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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当我开始研究积极和消极信念的作用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潜意识中产生了怎样的健康理念。这会是巧合吗？我会不会注定会得高血压？也许会这样，谁都无法肯定，但这会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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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父母有意识地引导你年幼的潜意识，让你相信人体具有超乎寻常的自我疗愈能力，而不是教育我们，一旦生病应该立马跑去看医生以接受治疗。想象一下，若是这样，我们的潜意识会是多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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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用我所学来教导我的女儿锡耶娜（Siena）。当她三四岁时，我还未形成现在的健康理念，我的先生马特（Matt）会在锡耶娜生病或受伤时开玩笑。他会模仿急救汽笛声，抱着锡耶娜在屋里绕圈跑，并喊道：“赶快！赶快！有人呼叫急救！我们必须带锡耶娜去儿童监护室，帮她装上假腿[15]。”她会开始笑，然后我们用创可贴对伤口进行包扎或带她去看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向她的潜意识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你必须去儿童监护室才能康复。”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想让她接受人体是可以自我疗愈的无疑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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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开始研究人体的自我疗愈过程，马特和我对于我们可能在无意中对锡耶娜的健康和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无所知。当然，我的母亲也只是想让她的孩子能够健康和快乐，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我们究竟向孩子传递了怎样的信息以及这些做法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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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特和我已经改变了对锡耶娜关于疾病、受伤和康复过程的说法。如果她起床后感到肚子疼，我们会提醒她，她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并给她安慰剂，如止咳糖浆、薄荷糖，有时是退烧药或顺势治疗药（homeopathic reme-dy）[16]。当我们给她药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只是帮助你进行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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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开始这样做以后，她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谈论疾病和受伤。当她因摔倒而磕破膝盖时，她会迅速爬起来说：“别担心，妈妈，我的膝盖知道怎样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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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和我在此后再也没有在通常认为需要的场合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医学治疗，这也是我现在向所有人推荐的。如果锡耶娜被诊断出得了重病，我们还是会迅速带她去看医生。但我们发现，锡耶娜除了例行检查外几乎不需要看医生。再者，她现在如果在幼儿园受凉或染上流感，她会更快地康复。也许，当她再大一些，我们对于她潜意识的儿时培养会使她更加容易克服任何有碍于自我康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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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你而言呢？如果你的父母从未对你的潜意识进行规划，让你相信人体能够自我疗愈，你会怎样？如果你想要相信精神力量能够治愈身体，但事实上却做不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感到前途渺茫、倍受打击，也请你不要绝望。好消息是，会诱发反安慰剂效应、导致不良健康状况的消极观念是可以重塑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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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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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从潜意识的层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就能够优化人体细胞的生长环境，进而改变遗传信息的表达方式。我们并不是基因的受害者，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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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结果是如此令人瞩目，但我对于不能早点儿获得这些认知感到愧疚。当我复诵希波克拉底誓言[18]时，我保证做到：“第一原则是，不准伤害。”但我时常感到愧疚，因为我可能无心中伤害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并没能成功地让他们形成正确的健康理念，同时把我的个人观点强加给他们可能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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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告诉某人“九成类似的患者活不过6个月”或是“你有20%的概率存活5年”时，这难道与原始部落的巫毒做法差得很远吗？我们是不是在诅咒他们，这会不会触发他们的恐惧反应，从而在他们的身体需要放松的时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激发了压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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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宣称病人“无法治愈”或是将其归为如多发性硬化、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或是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并告知他们这些疾病会伴随一生时，实质上我们是不是在害他们？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不是那些自发康复项目的一员，尽管染上了所谓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却能够沉疴尽去、安然痊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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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发康复》（Spontaneous Healing）一书中，安德鲁·韦伊（Andrew Weil）博士说道，医生可能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了他所谓的“医学的魔法”中。当我们声称病人染上“慢性”“无法治愈”或是“晚期”疾病时，我们也许对他们的潜意识进行了负面改造，激发了他们的压力反应，而这对他们弊大于利。将患者进行负面诊断分类，无疑剥夺了他们保持治愈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多一些希望，使他们增强求生欲望，从而刺激身体产生有益于健康的物质，来激发人体的自我康复机制，难道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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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父亲被诊断出转移性黑色素瘤时，现实是残酷的。作为医生，我的父亲和我都知道统计数据：像他这种情况，少于5%的人能够熬过5年，大多数在3个月或6个月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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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情愿当我们发现父亲脑部长有黑色素瘤时，我们对于这些数据全然不知。只要看一眼数字，希望就全都破灭了——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从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幸存的那5%的人身上，谁说父亲不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所有我们想到的，都是那95%迅速去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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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了解到上述这些之后，我意识到，医生向患者告知那些统计数据事实上无意识地伤害了他们的亲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患者能够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哪些又会迅速与世长辞。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只是秉承着正直诚实的准则，按照病人知情同意原则，希望他们的亲人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在否认病况之后让他们陷入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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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患者是那1/10幸存者中的一个，我们是否告诉过他，尚存挽救生命的一线希望？我们是不是愿意通过全情披露来无情地粉碎掉病人的全部希望，从而使病人对其病情“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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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在建议我们回到旧时家长式的作风——“女士，不要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在20世纪早期的医学史上，医生通常会对患者隐瞒病况，因为当时认为“如果奶奶得知，那一定会让她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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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这样。正直和合作是医患关系的里程碑，不容更改。教育、授权和全情披露是我的做法，但我对怎样传述信息保持质疑。对于所有人而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转变我们的想法和交流方式，使我们能够给身体最大的机会来康复，这样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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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生，我所了解到的是：只要能够做到满怀希望、保持乐观、悉心照料、通力合作和彻底信任，任何病情都存在康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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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注：1866-1958，美国著名哲学家，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于美国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新思想运动”中成就最大的思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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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注：差不多要早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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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译者注：常见于热带非洲和南亚，寄生在人畜皮下的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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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注：但仅被提供惰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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