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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精神分裂症患者摄入必需脂肪酸，这可以检测对霍罗宾的观点是否正确。他的同事马尔科姆·皮特（Malcolm Peet）和其他人开始着手做这个实验。实验结果虽未造成轰动，但也鼓舞了人心。每天摄入大量鱼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确可以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在印度新近诊断的3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让他们摄入4种主要必需脂肪酸之一的EPA，进行的双盲实验效果显著（在实验未结束之前，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到底哪些病人服用了药）。这些患者中有10个人不再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来控制疾病了；有29个测试对象服用了无效对照剂，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改善。EPA抑制了从神经细胞膜中移除花生四烯酸的酶；因而它保留了细胞膜中的AA。由于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物都有许多可怕的副作用，从精神萎靡和体重增加到帕金森症表现出的症状，这个新发现无疑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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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理论并不是各种基因假说的对手。精神分裂症的许多神经症状都与脂肪酸有所关联。我们知道，必需脂肪酸用于调节青春期神经元联结的修剪。女性善于从饮食中摄入相关物质来制造必需脂肪酸，因而患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比男性少。怀孕过程中的饥饿，胎儿出生过程中的缺氧，压力以及流感传染，都会降低大脑发育所需要的必需脂肪酸摄入量。流感病毒确实抑制了AA的形成，也许是因为AA是身体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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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理论还有更多的直接证据，来自涉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些实际存在的基因，其中包括磷脂酶A2基因，这种蛋白负责移除磷脂叉中间的齿，它通常是一种必需脂肪酸；还有apoD基因，类似于一台运载卡车，将脂肪酸输送到大脑。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该病最多的大脑区域即前额叶皮层里，这种基因的活跃程度是正常人的3倍，但在大脑中其他区域或身体中却不是这样。这似乎是前额叶皮层知道自己缺少脂肪酸，于是刺激apoD基因的表达，以求补偿。（顺便提一句，该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联结研究认为该染色体上没有“精神分裂基因”。）氯氮平成为抗精神分裂症有效药物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能够激发apoD基因的表达。霍罗宾的假说是，若要患上精神分裂症，你需要有两种遗传缺陷：一个减弱了将必需脂肪酸融入细胞膜的能力；另一个则轻易漏掉必需脂肪酸（每种缺陷都需受到若干基因的影响）。即便有了这些遗传缺陷，一个外在的事件也是触发精神崩溃的必要因素；而且其他基因可以改变或禁止其带来的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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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自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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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近乎同样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各地以及各个民族中，大约每100人中就有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土著中还是在因纽特人中，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形式都完全相同。31这一点并不寻常；许多受到遗传影响的疾病，要么为一些特定民族所特有，要么在一个种群中比另一个种群中更为普遍。因此这意味着，也许预先决定一些人将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因突变早在远古时期便发生了，远在非非洲人（non-Africans）离开非洲之前，然后扩散至全世界。由于患精神分裂症并不利于生存，更别提成功地养育子女了，因此这样的普遍性才令人困惑：为什么这类基因突变没有消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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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注意到，一些成功并有才识的家庭里会出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个论断让与克雷佩林同时期的英国人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拒绝优化人种论，因为他意识到，若要让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绝育，将来也会失去很多天才。］一些精神错乱程度中等的人——有时候称之为“分裂型”的人——通常都很聪明、自信并专注。如同高尔顿所言，“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能力超凡的人常常却有一些近亲会精神失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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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可能会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并非巧合，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们、领袖和宗教圣人都似乎走在精神错乱这座火山的边缘，而且他们也有一些亲戚患有精神分裂症。33詹姆斯·乔伊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和伯特兰·罗素都有一些近亲患有精神分裂症。艾萨克·牛顿和伊曼努尔·康德都曾被描述成是“分裂型”的人。一项精确的调查研究表明，28%的著名科学家，60%的作曲家，73%的画家，以及高达87%的诗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这些数据的确滑稽。34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在战胜了30年来伴随他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因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说过，他精神错乱期间穿插的一些理性时刻根本没有多美好，“理性的思考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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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的精神病专家伦道夫·尼斯（Randolph Nesse）推测，精神分裂症可能是进化中的“悬崖效应”的一个例证。不同基因的突变分别都是有益的，可它们如果全发生在一个人的体内或演化过快的话，这时它们组合到一起便会导致灾难。痛风便属于此类悬崖疾病。关节处的高尿酸浓度防止人们过早衰老，但是少数人的尿酸太多，就会在关节处形成结晶体，令人感到疼痛。也许精神分裂症也是由于太多有益的方面汇集到一起，却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一些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通常有益于大脑功能的发挥，但是过多的因素全汇集到一个人身上，就可能导致精神分裂。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使人们易于患上该病的基因没有消亡；只要它们没有组合到一起，它们每一个都有益于携带该基因的载体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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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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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里，先天与后天两方意识形态力量常常开始围攻疾病，就如同中世纪的军队围攻城堡一样。坏血病和糙皮病被解释为维生素缺乏病，落入后天论一方；而血友病和亨廷顿氏舞蹈病被解释为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归入先天论的阵营中。精神分裂症相当于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大半个世纪以来都由后天论者把守这个弗洛伊德式理论的堡垒。然而，尽管弗洛伊德主义者——那些先天-后天之战的圣殿骑士团——早在几十年前便被驱逐出了战场，但遗传学家们从未能令人信服地占领这个堡垒，而且后来还不得不宣布停战，欢迎后天论的军队跨过战壕、重返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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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裂症被辨别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于该病症只可以确定两点：第一，认为是母亲冷漠的过错显然是不对的；第二，该病症的某些地方有很高的遗传度。除此以外，几乎任何解释都有可能组合起来。许多基因明显影响了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度，一些基因可能对其做出回应以示补偿，但极少有基因能引起该病。子宫内感染也许在很多案例中很关键，但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饮食可以使症状恶化，甚至也许会触发疾病，但只限于那些有该病遗传易感性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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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精神疾病方面，无论是先天论，还是后天论，都不能很好地将原因与结果区分开。人类大脑总想要去寻找简单的原因，它习惯回避没有原因的事件而乐于推理；当我们看到A与B一起时，总会想着要么是A导致B，要么是B导致A。这种倾向性在对精神分裂症的分析中体现最为强烈，研究者们在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巧合事件中却能找到因果联系。但是，通常情况下A和B只是两个平行的症状。或者更糟糕的是，A可以既是B的原因，也是B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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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里有一个完美的例证，证明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我曾保证过精神分裂症会让这个论题陷入混乱，它的确做到了。克雷佩林很聪明地对原因持无知的态度：即使拿出在他之后的现代科学的全部证据，他的后继者们还是未能发现原因。他们甚至不能将结果与原因区分开，因而非常有可能的是，对精神分裂症的最终解释将会同时包括先天论和后天论，任何一方都不能说自己占据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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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5章 基因的第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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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某本烹饪书上的一个固定食谱，一字一句照做不误，那么我们最终能从烤炉中得到一个蛋糕。我们不能将这个蛋糕分成若干小块后说：这一小块对应的是食谱的第一个字；那一小块对应的是食谱的第二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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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道金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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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自然历史博物馆软体动物部负责人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职位。当让·皮亚杰收到这份工作邀请时，他当之无愧，因为此时他已出版20多篇关于蜗牛和其亲缘动物的论文。但是他拒绝了，理由是他还没有完成学业。他继续做瑞士软体动物的博士研究，直到他的教父提醒他不要太痴迷于自然历史，他才将注意力从软体动物学转向哲学；他先是在苏黎世，之后又在索邦大学研究哲学。他的第三个职业始于1925年，他开始在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研究儿童心理学，这份工作帮他真正树立了名望。在1926年与1933年之间，还很年轻的皮亚杰出版了5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都是关于儿童心智研究的。如今的父母都确信自己的小孩将来一定会迎来他们人生发展的里程碑，这样的想法都要归功于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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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不是第一个把儿童当成动物去观察的人——达尔文早就对自己的孩子们做过类似的事，然而是皮亚杰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观点，儿童不是人类的学徒，而是属于一个拥有独特心智的群体。在皮亚杰看来，5岁儿童在做智力测试中所犯的“错误”，恰恰体现出他们这种独特却又一致的心智运作方式。在回答“如何增长知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随着孩子在儿童期对于环境不断做出回应，他们的心智也逐步达到累积性的建构。每个儿童都会经历一系列同样顺序的发展阶段，尽管在速度上有所不同。最早的阶段是感觉运动阶段，这期间婴儿只能做一些反射性和回应式动作；它不会明白被藏起来的东西依然存在。接下来便是前运算阶段，在此期间儿童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在这以后便是具体运算阶段。最后一阶段是与青少年时期的过渡期，儿童开始有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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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意识到，儿童发展的连贯性远比这四个阶段表现出的更强。但是他也坚称，正如一个孩子在他“准备就绪”前不会走路或说话一样，称为智力的各方面要素，不仅是从外部世界获取来的，它们也是随着大脑发育到能学习的时候而出现的。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既不仅是学习，也不仅是发育成熟，而是二者的结合，是正在发展的心智对世界的积极参与。他认为，对智力发展非常必要的大脑结构是由遗传决定的，但逐渐成熟的大脑的发展过程则需要来自经验和社会互动的反馈。反馈有两种形式：同化和顺应。儿童会将预测的经验与旧经验进行同化，再去适应未曾预料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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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天-后天之争里，我提及的那张照片中，皮亚杰单独待着，他反对分门别类地划定什么属于经验论或先天论。但是，与他同时期的康拉德·劳伦兹和B.F.斯金纳则有着非常极端的立场，前者坚定不移地倡导先天论，后者则是后天论的捍卫者。皮亚杰谨慎地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由于强调认知各个阶段的发展，他大致预想出青年时期成长经验的相关概念。他在许多细节方面并不正确。他提出的儿童只能通过抓握物体才能理解其空间属性的假说已被证实是错误的。空间理解力更接近于是天生的能力——即使是非常小的婴儿，也能理解从未抓握过的物体的空间属性。无论如何，皮亚杰依然实至名归，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人性第四维度的人，即时间维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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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论的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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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维度的概念之后又被动物学家们重新提起，并开始在先天-后天之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场极具启发性的争论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生在康拉德·劳伦兹和丹尼尔·莱尔曼（Daniel Lehrman）之间。莱尔曼是一个精力充沛并善于表达的纽约人，热衷于观鸟；他对斑鸠行为的研究发现对人类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发现雄性斑鸠的求偶舞蹈可以使雌性斑鸠的荷尔蒙发生变化。因此，一个外在的经验可以经由神经系统，导致有机体内在的生物变化。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回应受到基因开启和闭合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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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他的斑鸠研究工作达到巅峰之前，莱尔曼决定使用结结巴巴的德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美国情报局破解无线电截听的录音时学会的），将劳伦兹的作品译成英文——目的是要对其展开批判。他强有力的批评影响了一代生态学研究者。即使尼科尔·廷伯根在读了莱尔曼的译著后也对自己之前的观念有所调整。奥地利人劳伦兹竭力主张本能说，认为即使动物自一出生便与其正常环境隔离，它们的某些行为是天生的，仍然不会改变。劳伦兹说，大多数动物实行精细并复杂的行为模式，不是由经验决定的，而是由基因决定的。莱尔曼在批评中指责劳伦兹绝口不提发展，即这样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行为并没有在基因形成之时就突然成型；基因确定了大脑结构，再汲取经验，之后才表现成行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天生到底从何说起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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