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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里，先天与后天两方意识形态力量常常开始围攻疾病，就如同中世纪的军队围攻城堡一样。坏血病和糙皮病被解释为维生素缺乏病，落入后天论一方；而血友病和亨廷顿氏舞蹈病被解释为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归入先天论的阵营中。精神分裂症相当于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大半个世纪以来都由后天论者把守这个弗洛伊德式理论的堡垒。然而，尽管弗洛伊德主义者——那些先天-后天之战的圣殿骑士团——早在几十年前便被驱逐出了战场，但遗传学家们从未能令人信服地占领这个堡垒，而且后来还不得不宣布停战，欢迎后天论的军队跨过战壕、重返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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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裂症被辨别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于该病症只可以确定两点：第一，认为是母亲冷漠的过错显然是不对的；第二，该病症的某些地方有很高的遗传度。除此以外，几乎任何解释都有可能组合起来。许多基因明显影响了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度，一些基因可能对其做出回应以示补偿，但极少有基因能引起该病。子宫内感染也许在很多案例中很关键，但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饮食可以使症状恶化，甚至也许会触发疾病，但只限于那些有该病遗传易感性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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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精神疾病方面，无论是先天论，还是后天论，都不能很好地将原因与结果区分开。人类大脑总想要去寻找简单的原因，它习惯回避没有原因的事件而乐于推理；当我们看到A与B一起时，总会想着要么是A导致B，要么是B导致A。这种倾向性在对精神分裂症的分析中体现最为强烈，研究者们在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巧合事件中却能找到因果联系。但是，通常情况下A和B只是两个平行的症状。或者更糟糕的是，A可以既是B的原因，也是B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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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里有一个完美的例证，证明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我曾保证过精神分裂症会让这个论题陷入混乱，它的确做到了。克雷佩林很聪明地对原因持无知的态度：即使拿出在他之后的现代科学的全部证据，他的后继者们还是未能发现原因。他们甚至不能将结果与原因区分开，因而非常有可能的是，对精神分裂症的最终解释将会同时包括先天论和后天论，任何一方都不能说自己占据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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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5章 基因的第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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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某本烹饪书上的一个固定食谱，一字一句照做不误，那么我们最终能从烤炉中得到一个蛋糕。我们不能将这个蛋糕分成若干小块后说：这一小块对应的是食谱的第一个字；那一小块对应的是食谱的第二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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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道金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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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自然历史博物馆软体动物部负责人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职位。当让·皮亚杰收到这份工作邀请时，他当之无愧，因为此时他已出版20多篇关于蜗牛和其亲缘动物的论文。但是他拒绝了，理由是他还没有完成学业。他继续做瑞士软体动物的博士研究，直到他的教父提醒他不要太痴迷于自然历史，他才将注意力从软体动物学转向哲学；他先是在苏黎世，之后又在索邦大学研究哲学。他的第三个职业始于1925年，他开始在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研究儿童心理学，这份工作帮他真正树立了名望。在1926年与1933年之间，还很年轻的皮亚杰出版了5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都是关于儿童心智研究的。如今的父母都确信自己的小孩将来一定会迎来他们人生发展的里程碑，这样的想法都要归功于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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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不是第一个把儿童当成动物去观察的人——达尔文早就对自己的孩子们做过类似的事，然而是皮亚杰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观点，儿童不是人类的学徒，而是属于一个拥有独特心智的群体。在皮亚杰看来，5岁儿童在做智力测试中所犯的“错误”，恰恰体现出他们这种独特却又一致的心智运作方式。在回答“如何增长知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随着孩子在儿童期对于环境不断做出回应，他们的心智也逐步达到累积性的建构。每个儿童都会经历一系列同样顺序的发展阶段，尽管在速度上有所不同。最早的阶段是感觉运动阶段，这期间婴儿只能做一些反射性和回应式动作；它不会明白被藏起来的东西依然存在。接下来便是前运算阶段，在此期间儿童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在这以后便是具体运算阶段。最后一阶段是与青少年时期的过渡期，儿童开始有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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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意识到，儿童发展的连贯性远比这四个阶段表现出的更强。但是他也坚称，正如一个孩子在他“准备就绪”前不会走路或说话一样，称为智力的各方面要素，不仅是从外部世界获取来的，它们也是随着大脑发育到能学习的时候而出现的。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既不仅是学习，也不仅是发育成熟，而是二者的结合，是正在发展的心智对世界的积极参与。他认为，对智力发展非常必要的大脑结构是由遗传决定的，但逐渐成熟的大脑的发展过程则需要来自经验和社会互动的反馈。反馈有两种形式：同化和顺应。儿童会将预测的经验与旧经验进行同化，再去适应未曾预料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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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天-后天之争里，我提及的那张照片中，皮亚杰单独待着，他反对分门别类地划定什么属于经验论或先天论。但是，与他同时期的康拉德·劳伦兹和B.F.斯金纳则有着非常极端的立场，前者坚定不移地倡导先天论，后者则是后天论的捍卫者。皮亚杰谨慎地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由于强调认知各个阶段的发展，他大致预想出青年时期成长经验的相关概念。他在许多细节方面并不正确。他提出的儿童只能通过抓握物体才能理解其空间属性的假说已被证实是错误的。空间理解力更接近于是天生的能力——即使是非常小的婴儿，也能理解从未抓握过的物体的空间属性。无论如何，皮亚杰依然实至名归，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人性第四维度的人，即时间维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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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论的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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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维度的概念之后又被动物学家们重新提起，并开始在先天-后天之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场极具启发性的争论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生在康拉德·劳伦兹和丹尼尔·莱尔曼（Daniel Lehrman）之间。莱尔曼是一个精力充沛并善于表达的纽约人，热衷于观鸟；他对斑鸠行为的研究发现对人类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发现雄性斑鸠的求偶舞蹈可以使雌性斑鸠的荷尔蒙发生变化。因此，一个外在的经验可以经由神经系统，导致有机体内在的生物变化。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回应受到基因开启和闭合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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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他的斑鸠研究工作达到巅峰之前，莱尔曼决定使用结结巴巴的德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美国情报局破解无线电截听的录音时学会的），将劳伦兹的作品译成英文——目的是要对其展开批判。他强有力的批评影响了一代生态学研究者。即使尼科尔·廷伯根在读了莱尔曼的译著后也对自己之前的观念有所调整。奥地利人劳伦兹竭力主张本能说，认为即使动物自一出生便与其正常环境隔离，它们的某些行为是天生的，仍然不会改变。劳伦兹说，大多数动物实行精细并复杂的行为模式，不是由经验决定的，而是由基因决定的。莱尔曼在批评中指责劳伦兹绝口不提发展，即这样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行为并没有在基因形成之时就突然成型；基因确定了大脑结构，再汲取经验，之后才表现成行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天生到底从何说起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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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做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回复，莱尔曼又再次回应，他们二人的角度不同，自然话不投机。莱尔曼提出，某个行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天生”的，他所理解的天生是指无须经验就会产生。一只斑鸠在其同类里发展起择偶偏好之前，需要有与其父母生活的经验；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燕八哥。和布谷鸟一样，燕八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而它的择偶偏好可谓真的是“天生”的。劳伦兹几乎并不关心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只要某种行为显然是源于自然选择，在得到正常的经验后，成年动物能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够了。对他来说，天生意味着不可避免。劳伦兹总是更感兴趣于原因，而不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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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伯根对这个论题的解决令许多人感到满意。他提出，一个动物行为学学生需要对动物的某种特殊行为提出四个问题：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如何在个体中发展的（莱尔曼的问题）？这个行为是如何演化的？这个行为的功能和存在价值是什么（劳伦兹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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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由于莱尔曼于1972年去世而中断。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莱尔曼对动物行为发展的论断成为某种标准，从而召集起一批人，他们认为行为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先天论者过于放肆了。这场“发展论的挑战”有许多种形式，但它批判的核心就是，许多现代生物学家过于轻率地谈论行为“基因”，忽略了基因影响行为机制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循环性。依哲学家肯·沙夫纳（Ken Schaffner）之见，这场发展论挑战有五点宣言：基因和其他原因同等重要；它们不是“预成论的”；它们的意义强烈依赖于情景；基因影响和环境影响无缝对接，不可分割；心智在发展过程中出乎意料地“凸显”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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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家玛丽·简·韦斯特-埃伯哈德（Mary Jane West-Eberhard）提出了最有力的发展论挑战，声称可以呈现“第二进化的合成”，它将会推翻第一进化合成——即20世纪30年代孟德尔与达尔文思想的综合，因为它将发展机制上升到与基因机制同等重要的地位。6举一个例子，也是我自己的例子，请看一看双手手背上的血管分布模式。尽管两只手上静脉流向的最终目的地相同，但是它们流动的路径却稍有不同。这并不是说不同的基因程序为两只手设置了不同的路径，而是因为基因程序本身是灵活的，它将局部的方向控制交给血管自己来决定。发展是在适应环境，它能够应付不同的情况并仍然达到一个有效的结果。如果不同的发展源于同一套基因，那么不同的基因也能够得到同一个结果。或者用科技术语来说，发展得到“缓冲”，从而应付微小的基因变化。这可以解释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野生育种的动物，例如狼，对个体基因突变的敏感度远远比不上同系交配的纯种狗：它们应对遗传变异时进行了缓冲。这又反过来解释了第二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生物种群里（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每一个基因都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一些基因以两个稍微不同的版本表现出来，分别位于相对应的染色体上，这种灵活性有助于让身体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正常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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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发展的灵活程度和所需的缓冲一定不亚于身体结构的发育。7稍弱的发展论挑战仅仅提醒了行为遗传学家，不要做过于简单的结论，不要鼓励报纸头条作家们以“同性恋基因”或“幸福基因”来吸引大众眼球。基因以大型团队的方式运作，有机体和本能的形成并非直接进行，而是通过一个灵活的发展过程。那些对小鼠、苍蝇和蠕虫展开实际研究的人说，他们已充分意识到过度简单化的危险性，有时候也会对发展论者感到有些恼火。尽管发展论者也强调发展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但发展本身从根源上说是一个遗传过程。实验能证实系统的复杂性、可塑性和循环性，但也揭示了即使环境影响了发展，也是通过启动和闭合基因的方式进行的，是基因允许人们去适应环境并学习。研究果蝇求偶行为的先驱者拉尔夫·格林斯潘（Ralph Greenspan）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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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基因指导求偶能力一样，基因也指导了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对该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可能性，行为受到各种交互作用的基因的调节，每一个基因都在身体内履行不同的责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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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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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开始考虑生物体的第四维度，你会想到好几个有用的寓言故事，它们都十分形象生动。在我看来，隐喻就像是优秀科学文章的命脉，因此接下来我会详尽地叙述其中两个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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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寓言故事有关于渠化，由英国胚胎学家康拉德·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于1940年创作。9设想山顶有一个球。球从山顶滚下来，一开始接近山顶处还是比较平缓的。但随着球滚了一会儿，这时的山面便呈现出许多沟渠；不久后球便滚进了一条狭长的沟渠。在一些山上，这些沟渠会最终汇聚到一条水道；在另外一些山上，它们会分流至不同的水道。球就好比是一个动物。沟渠汇聚的山代表最“先天性”的行为发展：无论生物体有着什么样的经验，它们都能取得大致相同的结果；沟渠分流的山代表更多由“环境”决定的行为。这两类山都需要基因、经验和发展同时发挥作用。因而，举个例子来看，语法就是高度渠化的，但词汇却不是。我听到窗外有一只鹪鹩鸣啭，那公式化的旋律的渠化程度要高于一只画眉鸟模仿和发明的曲调，当然我也能听到画眉鸟的歌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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