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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斯特马克效应并不具普遍有效性。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例外情况都有发生。一些曾是童养媳的新娘成功地克服了性反感，拥有幸福的婚姻：一种更强烈的生育本能战胜了乱伦避忌的本能。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玩闹行为”，而那些幼时分离一年以上的兄弟姐妹则更有可能发生真正的性行为。换句话说，儿时的伙伴并不会对相互吸引产生反感情绪，也不会厌恶彼此之间发生性关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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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同一家庭里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嫌恶，和语言一样，都是一个清楚的例证，说明这是早年关键期中印刻在心智的一种习惯。从某种层面来看，它完全属于后天——既然他们是儿时的玩伴，心智不会预料到将来他们会厌恶彼此。在另一种层面上，它又可归为先天，因为这种在某个特定年龄段必然的发展是由一些基因组程序预先决定的。笔者的观点是：你的先天本性可以让你吸收后天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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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劳伦兹的雏鹅，只不过我们印刻的是嫌恶而不是依恋。因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康拉德·劳伦兹娶了儿时的伙伴格蕾特。在康拉德六岁那年，鸭子对他形成印刻时，他俩就在一起玩。格蕾特是邻村一个蔬菜种植者的女儿。为什么他们没有嫌恶对方呢？也许，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她比他大三岁。这意味着与康拉德认识时，她已经度过了产生韦斯特马克效应的关键期。或者，康拉德·劳伦兹也许正是他所定规则的一个例外者。有人曾经说过，生物学是一门充满例外而非规则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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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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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的印刻效应是一个伟大的见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组合拼图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也是先天与后天的巧妙结合。印刻效应的出现确保本能可以得到灵活的调整，实属自然选择的一件杰作。倘若没有印刻效应，只会出现两种情况：我们生来便拥有一种自石器时代以来便固定的僵化语言，或者我们要费心费力重新学习每一条语法规则。然而，在劳伦兹的其他观点中，有一条却得不到历史肯定的好评。尽管这个故事与印刻效应关系不大，但它却能够让我们了解，和许多人一样，劳伦兹也陷入了20世纪常常浮现的乌托邦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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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劳伦兹失业了。当时由天主教主宰的维也纳大学以神学的理由禁止他研究动物本能，于是劳伦兹回到阿尔滕堡，自费继续从事鸟类研究工作。之后他申请一项在德国工作的研究资助金。一位纳粹官员在审议其申请时写道，“来自奥地利的所有审核意见都赞成，劳伦兹博士的政治态度在各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在奥地利，他也从未隐瞒他赞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实……他是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一点也确定无疑。”1938年7月，劳伦兹加入纳粹党，成为种族政策办公室的一员。他即刻开始演讲和写作，宣扬他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契合的；1940年，他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直到1944年他在苏联前线被捕之前，他一直宣称自己赞同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种族政策”，“对国民和种族的改良”，以及“消灭劣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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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苏联战犯营饱受四年牢狱之苦后，回到了奥地利。他设法将自己的纳粹行为搪塞为愚蠢上当，并声明他不是政治活跃分子。他说自己其实是在调整科学研究以适应当时新兴的政治力量，而不是真的相信纳粹。当他活着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基本上被大家接受了。然而他过世以后，人们渐渐发现其实他已吸收太多纳粹主义的思想。1942年，在波兰担任军事心理专家时，劳伦兹参与一项由心理学家鲁道夫·希皮乌斯（Rudolf Hippius）领头的研究，该研究受到党卫军的资助。该研究的目的是要制定出区分“混血德国人”和“混血波兰人”的标准，从而有助于党卫军确定选择哪些人来实行“重新德意志化”。没有证据表明劳伦兹亲自参与战争犯罪，但他可能知道他们犯了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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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时期，他论证的中心是驯化问题。劳伦兹对于驯养动物有着莫名的鄙视，认为它们与其野生同类相比要更贪婪、愚蠢而且性欲强烈。他拒绝认可产生印刻效应的疣鼻栖鸭在性方面存在进步，并称它们为“丑陋的巨型怪物”。39先不谈其贬义色彩，他还有一个观点，即按定义来说，家养动物的选择性繁殖就是为了饲养出肉质肥美、繁殖能力强、温顺和迟钝的品种。奶牛和家猪的大脑比其野生同类的要小1/3。母狗的繁殖能力是狼的两倍。而且众所周知，家猪比野猪的生长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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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开始将这些理念应用于人类。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驯化物种特异行为引发的混乱》（Disorders caued by the domestication of species-specific behaviour）的论文中，他提出，人类实行自我驯化，这导致他们的体力、道德和基因各方面都趋于退化。“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对同类美丑的敏感度，与由驯化而导致的退化症状密切相关，这威胁了我们的种族……作为我们国家基础的种族理念在这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事实上，劳伦兹的驯化论为优化人种的争论开辟出一个新战场，又提供了一个理由来支持生育国有化、灭绝劣等个体和种族。劳伦兹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论据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即经过几代自然选择后繁殖的疣鼻栖鸭的基因库已减小，然而文明给人类的影响却恰恰相反：它放宽了自然选择，允许基因库中出现更多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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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纳粹主义是否有影响，我们无据可循。况且纳粹主义已有足够多的理由，其中一些甚至更具“科学性”，用以支持其种族主义和人种灭绝的政策。纳粹政党忽略甚至还怀疑劳伦兹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劳伦兹的驯化论在战后保留了下来。在1973年出版的《文明人的八宗死罪》（Civilized Man’s Eight Deadly Sins）中，他以较为缓和的口气重申了这一点。该书汇合了劳伦兹过去对自然选择的放松所导致的人类退化的担忧，以及近期他对国家环境的关注。除了基因退化以外，这八宗罪还包括人口过多、环境破坏、过度竞争、追求及时行乐、行为主义教条、代沟和核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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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兹的清单上没有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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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7章 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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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灵魂上还是身体上，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结构相似的大脑、脾脏、心脏和肺部；所谓的道德品质在我们所有人中也是一样的——细微的差别并无大碍……道德病是由于错误的教育所导致的。自童年时起，人们的头脑里便被塞入各种垃圾，简言之，社会的混乱状态导致了这一切。实行社会改革，那些道德病便会销声匿迹……无论如何，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一个人是聪明还是愚钝，是好还是坏，一点儿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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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明白了。他们有相同的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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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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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扎罗夫与奥金左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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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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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屠格涅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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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炸药的发明者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开始意识到自己已过年迈之年。他已年过六旬，身体状态不佳。他听到有传言说，人体输入长颈鹿血，可有返老还童之神效。当富翁们有了这样的心态后，精明的科学家们立刻想到了发财之道。诺贝尔听说后也心动了，当下便拨款10000卢布给圣彼得堡郊外的俄国皇家实验医学研究所，想让自己的生理机能焕然一新。然而，诺贝尔还是在1896年去世了，实验室从未买过长颈鹿，但该研究所却在不断壮大。它的员工超过100人，按照企业的模式运营，可谓是一个科学工厂。研究所的负责人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他雄心勃勃，自信非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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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是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Ivan Mikhailovich Sechenov）的学徒，此人痴迷于反射，甚至相信思想只不过就是对已发生行为的一种反射。他献身于后天培育事业，其程度相当于同时代的高尔顿对先天所做的贡献：他相信，“每个行为的真正原因都独立于人之外”，而且“心智所含的99.9%内容都取决于广义上的教育，而只有0.1%取决于个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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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切诺夫的哲学引领了一股实验研究工作的潮流，在之后的30多年里，由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席卷至世界各地。这些实验里的牺牲品大多是狗，或者如他们冷酷说出的“狗训练”。起初，巴甫洛夫集中研究狗的消化腺；之后，他又将研究中心转移到狗的大脑。1903年，在马德里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其最著名实验的研究成果。如许多伟大的科学一样，该成果也属意外收获。他原本试图研究狗对食物的唾液分泌反射，于是他将唾液管接到一只狗的唾液腺上，打算测量狗的唾液量。但是，这只狗一听到食物正在准备的声音，或仅是被带到喂食装置中，它就开始分泌唾液——因为它预料到要吃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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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本没有探求这种“心理反射”，但他即刻意识到其重要性，并将研究重心转到这方面。现在，经过训练后的这只狗，只要听到铃响或节拍器的声音，就可以吃到食物。很快，狗一听到铃响便开始分泌唾液。巴甫洛夫在其唾液腺上装了一个漏斗状容器，这样他便可以准确数出狗对每次铃声回应时流了多少滴唾液。之后，他证明了一只没有大脑皮层的狗，在被喂食时仍可反射式地分泌唾液，但是听到铃声时则不会有此反射。因而，对铃声的“条件反射”存在于大脑皮层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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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似乎发现了一种机制，即条件作用或联想论。通过这种机制，大脑可以获取它对世界各种规律的认识。这是个伟大的发现，它是正确的，尽管还不全面。但是按照惯例，巴甫洛夫的一些追随者走过头了。他们开始断言，大脑仅仅是一个通过条件反射来学习的装置。这种说法开始传入美国，归为行为主义并遍地开花。它的主要拥护者是约翰·布鲁德斯·华生，我稍后会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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