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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如下：习得记忆与提取记忆完全不同；它们发生在大脑中不同的部分，需要不同的基因。来自蘑菇体的信息输出对提取记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记忆习得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而信息输出则需要相关基因的开启。巴甫洛夫可能有过这样的梦想，在将来某个时候，有人可以理解大脑中的哪些联结可以解释关联学习理论，但是他应该没想过会有人向前更进一步，分析大脑中的分子。他更不会想象到，一步步通往这个过程的关键就在于格雷戈尔·孟德尔的遗传颗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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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科学尚处于襁褓期。那些研究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基因的人，开采出未知领域里的富饶之矿。例如，塔利如今给自己设定了个巨大的任务，即理解这些与记忆相关的基因是如何改变它们的主神经元与邻近神经元之间的一些突触，却又不触及其他突触。每个神经元都有大约70个突触与其他细胞相连。在细胞核里，1号染色体上的CREB基因负责开启一组其他基因，而那些基因必须要把信号发送至正确的突触。在这些突触上，信号可以改变联结的强度。塔利最终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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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CREB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塞斯·格兰特（Seth Grant）找到证据表明，与学习和记忆密不可分的许多基因与其说是时序网络的组成部分，不如说它们共同组建了一台机器，他将其称为赫布机（这样称呼的缘由稍后会加以说明）。这样一台赫布机包含至少75种不同的蛋白质，也就是75种基因的合成物，它们在一起运作，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在运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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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婴儿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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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会再次提到约翰B.华生。华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贫困荒凉的乡村长大，母亲一心为家，但父亲却喜欢拈花惹草，在华生13岁时离家而去。无论是基于基因还是经验，这样的背景都让他形成了坚强而又好斗的性格。他是个暴力青年，对妻子不忠实的丈夫，而且还是个专制的父亲，曾迫使一个儿子自杀，又迫使一个孙女喝酒。他退休以后悲苦地隐居于世。他也曾掀起了人类行为学的一场新革命。由于对心理学的无稽之谈深感失望，他于1913年在一次讲座中，拟就一篇题为《行为主义者视角下的心理学》的改革宣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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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必须停止自我反省。有传言说，曾有人让华生去想象一只小鼠穿越迷宫时，它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华生非常厌恶这样的问题。他有物理学崇拜心理。他认为心理学必须要建在客观基础上。真正重要的是行为，而非思想。“人类心理的主题是人类行为。”换句话说，心理学家应该研究有什么进入生物体，又有什么可以通过生物体表现出来，而不是两者之间的过程。支配学习的各种原则应该可以从动物那儿推理出，又可运用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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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的观点来自三种主要思潮。威廉·詹姆斯虽然是一个先天论者，但他也强调习惯形成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爱德华·桑代克更进一步，提出了“效果定律”，即动物会重复带来愉悦效果的动作，而不再做那些带来不愉快结果的动作。这种观点也可称为强化学习、试误学习、工具性条件反射或操作性条件反射（心理学家们各自喜欢使用的行话）。在桑代克的实验中，经过试误学习，猫找到拉杆、打开笼子的门；只需经过几次试验，它便清楚地知道如何打开门。尽管在1927年以前巴甫洛夫的作品还没有翻译成英文，但是华生从朋友那儿了解到一些，并立即意识到巴甫洛夫式或经典条件反射是学习的核心重点。最终，这里出现了一位和物理学家一样严谨的心理学家，“我看到了巴甫洛夫做出的卓越贡献，明白条件性反应可以很容易被看成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习惯的一个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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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华生和其助手罗莎莉·雷纳（Rosalie Rayner）做了一个实验，让他相信情感反应也是条件式的，人类就可以被看作无毛的大型鼠。这个实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里也大致介绍下雷纳吧。她当时19岁，舅舅是一位著名的参议员，曾因主持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听证会而广为人知。她美丽而又富有，开着一辆斯图兹跑车在巴尔的摩到处兜风。华生与她坠入爱河。华生的妻子在他的外套里发现雷纳给他写的情书，但她的律师建议她找华生当面对质之前，最好能找一封华生写给对方的情书，而不是他收到的情书。于是她来到雷纳家，说要喝杯咖啡。她装作头痛并提出要躺一会儿，于是她来到楼上罗莎莉的卧室里，将房门反锁，在里面搜寻到丈夫写给罗莎莉的14封情书。接踵而至的丑闻断送了华生的学术生涯。他与妻子离了婚，娶了雷纳，放弃了心理学，转向广告业。他加入智威汤逊公司（J.Walter Thompson），为强生的婴儿爽身粉设计了一个成功的推广企划案，并说服罗马尼亚女王支持旁氏面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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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起，这对情侣所做实验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艾伯特B（Albert B）的小孩，他从出生起便一直在医院里生活（有传闻说他是华生和一个护士的私生子，但我并未找到相关证据）。艾伯特11个月大时，华生和雷纳给他看了一系列东西，包括一只白色小鼠。艾伯特对这些东西毫无畏惧；他甚至喜欢和那只小鼠玩耍。然而，当他们忽然用锤子敲打钢筋时，艾伯特吓哭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以后，每当艾伯特触摸小鼠时，两位心理学家就开始敲打钢条。短短几天后，艾伯塔一看到小鼠就会开始啼哭，这是一种条件式的害怕反应。现在他对白色兔子也表现出恐惧，甚至看到白色的海豹皮大衣都会害怕。很显然，他已将恐惧转移到任何白色的、毛茸茸的物体上。带着他所特有的讥讽口气，华生宣布了这个故事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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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现在起20年后，弗洛伊德主义者除非改变了他们的假设，否则当他们来研究艾伯特对海豹皮大衣的恐惧时，他们很可能会从他口中套出一个梦境。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个梦境表明艾伯特在3岁时曾试图玩母亲的阴毛，结果被狠狠地呵斥了一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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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想说华生才应该受到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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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华生已经确信，条件反射不是人类对世界的学习的一部分，而是其最关键的主题。他的学术热情渐涨，坚信后天胜于先天，并发表了这个令人震撼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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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并让他们在我设定的特定环境里成长。我敢保证，随意挑选出其中一个，我都可以将其训练为我所选择的任何一类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巨商，甚至是乞丐或小偷，无论他的天资、爱好、脾气、才能以及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是怎样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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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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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华生发表此声明的五年前，列宁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和巴甫洛夫一样，列宁受到谢切诺夫环境主义的影响，他通过阅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csky）的著作了解到了这些。在俄国革命爆发两年后，据说列宁曾悄悄参观过巴甫洛夫的心理研究所，并问他是否可以设计人类本性。14这次会面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巴甫洛夫对此事的看法。也许他得去关注更为紧要的事：内战导致饥荒，研究所的狗都处于饥饿状态；研究者们为了让狗存活下去，只能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与它们共享。巴甫洛夫开始在研究所里培育一块菜地，以身作则带领学生们收获园艺的果实，就如同带领他们收获科学成果一样。15我们无法了解列宁是否从巴甫洛夫那里得到了政治鼓励。巴甫洛夫曾对革命做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不过当人民委员们对他表示支持时，他的态度也会稍有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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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列宁认为，人性可以接受训练而获得一套新系统。“人可以被矫正，”他说，“一个人可以被塑造为我们想要的样子。”托洛茨基（Trotsky）回应道，“创造出全新的人的‘改良版’，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任务。”16但是这个国家在将理论付诸实践方面的步伐却很缓慢。在纳粹主义统治德国以后，一个拒绝优化人种的理由出现了：人类遗传学研究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信条。苏联的优化人种论者很快由于其遗传论信念而遭到批评，因为他们没能“握住社会的杠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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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能握住社会杠杆的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苏联陷于饥荒之苦，政府发现了一个年迈并偏执的怪人在科兹洛夫附近培育苹果，他是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丘林（Ivan Vladimirovich Michurin）。米丘林曾提出许多荒谬的主意，例如他可以给梨树浇糖水从而使第二代的梨子更甜，或者通过嫁接来培育一个杂交品种。忽然间，政府给予的荣誉和资助金铺天盖地向他涌来，因为此时政府急切想要得到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米丘林主义被推广成一门新兴的科学，取代了孟德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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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一场科学政变铺设好了舞台。一个名叫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的年轻人想方设法得到了《真理报》的注意，因为他用米丘林主义的方式培育出一种生长期更短的小麦。那时，除了苏联最南方以外，冬天播种的小麦全都因霜降而冻死，而春天播种的小麦常因抽穗过迟而死于干旱。起初，李森科声称，他已通过“训练”的方式培育出了耐寒的小麦品种。到了1928年和1929年，700万公顷的土地里全用了他的技术，可是种植的小麦全死了。李森科没有气馁，又转向春季小麦，提出在种植前将种子浸泡，进行春化处理，可以让小麦更快吐穗。但这只是再一次加剧了饥荒。到1933年，春化育种已被彻底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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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森科在政治上比科学上更有作为。他的权势不断壮大，不久后他开始吹捧自己的想法是一门新科学，可以否定基因论和摧毁达尔文信条。他说，进化的关键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竞争。基因论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还原论则是一个错误。“在一个生物体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可以与身体分离……我们否定微小碎片，否认遗传细胞。”（1961年以后，苏联科学家们获准可以研究DNA，但李森科仍保有他那种混乱的思维，并提出双螺旋是个愚昧的概念，“它处理的是事物的倍增，而不是将一个事物分裂成两个对立面；也就是说，它在重复，在增加，但没有发展。”）18李森科主义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科学，也是一首“歌颂人与生存环境自然联合的赞歌”。李森科压根不理会别人提出用数据来证明观点的要求，其实他的观点更像是具有田园风味的民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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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李森科主义的追随者为了在苏联生物学领域里凌驾于基因论者之上，进行了一场日渐艰苦的战斗。他们逐渐占了上风，而且在1948年，李斯科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基因论受到压制，基因学家遭到逮捕，死了许多人。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改变什么，上台的赫鲁晓夫是李森科的老朋友和支持者。然而，对于苏联科学家来说（尽管对一些继续维护李森科的外国生物学家来说并非如此），有一点愈加明显，这个人是个疯子。他信口开河地说自己已培育出可以结榛子的角树，还有长出黑麦粒的小麦，还说自己看见莺的蛋里孵出了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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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李森科随赫鲁晓夫一起下台。事实上，他在部分程度上造成了赫鲁晓夫的垮台。李森科主义被列入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议程；自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这成了反对者们对这位领导人的主要控诉。李森科名誉扫地，但许多年来他并未遭受大肆批评。他的科学研究彻底消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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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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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业上的故事似乎与人类本性关联不大。毕竟如研究李森科主义的历史学家大卫·乔瑞夫斯基（David Joravsky）所言，“它若与真正的科学思想有任何相似之处，那全是出于偶然。”然而，它提供了苏联一切生物学研究的背景。极端的后天论早在俄国革命以前就始于谢切诺夫，在李森科的带领下登上巅峰，它奠定了苏联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切事情的基调。而且，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它也回响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巴甫洛夫和华生对学习如何发生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当作证据，说明人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学习而已。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一种双胞胎式的观点，即人类是后天与文化的产物，与动物截然不同；这既具备道德必然性，也具备科学必然性。这样的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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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因决定论是正确的，”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这样写道，“我们就要学会与之共处。但是我想重申一个目前没有证据支持的声明，过去数世纪中那些粗略的基因决定论版本都已明确遭到否定，而这种观点继续流行，只是因为那些从现状中获益最多的人持有的社会偏见仍在发挥影响作用。”20这样的推理引来了麻烦。从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到史蒂文·品克，生物学家们纷纷提出，将道德和政策建立在人性可塑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生物学家一旦开始发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天生的遗传因素，那么一定有人会为道德找到相关支撑论据。如品克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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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科学家们）押注在这个荒谬的论断上，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和政治不公平之所以不合逻辑或不符合事实，是因为压根不存在人性这回事（与道德卑劣相对，无论人性的细节是怎样的）。那么通过他们的推理，一切有关于人性的发现都相当于在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和政治不公平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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