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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移情的讨论引发出一个非常“威廉·詹姆斯式”的主题：分立的本能。若要善于移情，你的心智中需要有一个域或模块，能够让你凭直觉去看待其他生物，了解其心智状态和物理特性。若要善于系统化，你的心智里得有一个域，可以凭直觉了解原因和结果、规则和定律。这些都是分立的心理模块、分立的技能以及分立的学习任务。移情域似乎位于大脑中副扣带沟周围的回路，这是大脑中的低凹部分，接近中线，靠近头的前部。根据伦敦的克里斯和尤塔·弗里斯（Chris and Uta Frith）的研究，当一个人阅读一个需要“心理活动”的故事时，即要想象他人的思维活动，他大脑中的某个区域会发亮（通过脑部扫描）。当一个人阅读关于物理原因和结果的故事，或一系列不相干的句子时，脑中的这个区域则不会发亮。然而在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的大脑中，当他们阅读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时，这个区域不会发亮，但相邻的一个区域发亮了。这个区域涉及一般推理，这支持了心理学家的预感，即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对社会事件采取的是推理的方式，而不是移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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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詹姆斯式的本能一定显现在心理模块里，每一个模块都被设定好来处理不同的特定的心理任务。20世纪80年代早期，哲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最早阐明心智模块化观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里人类学家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迪将这一理论发展。图比和科斯米迪抨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大脑是用以满足通用目标的学习装置。相反，他们二人认为心智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军刀带有刀片、螺丝刀和帮助童子军剔出马蹄里石子的工具，大脑中也有视觉模块、语言模块和移情模块。如同一把军刀上的各种工具一样，这些模块也有可以满足各种目的论式的目标，不仅可以弄清楚事物的组成部分和运作方式，还能描述其目的。如同胃是用于消化一样，大脑中的视觉系统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事物。这两者都具有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的设计意味着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体现了基因存在论。因此，心智由一系列适应过去环境的包括特定内容并可处理信息的模块所构成。先天论又回归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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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到了人们有时说的认知革命的最高点。尽管如今人们将这归功于那位悲剧式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给出非同凡响的数学理据，提出推理可以是机械式的，它其实是一种计算形式；但是，认知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提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另外，从逻辑上看，孩子也不可能仅仅从自己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就能迅速习得语言规则。因而，这说明语言一定具有某种天生之处。后来，史蒂文·品克（Steven Pinker）解析了人类的“语言本能”，认为它带有一把瑞士军刀所能呈现出的全部特点，其结构的设计是为功能而服务。他还补充说明，心智所配备的，不是天生的信息，而是天生的信息处理方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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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一个空洞而肤浅的声明。想象视觉、语言和移情由不同人的大脑中的不同部分来运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由经验主义论推理出的合乎逻辑的预测，这种经验论源于洛克、休谟和穆勒的观点，一直发展到以设计多目标计算机网络来模拟人脑的现代“联结主义者”，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神经学家们可以给出一大批个案病史来支持以下观点，心智的某个特定部分回应大脑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普天之下皆是如此。如果你在一次事故或中风后损害了大脑的一个部分，你不会丧失全部功能，但会失去心智中的一个特定功能，这取决于你大脑中受损害的是哪个部分。这说明，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被预先设计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是只能由基因决定的。人们常认为基因限制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但恰恰相反，基因非但没有约束，反而促进了行为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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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落败后撤的经验论者也曾努力做过挣扎，但由此带来的一些小冲突只能短暂推迟心智模块论的发展。大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允许不同区域来补偿一个相邻区域的失能。米甘卡·苏尔（Mriganka Sur）曾把一只雪貂与眼睛相连的神经与大脑的视觉皮层分离，然后连接到听觉皮层上。但是，这只雪貂仍能够以某种初级的方式“看”，只不过看得不清楚。尽管你认为，雪貂在经过这样的手术后仍然看见东西非常令人吃惊，但苏尔的手术引发了这样一场争议，这到底是反映了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还是说明大脑的可塑性是有局限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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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模块化是合理的，那么若要理解人类心智的特定特征，你所要做的就是解析大脑，找到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哪些部分“过度生长”，造成了哪些模块和本能大到失衡。这样你才会知道人类为什么如此特殊。如果这很简单那就太好了！人脑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黑猩猩大脑中相应的部分要大。显而易见，人类比黑猩猩更会看、感知、移动、平衡、记忆，以及能嗅出更多的味道。任何一只正常黑猩猩的大脑中，都不会有像人类有的这样一个巨型驱动式思考和说话装置。如果你可以看到人类颅骨内部，你会发现更多的秘密。更进一步向内观察，你会发现大脑中存在一些微妙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与啮齿目动物相比，灵长目动物脑子负责嗅觉的部分急剧缩小，而负责视觉的部分则有所增长。大脑中新皮层的增长一定会以其他部分的减少为代价。不过，这儿的比例失调并不十分明显。的确，新皮层是大脑中后来长出的，额叶皮层又是最后进化出的，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解释，说人类大脑就等于是生长了更长时间的黑猩猩大脑。极端地看，这个理论说明，大脑会扩展并不是因为其要满足新功能的需要——尤其是语言或文化，而是因为大脑自身要扩展，于是更大的新皮层就像是路途中捎上的乘客一样搭上了这趟车。回忆一下ASPM基因中的IQ所揭示的道理：让大脑中每个部分增大，这在基因上是很容易实现的。5万年前，这个大一点的大脑像变戏法般地形成了，那些智人（Homo Sapiens）突然发现，他们可以制造弓箭，在洞穴壁上作画，甚至思索生命的意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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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再一次灭了笛卡尔式论调的威风。在进化史中，人类是主体而非客体，这种令人安心的想法消失了。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一定与心智模块论不相兼容。事实上，你可以把逻辑反过来用，指出人类迫于自然选择的压力，于是大脑中各个部分发展起更多的处理能力，从而实现某一功能——语言。基因组对此能做出的最好回应，便是构建一个更大的大脑。至于更好的视觉和套路行为，则像免费赠品。此外，甚至一个语言模块也很难与其他功能相隔离。它需要灵敏的听觉区分力、灵活的舌部、嘴唇和胸腔运动，以及更好的记忆力，等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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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理论就像帝国一样，消灭对手之时，也就到了它们最脆弱的时候。就在心智模块论大获成功后不久，曾经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开始拆它的台了。2001年，杰瑞·福多出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书《心智不是那样运作的》（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提出即使将心智拆分为不同的计算模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解释心智是如何运作的。45福多提及工程师界里的“丑闻”，因为他们无法设计出能完成日常任务（例如煮早饭）的机器人；他借此提醒同事目前已发现的只是沧海一粟，也打击了品克的积极性，后者认为心智已得到了解释。46福多说，心智可以对大脑中各个部分提供的信息做出外展，以获得全局性的推理。你运用3个大脑中与不同感官联系的3个不同模块，来看见、感受和听见雨，而你大脑中某个地方也蕴含着这样的推理，“现在下雨了。”无可厚非，思考是一项通用活动，它整合了视觉、语言、移情和其他模块，作为模块运作的机制预先设定了其他机制。对于那些非模块式的机制，我们一无所知。福多的结论是要提醒科学家们，他们所做出的发现少之甚少，仅仅在茫茫黑暗中洒了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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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弄清楚了一些事。为了构造一个带有各种本能的大脑，基因组上帝设定各条分立的回路，它们有恰当的内在模式，可以展开合适的运算；然后再将它们与各个感官给予的适当输入相联结。在掘土蜂和布谷鸟的例子中，这些模块也许第一次就得“把一切做到位”，相比之下它们可能与经验无关。但是，在人类心智中，几乎所有本能式模块都被设定为可以接受经验的更改。有一些模块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适应；有一些模块随着经验立刻改变，然后再像干了的水泥一样定型；也有少数模块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本的计划发展。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里，我打算努力去寻找这些负责构建和改变回路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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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式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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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之争容易带来一个罪过，即乌托邦主义化，也就是认为可以通过人性的理论来实现理想社会，那些自以为理解人性的人们，都迫不及待地由描述转为规划，开始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无论是站在先天一方的人，还是站在后天一方的人，都忍不住跃跃欲试。然而，由这些乌托邦梦想所得出的唯一教训就是：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地狱。所有参考某种狭隘的人性观念来设计社会的尝试，无论是纸上谈兵，还是付诸实践，其最终结果都是令社会变得更糟糕。我打算在每一章的最后，都会嘲讽乌托邦将人性理论推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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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和本能论的倡导者并没有写过乌托邦。但是，所有的乌托邦之父，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在很多方面都接近詹姆斯式的梦想。它也深受先天论的感染。理想国实行“精英管理制”，所有的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最高端的工作由那些在相关方面天生有才能的人去做。47在柏拉图这种比喻式的理想国里（应该没有人将其视为政治蓝图），所有的一切都由严格的规则统治。“统治者”，也就是制定政策的人，由“辅佐者”予以协助，他们负责市政服务和保卫国家。这两个阶层的人被统称为“卫国者”，他们由于自己的专长而被挑选出来，也就是天生的才能。但是，为了防止堕落，卫国者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他们没有私产，没有婚姻，甚至都不能以金杯饮酒。他们住在集体宿舍里，然而，这般惨淡的生活状况却让他们的内心充盈和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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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将柏拉图梦想变成极权主义噩梦的哲学家。即使亚里士多德都曾指出，如果人们的专长不能在财富、性和权力等方面带来回报，那么所谓的精英统治就没有什么意义。“人们会关注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忽视那些普遍存在的东西。”48理想国的居民必须接受国家指派给他们的任何一个配偶，如果是女性，则需要给任何一个婴儿哺乳。我们至少可以假意恭维一下柏拉图的洞察力：即便实行精英统治，这个社会依然不完美。如果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同等教育，那么他们能力的不同便是源于基因。一个真正体现机会均等的社会，只会眷顾那些有天分去做高端工作的人，而剩下的人全都只能去干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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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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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对男女的一种普遍说法，认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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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ney（莫尼）和Diamond（戴蒙德），分别是两位研究者的名字，这两个词分别的意思是金钱和钻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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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3章 先天与后天——绝妙的对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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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教授倾向于认为自己孩子的智商是先天遗传的，却把他们学生的智力归为是后天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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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斯特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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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分歧都源于不确定。19世纪60年代，尼罗河源头在哪儿还未有定论，由此引发了两位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之间的激烈争论。两人共享一个营地长达数月之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分歧才会这般剧烈。斯皮克认为尼罗河的源头是维多利亚湖，他发现这个大湖泊时，伯顿还在坦桑尼亚西部塔波拉的帐篷里养病；而伯顿坚信源头位于坦干伊喀湖或其附近。1864年，争端终于落下帷幕，因为斯皮克死于一场枪杀（也许是意外），那天他本打算和伯顿展开一场公共辩论。顺便提一句，斯皮克的观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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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从皇家地理协会的高度来俯视这场争端，偶尔还支持伯顿，令争论火上浇油，他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此人命中注定在同年掀起了一场影响力更大，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争端：先天与后天之争。这有点类似于尼罗河源头之争，二者都是源于未知，了解得越多，可以争执的就越少；而且二者都涉及许多无谓的琐碎之事。当然，比尼罗河之源位于哪个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探知到非洲有两个大湖泊，这对于当时的西方科学界来说是新的发现。同样，人性是先天形成的或是后天习得的，这一点不太重要，关键是能了解到这两方面都对人性成长有所影响。尼罗河是成千上万条河流的汇总，没有哪一条可以确切称之为源头；人性的形成同样也并非只有一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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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热情可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有许多发明创新，涉及的领域极其宽泛：探知北纳米比亚、反气旋天气系统、双胞胎研究、问卷调查、指纹识别、复合相片、统计回归和人类优生。不过他最伟大的遗产或许是发起了先天与后天之争，并创造出这个术语。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外祖父伊拉斯姆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诗人和发明家，祖母是其第二任妻子。高尔顿发现，算是半个表哥的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既值得信服，又可启发灵感。他毫不谦虚地将其归为“心智能力的遗传，自然选择论杰出的创立者，和我本人都是从我们共同的祖辈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博士那里继承了这些。”因此，他受到血统的激励，认清自己的科学使命是在遗传统计学上。1865年，他放弃地理学，转向遗传学，在《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上发表了“遗传的才能与性格”，文中提出杰出的人物之间存在特殊的亲缘关系。1869年，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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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断言天才在家族内得以传递承接，他详尽而又热情地描述出许多著名人物的家谱，他们的职业包括法官、政治家、贵族、指挥官、科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牧师、桨手和摔跤选手。“太多才能或多或少有些出众的人都有杰出的亲属，如此多的例子足以证明天才是遗传的。”2这并不是非常高深复杂的推论。毕竟，旁人可以完全予以反驳，那些出身卑微之人发展为成功人士，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才能帮助他们克服了环境的各种劣势；家族里天才辈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共享优等教育。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高尔顿夸大了遗传的作用，却忽视了后天培养和家庭的贡献。1872年，瑞士植物学家阿尔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用长篇大论驳斥了高尔顿的观点。他指出，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伟大的科学家们来自的那些国家或城市，大多具有宽容的宗教氛围、广泛的贸易往来、温和的气候和民主的政府。这表明成就更多取决于环境和机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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