱莉安娜·利西耶维兹，耶森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短暂时间里，她认识了耶森。她也很乐意帮忙，只是她没什么可以提供给耶森。她没有万灵药，也没有临床试验的数据，她能提供的，只有一个想法。她告诉耶森她和洛里觉得可能有潜力的一种药：羟基脲。这种药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跟AZT的开发原因一样，也是抗癌药物。羟基脲是1896年德国开发出来的，1967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用于治疗特定一类的癌症。这种药物的作用方式是阻碍一种特定酶，这种酶是生成DNA的单元──脱氧核糖核酸所必需的。这种药物光是挡住这种酶，就能有效对抗癌症、银屑病，以及镰刀型细胞贫血病。与HIV相关的想法，是希望羟基脲能以类似AZT的方式运作。若是这种药物能阻断新DNA的行程途径，本质上也就阻断了HIV自我复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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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脲还能将细胞冻结住，让细胞无法进行分裂，而HIV无法在不能分裂的细胞里繁殖。只要病毒冻结在那里，其他的抗病毒药物就能前来攻击。用这种标靶是细胞而非病毒的药物，其好处就是病毒没办法骗过它。如果在感染初期服用这种药物，它就有可能防止病毒在体内站稳。至少，利西耶维兹和洛里是这样猜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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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新药从来没有在HIV感染者身上试过，但是耶森在绝望之余依然想要一试。利西耶维兹只有在加洛实验室的体外细胞培养中测试过这种药物，而且还没有发表任何跟羟基脲有关的实验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让人觉得这种药物对人类有效；温暖的培养箱中，许多在培养皿中有潜力的药物，一旦进入精细又复杂的人体里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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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死亡的概率够高的话，什么方法医生都想尝试。HIV被认为是致命的。在“同情用药”豁免下，医生获准尝试其他并非核准为HIV用的药物。任何药物都有可能拿过来，以对抗HIV。这样的策略，最适用家庭医生式的医疗（常称作从出生到死亡的医疗）。家庭医生通常和他们的患者非常熟。患者的各个人生新阶段，他们都会在场，而且也有可能知道患者的习性和怪癖，他们知道患者能否承担实验性药物的责任和后果。可惜的是，家庭医生相当短缺。在这个医学院学费、学生贷款利率不断飙涨的年代，美国毕业的新科医生往往被较高薪的专科吸引走，使得几乎每个州都亟须基层医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医学院毕业生有40%选择家庭医学专业，而现在选择同一专业的人只有大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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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需要大批研究人员、统计人员以及行政人员。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接医治患者的临床人员，常常不会参与临床试验的设计，相反的，临床试验的需求和灵感通常来自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操作有潜力的实验的人，不是医生，而是博士。这些实验会重复进行，经历同行评议、发表，再进展到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会根据统计模型来设计。临床试验问的是大问题：这种药物对需要的群体有没有用？家庭医生问的是小问题：这种药物对你有没有用？两种体系我们都需要，而且也许我们需要两者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在临床试验中有效的药物，不一定对某个人有效，反之亦然。两个领域需要互补，而且不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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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在国际同情用药原则的带动之下，决定让安德鲁服用一种实验性的抗癌药物，这种药从来没有在HIV携带者的身上测试过。他这样子做，是在冒非常大的风险：他赌上了他身为医生的名誉、他与病人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赌上了与他所爱之人的关系。医患关系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信任。患者（特别是罹患致命疾病的患者）常常会盲目地相信医生，对于即将接受的治疗不太过问。麻省总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你可以说服患者接受任何事情。”后面又补上一句：“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道德规范，以确保我们不会对患者有过分的要求。”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知情同意的行为往往依靠医生本人的道德标准。要解释多少给患者听？患者要同意多少？这些定义只取决于一位医生或研究人员的界限。这样进行医药和科学研究，是相当有风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