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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种对语言学习中关键期的最直接的检测，即不让一个孩子在13岁以前学习任何语言，然后再教他说话。谢天谢地，这样蓄意的实验很罕见，不过至少历史上有三位君主——公元前7世纪埃及国王普萨姆提克（Psamtik）、公元13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Ⅱ）和15世纪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Ⅳ），据说他们都曾试图剥夺新出生婴儿与任何人接触的机会，只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养母来照顾他们，以此看这些婴儿长大后是说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在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实验中，所有的孩子都死了。这种做法还有一个不同的版本。据说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也曾做过类似的实验，想要证明人是否是天生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或基督教徒。然而他得到的结果是，那些孩子都成了聋哑人。在那样的年代里，基因决定论者都很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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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人们将注意力转向“野孩子”这种形式的自然剥夺实验。两个例子似乎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个是来自法国阿韦龙的12岁的维克托（Victor），于1800年在朗格多克被发现，显然他在1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野外。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老师还是教不会他说话，只好“放任学生处于不可治愈的聋哑状态里”。27第二个是卡斯帕·豪泽（Kaspar Hauser），这个年轻人于1828年在纽伦堡被人们发现，他在16年生命中一直被关在一个单间里，从未接触过任何人。即使经过数年的悉心教导，卡斯帕的句法仍然处于“一种可悲的混乱状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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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子颇具启发意义，但很难说它们可以作为证据。在伦纳伯格的作品出版四年以后，忽然之间，第三个例子出现了，这是第一个度过青春期后才被发现的野孩子。这个名叫詹妮（Genie）的13岁女孩，在洛杉矶被人们发现。她的童年时代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恐惧。她的母亲双目失明，受人虐待；父亲是个偏执狂，而且后来愈加自闭。她一直被关在一个单间里，生活在一片沉寂中。大多数时候她要么被拴在便盆椅子上，要么被绑在四周有围栏的床上。她大小便失禁，身体发育畸形，几乎全哑。她所有的词汇就只有两个词：“停止”和“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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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詹妮康复的尝试和她的童年一样充满悲剧性。当她在科学家、养父母、政府官员和其亲生母亲（父亲在她被人发现后自杀了）之间被反复传递时，那些关心她的人最初的乐观情绪渐渐被法律诉讼和她的现状带来的失望消磨殆尽。如今她生活在一家智障成人收容所里。她学会了很多东西，智商较高，非语言交流能力超乎寻常的强，而且她解决空间难题的能力要超过同龄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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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学不会说话。她有了一定的词汇量，但对初级语法却一筹莫展，词语顺序的句法更是令她迷惑不解。她不能掌握如何通过改变词序来构成问句，也不知道在回答中将人称代词由“你”改成“我”（卡斯帕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研究她的心理学家们起初相信她可以证明伦纳伯格的关键期理论是错的，但最终他们承认，詹妮的例子其实证实了该理论。由于没能接受对话的训练，她的大脑语言模块完全没有发育，而现在为时已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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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卡斯帕和詹妮（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包括一个直到30岁才被诊断出双耳失聪的个例），都表明语言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基因程序。语言也不仅仅是吸取外部世界的东西。它是被印刻下来的。它是一种通过环境中所获经验学习的短暂的天生能力，也是一种习得后天的天生本能。想把它极端化归为先天或后天，你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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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詹妮在适应世界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语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难题。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她着迷于收集彩色塑料物品。她多年来也很怕狗。这两个特征可以尝试去追溯她儿时的“成长经验”。她当时唯一的玩具就是两件塑料雨衣。至于狗可能是这样的，当她发出声音时，她的父亲会在门外以吼叫和咆哮来吓唬她。一个人的喜好、恐惧和习惯究竟有多少是在幼时便形成印刻的呢？我们中大多数人可以回忆起早年时期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对细节的记忆详细得令人惊讶；然而，我们却遗忘了成年以后的很多经历。记忆并不全依赖于关键期——它不会在某个年龄关闭。但是“三岁定终身”这句古谚语还是有些许道理的。弗洛伊德强调成长岁月的重要性是对的，即使有时他会过于随意地将其广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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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导致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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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印刻效应中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之一是乱伦。性取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期显然促成了年轻人受到异性的吸引（除了让有些人受到同性吸引以外）。它也可能在某些更具体的方面决定了你的伴侣的“类型”。那么，它也会决定你绝对不会向哪些人示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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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这个理由正确而充分。近亲婚配会将罕见的隐性基因聚集到一起，会导致可怕的遗传疾病。但是，假如某个国家撤销该法律并宣布，从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之间婚配不仅合法，还是件好事，那将会发生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发生。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相处融洽，彼此是最好的朋友，但大多数女性就是不会对她们的兄弟产生“那方面”的感觉。1891年，芬兰的一位社会学先驱者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出版了《人类婚姻史》（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在该书中，他提出人类避免乱伦是受到本能的驱使，而不是因为服从法律。他们天生就厌恶与其至亲发生性关系。他聪明地发现这并没有要求人们生来便有辨别真正的兄弟姐妹的能力。相反，人们只有一种粗略的认知，会把那些在儿时熟知的人归入至亲的范畴。他预测，那些一起度过童年的男女在成年以后会本能地排斥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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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里，韦斯特马克的观点一直未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批判他的理论，并提出人类受到乱伦的吸引；他们之所以没有实践，是因为文化上的禁令禁止他们那样做。俄狄浦斯若没有乱伦欲望，就如同哈姆雷特没有疯狂一样，这都是绝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反感乱伦，他们就不会有乱伦欲望。而且如果他们需要禁令，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此欲望。韦斯特马克徒劳地反驳说，社会学习的理论“暗示由于受到法律、习俗和教育的影响，家庭避免了乱伦性交。然而，即使社会禁令可能会阻止血缘最近的亲属之间的婚配，但禁令却无法阻挠他们对彼此的性欲望。性本能很难被禁令改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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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韦斯特马克去世，当时弗洛伊德的理论仍占主流，而生理学解释则已成为过时的观点。又过了40年，终于有人重新看到了这些事实。这个人便是汉学家阿瑟·沃尔夫（Arthur Wolf），他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持有的19世纪里中国台湾的详细人口记录。沃尔夫注意到，这些过世已久的中国人曾实行两种形式的包办婚姻。一种是新郎与新娘结婚当天才首次见面，尽管他们的婚约早在多年以前便定下了。在另一种情况下，新娘早在其婴儿时便被新郎家庭收养，婆家将她养大。沃尔夫意识到这可以准确地检测韦斯特马克假说是否合理，因为这些“童养媳”会经历一种像是嫁给兄弟的幻觉。如果依照韦斯特马克所言，一起度过童年的男女会排斥与对方发生性关系，那么这些婚姻应该不会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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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收集了14000位中国女性的资料，并把那些曾为童养媳的女人和结婚当天才见丈夫的女人做了比较。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和儿时玩伴结婚的女性，离婚率竟是嫁给陌生对象的女性的离婚率的2.65倍。相比那些婚前从未碰面的男女，儿时便一直熟知对方的男女维持婚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缔结童养媳式婚姻的男女通常子女较少，也更易发生通奸行为。沃尔夫已排除了其他一些明显的解释，例如收养过程导致女性健康不佳和不能生育。一起养育的习俗非但没能拉近这对男女，反而抑制他们受到彼此的性吸引。但这只对在三岁或三岁前被男方作为童养媳收养的女性成立；如果她们在四岁及之后被收养的话，她们将和成年后才遇见丈夫的女人一样，拥有幸福的婚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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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许多研究证实了同样的现象。生活在同一个基布兹社区的以色列人之间很少婚配。32儿时睡在同一个房间的摩洛哥男女拒绝接受包办婚姻，33而且女性的反感程度要高于男性。即使是在小说里，这种反感的声音也在反复回响：玛丽·雪莱（Mary Shelly）的小说里，科学怪人维克托·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发现，人们期待他和儿时一起长大的表妹结婚，但是，（象征意义上）他所创造的怪物会在他们完婚之前出来阻挠，并要杀死他的未婚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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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令的确存在，但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和至亲婚姻关系不大。它们全有关于调解表亲之间的婚姻。35事实上，人们似乎受到乱伦的吸引，这在中世纪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和现代城市传奇中屡次成为素材。然而，人们总是容易着迷于那些让他们畏惧的事：他们对蛇感兴趣的程度，和他们害怕的程度一样。同样，出生时便分离的兄弟姐妹，成年以后找到彼此后会受到对方的强烈吸引。36但即使发生这种情况，这仍然可以支持韦斯特马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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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斯特马克效应并不具普遍有效性。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例外情况都有发生。一些曾是童养媳的新娘成功地克服了性反感，拥有幸福的婚姻：一种更强烈的生育本能战胜了乱伦避忌的本能。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玩闹行为”，而那些幼时分离一年以上的兄弟姐妹则更有可能发生真正的性行为。换句话说，儿时的伙伴并不会对相互吸引产生反感情绪，也不会厌恶彼此之间发生性关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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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同一家庭里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嫌恶，和语言一样，都是一个清楚的例证，说明这是早年关键期中印刻在心智的一种习惯。从某种层面来看，它完全属于后天——既然他们是儿时的玩伴，心智不会预料到将来他们会厌恶彼此。在另一种层面上，它又可归为先天，因为这种在某个特定年龄段必然的发展是由一些基因组程序预先决定的。笔者的观点是：你的先天本性可以让你吸收后天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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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劳伦兹的雏鹅，只不过我们印刻的是嫌恶而不是依恋。因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康拉德·劳伦兹娶了儿时的伙伴格蕾特。在康拉德六岁那年，鸭子对他形成印刻时，他俩就在一起玩。格蕾特是邻村一个蔬菜种植者的女儿。为什么他们没有嫌恶对方呢？也许，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她比他大三岁。这意味着与康拉德认识时，她已经度过了产生韦斯特马克效应的关键期。或者，康拉德·劳伦兹也许正是他所定规则的一个例外者。有人曾经说过，生物学是一门充满例外而非规则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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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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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的印刻效应是一个伟大的见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组合拼图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也是先天与后天的巧妙结合。印刻效应的出现确保本能可以得到灵活的调整，实属自然选择的一件杰作。倘若没有印刻效应，只会出现两种情况：我们生来便拥有一种自石器时代以来便固定的僵化语言，或者我们要费心费力重新学习每一条语法规则。然而，在劳伦兹的其他观点中，有一条却得不到历史肯定的好评。尽管这个故事与印刻效应关系不大，但它却能够让我们了解，和许多人一样，劳伦兹也陷入了20世纪常常浮现的乌托邦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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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劳伦兹失业了。当时由天主教主宰的维也纳大学以神学的理由禁止他研究动物本能，于是劳伦兹回到阿尔滕堡，自费继续从事鸟类研究工作。之后他申请一项在德国工作的研究资助金。一位纳粹官员在审议其申请时写道，“来自奥地利的所有审核意见都赞成，劳伦兹博士的政治态度在各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在奥地利，他也从未隐瞒他赞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实……他是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一点也确定无疑。”1938年7月，劳伦兹加入纳粹党，成为种族政策办公室的一员。他即刻开始演讲和写作，宣扬他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契合的；1940年，他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直到1944年他在苏联前线被捕之前，他一直宣称自己赞同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种族政策”，“对国民和种族的改良”，以及“消灭劣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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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苏联战犯营饱受四年牢狱之苦后，回到了奥地利。他设法将自己的纳粹行为搪塞为愚蠢上当，并声明他不是政治活跃分子。他说自己其实是在调整科学研究以适应当时新兴的政治力量，而不是真的相信纳粹。当他活着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基本上被大家接受了。然而他过世以后，人们渐渐发现其实他已吸收太多纳粹主义的思想。1942年，在波兰担任军事心理专家时，劳伦兹参与一项由心理学家鲁道夫·希皮乌斯（Rudolf Hippius）领头的研究，该研究受到党卫军的资助。该研究的目的是要制定出区分“混血德国人”和“混血波兰人”的标准，从而有助于党卫军确定选择哪些人来实行“重新德意志化”。没有证据表明劳伦兹亲自参与战争犯罪，但他可能知道他们犯了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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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时期，他论证的中心是驯化问题。劳伦兹对于驯养动物有着莫名的鄙视，认为它们与其野生同类相比要更贪婪、愚蠢而且性欲强烈。他拒绝认可产生印刻效应的疣鼻栖鸭在性方面存在进步，并称它们为“丑陋的巨型怪物”。39先不谈其贬义色彩，他还有一个观点，即按定义来说，家养动物的选择性繁殖就是为了饲养出肉质肥美、繁殖能力强、温顺和迟钝的品种。奶牛和家猪的大脑比其野生同类的要小1/3。母狗的繁殖能力是狼的两倍。而且众所周知，家猪比野猪的生长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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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开始将这些理念应用于人类。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驯化物种特异行为引发的混乱》（Disorders caued by the domestication of species-specific behaviour）的论文中，他提出，人类实行自我驯化，这导致他们的体力、道德和基因各方面都趋于退化。“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对同类美丑的敏感度，与由驯化而导致的退化症状密切相关，这威胁了我们的种族……作为我们国家基础的种族理念在这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事实上，劳伦兹的驯化论为优化人种的争论开辟出一个新战场，又提供了一个理由来支持生育国有化、灭绝劣等个体和种族。劳伦兹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论据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即经过几代自然选择后繁殖的疣鼻栖鸭的基因库已减小，然而文明给人类的影响却恰恰相反：它放宽了自然选择，允许基因库中出现更多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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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纳粹主义是否有影响，我们无据可循。况且纳粹主义已有足够多的理由，其中一些甚至更具“科学性”，用以支持其种族主义和人种灭绝的政策。纳粹政党忽略甚至还怀疑劳伦兹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劳伦兹的驯化论在战后保留了下来。在1973年出版的《文明人的八宗死罪》（Civilized Man’s Eight Deadly Sins）中，他以较为缓和的口气重申了这一点。该书汇合了劳伦兹过去对自然选择的放松所导致的人类退化的担忧，以及近期他对国家环境的关注。除了基因退化以外，这八宗罪还包括人口过多、环境破坏、过度竞争、追求及时行乐、行为主义教条、代沟和核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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