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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无法证明刚刚说的那几句话是正确的。但我可以提供许多证据说明，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畏惧这种条件反射大多取决于杏仁核，即靠近大脑底部的一个小结构。26我还可以给一些提示，说出是伏尔甘的哪些仆人在杏仁核的沟壑里挖进挖出，以及如何去挖（这就像是如何促进谷氨酸突触易化）。我也可以告诉你双胞胎研究显示，畏惧是可遗传的，这表明基因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一切的设计都是源于一个如何连线大脑的基因指令规划。我只不过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学习畏惧像是一个清晰的模块，也像是心智这把瑞士军刀里的一块刀片。它近乎是自发而起、自成一体并是有选择的，而且由选择性神经回路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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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仍是经过学习后才有的反应。而且，你还可以学习畏惧汽车、牙医的电钻或海豹皮大衣。显而易见，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可以形成任何一种畏惧。但是，对蛇的畏惧无疑会比对汽车的畏惧来得更强烈、迅速和持久；社会学习也是如此。在一个实验中，作为实验对象的人接受条件反射从而畏惧蛇、蜘蛛、电源插座或几何形状。对蛇和蜘蛛的畏惧比其他畏惧持续的时间更长。在另一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接受条件反射（通过很大的砰砰声），从而害怕蛇或枪。再一次，实验对象畏惧蛇比畏惧枪的时间更长，尽管蛇不会发出砰砰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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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畏惧很容易就被学会，但并不是说它不能被阻止或逆转。猴子观看到录像中其他猴子对蛇无动于衷的反应后，即便之后再看到其他录像里猴子受到蛇的惊吓，也不会习得对蛇的畏惧。养宠物蛇的孩子们明显比他们的朋友们对于惧怕蛇的反应更具免疫力。因此，米尼卡强调，这不是一种封闭的本能。它仍是学习的一个例证。然而，学习不仅需要基因来建立学习系统，还需要基因去操作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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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将我在本书中已探讨的所有主题汇合到了一起。表面上，对蛇的畏惧看起来的确像是一种本能。它是模块化的、自发式的，并具有适应性。它具有高遗传性——双胞胎研究显示，畏惧和个性一样，与共享的家庭环境无关，但与共享基因密切相连。28然而，米尼卡的实验表明畏惧完全是被学会的。难道之前还有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例子吗？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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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与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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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派的行为主义学家在如今已如珍稀鸟类般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认知革命和米尼卡这类实验的影响，相信人类心智学习的是其擅长的方面，而且学习不仅仅需要一个按通用目标设定的大脑；它需要各种特殊装置，每一个都对信息具有敏感度，且专长于提取环境中的规则。巴甫洛夫、桑代克、华生和斯金纳的发现都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有助于了解这些装置如何运行，但它们并不是与先天相对立的：它们依赖天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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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一群科学家仍然反对在学习理论中注入太多的先天论。他们被称为关联论者。和惯例一样，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大脑的运作过程，和大多数天生论者所说的没什么两样。然而，仍和惯例一样，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两方总喜欢将对方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于是双方的情绪都高涨起来。我在两者中所能发现的唯一区别是，关联论者强调大脑回路对新技能和经验的接纳，而先天论者强调的是大脑回路的特异性。如果你允许我使用一点拉丁文来表达的话，我想说，对于一块石板，关联论者看到的是半块空白的石板，而先天论者看到的则是半块有字的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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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回归正题。关联主义并非真的关心真正的大脑是什么，它关注的是构造出能够学习的计算机式的网络。它的灵感源自两个简单的想法：赫布式相关性和误差反向传播。前者涉及一个名叫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的加拿大人，他在1949年随意写下一段话，由此他的名字被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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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细胞A的一个轴突与细胞B很近，足以对它产生影响，并且反复持续刺激细胞B时，那么这两个细胞或其中之一便会发生某些生长过程的变化或新陈代谢的变化。于是，作为能使B兴奋的细胞之一，A的效能增强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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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布所说的是，学习就是强化常常使用的关联。伏尔甘的仆人在使用中的沟壑里挖掘，使其更加畅通。讽刺的是，赫布并不是行为主义者——事实上，他强烈反对斯金纳的观点，不同意黑盒子必须要保持关闭状态。他想了解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而且他正确地猜测出是突触强度发生了变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记忆现象似乎就是赫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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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布理论问世几年以后，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发明了一个电脑程序，称为感知机。它包括两层“节点”或开关，这两层之间的联结可以发生改变。它的功能在于改变联结的强度，直到其输出具有“正确”的模式。起初感知机没能发挥多少效用，但30年后，人们在其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增加了第三层“隐含”的节点。于是，联结主义网络开始呈现一台原始学习机的所有属性，尤其在学会“误差反向传播”后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先调整隐含层单元与输出有误差的输出层之间的联结强度，再调整之前联结的强度——将误差反向传播至机器。广义上，从预测的误差中学习，与现代巴甫洛夫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以及沃尔弗拉姆·舒尔兹（Wolfram Schultz）发现的人类多巴胺系统所呈现的原理是相同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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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恰当的设计，联结主义网络能够学会世界上的各种规则，其学习方式看起来像是大脑的运作。例如，它们可以将单词归类为名词或动词，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物或人类，等等。如果它们遭到破坏或“损伤”，就会犯一些错误，与中风患者所犯的错误相似。一些联结主义论者兴奋地认为他们已迈出了重塑大脑基本运作的第一步，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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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主义者否认他们只相信关联。他们不像巴甫洛夫那样声称学习只是一种条件反射，也不像斯金纳那样提出大脑经过条件反射训练后即可同样轻松地学会任何东西。他们所说的隐含单元发挥着天生的作用，尽管斯金纳不愿承认大脑有此功能。31但是，他们的确声明，只要最少的预先设定的内容，一个通用网络就可以学会有关世界运行的各种规则。他们讨厌过分的天生论，强烈反对强调大模块论，并厌恶有关基因决定行为的廉价谈论。和大卫·休谟一样，他们相信心智所具有的知识大多来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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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经验主义认知科学的美妙之处：你可以落后几个世纪，但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心理学家杰瑞·福多诙谐地说。尽管福多一针见血地批评天生论走过了头，但他也不看好联结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它“全然无望”，既没有解释逻辑回路必须采用什么形式，也没有解释外展——“全局性的”——推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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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品克的反对意见表述得更加具体。他说联结主义者的成果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用知识预先装备网络成正比关系。只有通过预先规定其中的联结，你才能让网络学到有用的知识。他将联结主义者比作一个号称会做“石头汤”的人，他放的蔬菜越多，汤就会越美味。在品克看来，联结主义最近的成功是对天生论的一种假惺惺的恭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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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联结主义者说他们并没有否认基因为学习创造了条件，只是说也许突触网络的改变有一些通用规则，可以体现那种学习；以及，类似的网络在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运作。他们很重视最近有关神经元可塑性的发现。在失聪者或截肢者那儿，大脑中未使用的部分被重新分配了别的功能，这意味着它们是多用途的。言语在正常情况下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可在一些人的大脑中，它却由右半球掌控。小提琴演奏者的躯体感觉皮层比一般人的要大，这样有助于左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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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会裁定这些观点孰是孰非。我只想给出一向的判断：有些东西虽不是完整的答案，但在部分程度上也是正确的。我相信，我们将发现大脑中有一些网络，运用它们的通用属性，如同学习装置一样，学习到世界的规则。而且，它们运用的是一些类似于联结主义网络的原则，相似的网络会出现在不同的心智系统中。于是，学会识别一张脸和学会畏惧蛇，运用的是相似的神经元结构。发现这些网络及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将是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是我也相信，承担不同任务的网络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既有知识编码成演化后的设计，程度大小各有不同。经验论者强调相似；而先天论者强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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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之前的其他经验论者一样，现代的经验论者，赫布、斯金纳、华生、桑代克、巴甫洛夫，更不用说穆勒、休谟和洛克，毫无疑问他们都为人性之墙加上了有用的砖瓦。只有当他们试图抽走别人贡献的砖瓦时，或是号称只需经验论便可建成人性之墙时，他们才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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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式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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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好让我回想起斯金纳。你也会想起来，我曾说他写过一个有关乌托邦的作品。他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高尔顿的《不能说在哪里》中描述的地方一样恐怖。一个完全不受基因影响、纯粹经验主义的世界，会和一个完全不受环境影响的纯粹优化人种的世界一样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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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的作品《沃尔登第二》（Walden Two）描述了一个公社，说起来有点儿像令人窒息的法西斯主义式的陈词滥调。年轻的男女漫步在公社的走廊和花园里，微笑洋溢，互相帮助，多像纳粹宣传影片中的片断；强迫的、一致的情况无处不在。没有反乌托邦的乌云笼罩天空，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主人公弗拉兹尔（Frazir）的创造者竟然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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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伯里斯（Burris）教授的视角来讲述的。在两个以前的学生的引见下，伯里斯见到了过去的同事弗拉兹尔，后者创建了一个叫作沃尔登第二的公社。陪同伯里斯的还有他的几个学生及其女友，和一个名叫卡斯尔（Castle）的愤世嫉俗者。他在沃尔登第二待了一周，很羡慕弗拉兹尔创立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幸福的社会，其基础完全是对人类行为的科学控制。卡斯尔带着嘲笑离开了；伯里斯先跟随卡斯尔一起走了，但之后又回来了，他是被弗拉兹尔想法的魔力给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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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卡斯尔担心长期的独裁和自由之间会有冲突。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只是在重提命中注定与自由意志这个古老的问题吗？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入最初的计划，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个人似乎都要做出选择并决定结果。沃尔登第二公社也是一样。这里的成员实际上总在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所“选择”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想做的事恰恰是对他们自己和整个公社最有益的事。他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但他们是自由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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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卡斯尔的想法。但至少斯金纳是诚实的，他认为人类本性全部是由外界影响决定的，就像是牛顿世界里的线性环境决定论。如果行为主义者所持观点是对的，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的本性就只是可以影响他的外界因素的总和。行为控制技术将有可能得以实现。在1976年该书第二版新增的前言中，斯金纳并没有加入什么新想法。尽管像劳伦兹一样，他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沃尔登第二与环境运动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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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废除城市和经济，用行为主义的公社来替代它们，我们才能在污染、资源枯竭和环境突变的状况下生存下去，斯金纳这样说，“像沃尔登第二这样的事并非是一个坏的开始”。真正可怕的是，斯金纳的想法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们真的建造了一个公社，并努力按照弗拉兹尔的方式来管理它。如今它依然存在：这个名为多斯沃尔登的公社位于墨西哥的洛斯霍克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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