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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赖莫不是唯一的个例。大多数被改造成女孩的男孩都在其青少年时期宣告要做男孩。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那些生来就生殖器性别不清但逃过手术的人，相比于那些童年时期经受手术的人，所患的心理疾病要更少。大部分曾被转为女孩的男性，最终都提出要重新按照男性那样生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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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性别角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自发、盲目、无师自通的。子宫内的激素激发了男性化，这些激素源于婴儿体内，受到一系列事件的触发，这些事件都开始于Y染色体上一个单基因的表达。（许多物种允许环境决定性别。例如鳄鱼和乌龟，性别是由孵化蛋时的温度决定的。但这其中也有基因的影响，温度激发了决定性别的基因表达。性别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整个机制却由基因决定。基因既是结果，也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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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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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卫·赖莫这样的男孩就是想按照男孩子那样生活。他们喜欢玩具、武器、竞争和动作，胜过喜欢布娃娃、浪漫、感情和家庭。当然，他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喜好，但是他们生来就有一种奇妙的本领，来帮助他们认清哪些是属于男孩子气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将其称为“选窝”，即寻找与自己本性相符合的环境。大卫·赖莫之所以童年时倍感折磨，就是因为外界不允许他选择自己想要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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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原因和结果是循环的。人们总喜欢做他们认为是擅长的事，也擅长做他们喜欢的事。这意味着，男女的性别差异至少是由本能发起的，是天生的行为差异，之后才有经验的辅助。像许多有儿有女的父母一样，我发现这些性别差异很强，也很早就得以体现，简直出人意料。我完全相信我和妻子并没有引发差异，而是对差异做出回应。我们给儿子买玩具卡车，给女儿买布娃娃，并不是因为我们想给他们这些，而是因为很显然儿子想要卡车，女儿想要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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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到底在多早出现呢？斯维特拉娜·拉契马雅（Svetlana Lutchmaya），是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剑桥的学生，曾拍摄过29个女孩和41个男孩在他们一周岁时的情况，分析这些孩子注视母亲脸的频率。和预期估计的一样，相比男孩，女孩和母亲有着更多的眼神交流。接着，拉契马雅回头测查这些孩子在妊娠期前三个月子宫里睾酮的浓度。这个测查可以进行，是因为每个孩子的母亲都曾做过羊膜穿刺，她们的羊水样本也被保存下来。她发现男性胎儿的睾酮浓度普遍比女性胎儿的更高。在那些一周岁男孩中，还有这样的相关性：胎儿时期的睾酮浓度越高，他们一周岁时和母亲的眼神交流就越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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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巴伦-科恩又让另一个学生詹妮弗·康奈兰（Jennifer Connellan）追踪更早的情况，也就是生命的形成之初。她给102个刚出生1天的婴儿看两样东西：她自己的脸，和一个形状大小接近人脸的物理机械活动物体。结果是，男婴稍稍更偏爱看活动物体，而女婴稍稍更偏爱看人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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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对脸的相对偏好，慢慢发展为对社交关系的偏好，这似乎一开始便以某种形式存在了。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差异，也许是理解人脑如何运作的一个关键线索。19世纪，心理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将宇宙明确划分为两类实体：有意向实体和无意向实体。前者可做自发式改变，有目的和需要；后者只遵循自然规律。这一区分对边缘性事物来说则无可奈何——植物归为哪一类呢？但是，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它基本有效。进化心理学家们开始怀疑，人类是否可以本能地应用两种心理活动来理解一切事物，这就是丹尼尔·丹尼特所说的大众物理学和大众心理学。我们这么去想，一个踢足球的人移动是因为他“想要”移动，但一个足球移动只因为它被人踢了。即便婴儿都会对一些看似不符合自然定律的事物表示惊讶。例如，几个物体相互穿透彼此，或大的物体进入小的物体，或者物体未经触碰便自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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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知道我想要说什么，我怀疑，大体上男人更对大众物理学感兴趣，而女人更对大众心理学感兴趣。西蒙·巴伦-科恩的研究重心是自闭症，这种难以进行社会交往的病症困扰的主要是男孩。西蒙·巴伦-科恩和阿伦·莱斯利（Alan Leslie）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理论，认为患有自闭症的男孩难以推测他人的心智，不过他现在更偏向于将其表达为缺乏“移情”。严重的自闭症患者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包括语言使用的困难；但是，自闭症有一种更“纯粹”及程度稍弱的形式，即艾斯伯格症候群，它的症状主要体现于患者难以移情、理解他人的想法。一直以来，男孩就没有女孩善于移情，也许自闭症就是男性大脑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于是，巴伦-科恩的兴趣又转向出生前睾酮浓度与眼神交流的逆相关关系，由高浓度睾酮引起的大脑男性化在自闭症患者这里“走过头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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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在大众物理学领域常常表现得比正常孩子要好。他们不仅迷上一切和机械相关的东西，从电灯开关到飞机；还大致会以机械式思维来看待世界，想要理解人类和事物的运作方式。他们常常会过早地成为事实性知识和数学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工程学的概率，也比正常孩子大两倍。在对自闭倾向的一次标准化测试里，科学家比非科学家的得分要高，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比生物学家的得分更高。巴伦-科恩曾谈到一个才华横溢的数学家，他获得过菲尔兹奖，也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他对移情视若无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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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一个大众心理学的困难户也可以是大众物理学的专才，心理学家们设计了两个极其相似的测验：错误-信念测验和错误-照片测验。在错误-信念测验中，孩子看到实验者把一个藏起来的物体由一个容器移到另一个容器，没有第三者看到此物体移动的过程。之后这个孩子要说出第三者将会去哪里找到该物体。若要给出正确答案，孩子就必须先理解第三者的错误信念。大约所有的孩子会在4岁左右首次通过该测验（男孩比女孩要晚），但自闭症儿童要更晚些时日才能理解他人的错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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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在错误-照片测验中，孩子对着一幅景象拍一张立即成像的照片。当照片拍出来后，实验者让孩子看到他将场景中的某个物体移动了位置。之后实验者问孩子，这个物体应该在相片中什么位置。自闭症患者轻松地给出了正确答案，因为他们对大众物理学的理解胜过了对大众心理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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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物理学是巴伦-科恩称为“系统化”技能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分析自然世界、技术世界、抽象世界乃至人类世界中输入-输出关系的能力：理解原因和结果，规则和定律。他相信人类有两种分立的思维能力，即系统化和移情化。尽管有些人两方面都很擅长，但仍有些人擅长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却很薄弱。那些擅长系统化却不会移情的人，会设法使用系统化的能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一个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曾问过巴伦-科恩这样的问题，“你住在哪里？”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问题，因为回答者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给答案：国家、城市、区域、街道或房号。确实如此，可大多数人会通过移情的方式理解提问者的话，从而予以解答。如果是邻居问的，那应该回答房子位置；如果是外国人问的，那应该回答是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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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善于系统化而不是好的移情者，有着极端男性化的大脑，那就会有这样的推理：一些善于移情却在系统化方面表现糟糕的人，他们有着极端女性化的大脑。思索片刻便可以确定，我们在生活中认识这样的人，但我们不能将他们这种特殊的技能组合归结为病态。在现代世界里，相比于在移情方面稍弱的人，系统化技能较弱者更容易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在石器时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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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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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移情的讨论引发出一个非常“威廉·詹姆斯式”的主题：分立的本能。若要善于移情，你的心智中需要有一个域或模块，能够让你凭直觉去看待其他生物，了解其心智状态和物理特性。若要善于系统化，你的心智里得有一个域，可以凭直觉了解原因和结果、规则和定律。这些都是分立的心理模块、分立的技能以及分立的学习任务。移情域似乎位于大脑中副扣带沟周围的回路，这是大脑中的低凹部分，接近中线，靠近头的前部。根据伦敦的克里斯和尤塔·弗里斯（Chris and Uta Frith）的研究，当一个人阅读一个需要“心理活动”的故事时，即要想象他人的思维活动，他大脑中的某个区域会发亮（通过脑部扫描）。当一个人阅读关于物理原因和结果的故事，或一系列不相干的句子时，脑中的这个区域则不会发亮。然而在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的大脑中，当他们阅读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时，这个区域不会发亮，但相邻的一个区域发亮了。这个区域涉及一般推理，这支持了心理学家的预感，即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对社会事件采取的是推理的方式，而不是移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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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詹姆斯式的本能一定显现在心理模块里，每一个模块都被设定好来处理不同的特定的心理任务。20世纪80年代早期，哲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最早阐明心智模块化观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里人类学家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迪将这一理论发展。图比和科斯米迪抨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大脑是用以满足通用目标的学习装置。相反，他们二人认为心智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军刀带有刀片、螺丝刀和帮助童子军剔出马蹄里石子的工具，大脑中也有视觉模块、语言模块和移情模块。如同一把军刀上的各种工具一样，这些模块也有可以满足各种目的论式的目标，不仅可以弄清楚事物的组成部分和运作方式，还能描述其目的。如同胃是用于消化一样，大脑中的视觉系统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事物。这两者都具有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的设计意味着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体现了基因存在论。因此，心智由一系列适应过去环境的包括特定内容并可处理信息的模块所构成。先天论又回归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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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到了人们有时说的认知革命的最高点。尽管如今人们将这归功于那位悲剧式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给出非同凡响的数学理据，提出推理可以是机械式的，它其实是一种计算形式；但是，认知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提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另外，从逻辑上看，孩子也不可能仅仅从自己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就能迅速习得语言规则。因而，这说明语言一定具有某种天生之处。后来，史蒂文·品克（Steven Pinker）解析了人类的“语言本能”，认为它带有一把瑞士军刀所能呈现出的全部特点，其结构的设计是为功能而服务。他还补充说明，心智所配备的，不是天生的信息，而是天生的信息处理方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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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一个空洞而肤浅的声明。想象视觉、语言和移情由不同人的大脑中的不同部分来运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由经验主义论推理出的合乎逻辑的预测，这种经验论源于洛克、休谟和穆勒的观点，一直发展到以设计多目标计算机网络来模拟人脑的现代“联结主义者”，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神经学家们可以给出一大批个案病史来支持以下观点，心智的某个特定部分回应大脑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普天之下皆是如此。如果你在一次事故或中风后损害了大脑的一个部分，你不会丧失全部功能，但会失去心智中的一个特定功能，这取决于你大脑中受损害的是哪个部分。这说明，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被预先设计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是只能由基因决定的。人们常认为基因限制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但恰恰相反，基因非但没有约束，反而促进了行为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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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落败后撤的经验论者也曾努力做过挣扎，但由此带来的一些小冲突只能短暂推迟心智模块论的发展。大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允许不同区域来补偿一个相邻区域的失能。米甘卡·苏尔（Mriganka Sur）曾把一只雪貂与眼睛相连的神经与大脑的视觉皮层分离，然后连接到听觉皮层上。但是，这只雪貂仍能够以某种初级的方式“看”，只不过看得不清楚。尽管你认为，雪貂在经过这样的手术后仍然看见东西非常令人吃惊，但苏尔的手术引发了这样一场争议，这到底是反映了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还是说明大脑的可塑性是有局限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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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模块化是合理的，那么若要理解人类心智的特定特征，你所要做的就是解析大脑，找到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哪些部分“过度生长”，造成了哪些模块和本能大到失衡。这样你才会知道人类为什么如此特殊。如果这很简单那就太好了！人脑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黑猩猩大脑中相应的部分要大。显而易见，人类比黑猩猩更会看、感知、移动、平衡、记忆，以及能嗅出更多的味道。任何一只正常黑猩猩的大脑中，都不会有像人类有的这样一个巨型驱动式思考和说话装置。如果你可以看到人类颅骨内部，你会发现更多的秘密。更进一步向内观察，你会发现大脑中存在一些微妙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与啮齿目动物相比，灵长目动物脑子负责嗅觉的部分急剧缩小，而负责视觉的部分则有所增长。大脑中新皮层的增长一定会以其他部分的减少为代价。不过，这儿的比例失调并不十分明显。的确，新皮层是大脑中后来长出的，额叶皮层又是最后进化出的，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解释，说人类大脑就等于是生长了更长时间的黑猩猩大脑。极端地看，这个理论说明，大脑会扩展并不是因为其要满足新功能的需要——尤其是语言或文化，而是因为大脑自身要扩展，于是更大的新皮层就像是路途中捎上的乘客一样搭上了这趟车。回忆一下ASPM基因中的IQ所揭示的道理：让大脑中每个部分增大，这在基因上是很容易实现的。5万年前，这个大一点的大脑像变戏法般地形成了，那些智人（Homo Sapiens）突然发现，他们可以制造弓箭，在洞穴壁上作画，甚至思索生命的意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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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再一次灭了笛卡尔式论调的威风。在进化史中，人类是主体而非客体，这种令人安心的想法消失了。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一定与心智模块论不相兼容。事实上，你可以把逻辑反过来用，指出人类迫于自然选择的压力，于是大脑中各个部分发展起更多的处理能力，从而实现某一功能——语言。基因组对此能做出的最好回应，便是构建一个更大的大脑。至于更好的视觉和套路行为，则像免费赠品。此外，甚至一个语言模块也很难与其他功能相隔离。它需要灵敏的听觉区分力、灵活的舌部、嘴唇和胸腔运动，以及更好的记忆力，等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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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理论就像帝国一样，消灭对手之时，也就到了它们最脆弱的时候。就在心智模块论大获成功后不久，曾经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开始拆它的台了。2001年，杰瑞·福多出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书《心智不是那样运作的》（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提出即使将心智拆分为不同的计算模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解释心智是如何运作的。45福多提及工程师界里的“丑闻”，因为他们无法设计出能完成日常任务（例如煮早饭）的机器人；他借此提醒同事目前已发现的只是沧海一粟，也打击了品克的积极性，后者认为心智已得到了解释。46福多说，心智可以对大脑中各个部分提供的信息做出外展，以获得全局性的推理。你运用3个大脑中与不同感官联系的3个不同模块，来看见、感受和听见雨，而你大脑中某个地方也蕴含着这样的推理，“现在下雨了。”无可厚非，思考是一项通用活动，它整合了视觉、语言、移情和其他模块，作为模块运作的机制预先设定了其他机制。对于那些非模块式的机制，我们一无所知。福多的结论是要提醒科学家们，他们所做出的发现少之甚少，仅仅在茫茫黑暗中洒了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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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弄清楚了一些事。为了构造一个带有各种本能的大脑，基因组上帝设定各条分立的回路，它们有恰当的内在模式，可以展开合适的运算；然后再将它们与各个感官给予的适当输入相联结。在掘土蜂和布谷鸟的例子中，这些模块也许第一次就得“把一切做到位”，相比之下它们可能与经验无关。但是，在人类心智中，几乎所有本能式模块都被设定为可以接受经验的更改。有一些模块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适应；有一些模块随着经验立刻改变，然后再像干了的水泥一样定型；也有少数模块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本的计划发展。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里，我打算努力去寻找这些负责构建和改变回路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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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式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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