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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联结主义者说他们并没有否认基因为学习创造了条件，只是说也许突触网络的改变有一些通用规则，可以体现那种学习；以及，类似的网络在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运作。他们很重视最近有关神经元可塑性的发现。在失聪者或截肢者那儿，大脑中未使用的部分被重新分配了别的功能，这意味着它们是多用途的。言语在正常情况下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可在一些人的大脑中，它却由右半球掌控。小提琴演奏者的躯体感觉皮层比一般人的要大，这样有助于左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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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会裁定这些观点孰是孰非。我只想给出一向的判断：有些东西虽不是完整的答案，但在部分程度上也是正确的。我相信，我们将发现大脑中有一些网络，运用它们的通用属性，如同学习装置一样，学习到世界的规则。而且，它们运用的是一些类似于联结主义网络的原则，相似的网络会出现在不同的心智系统中。于是，学会识别一张脸和学会畏惧蛇，运用的是相似的神经元结构。发现这些网络及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将是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是我也相信，承担不同任务的网络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既有知识编码成演化后的设计，程度大小各有不同。经验论者强调相似；而先天论者强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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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之前的其他经验论者一样，现代的经验论者，赫布、斯金纳、华生、桑代克、巴甫洛夫，更不用说穆勒、休谟和洛克，毫无疑问他们都为人性之墙加上了有用的砖瓦。只有当他们试图抽走别人贡献的砖瓦时，或是号称只需经验论便可建成人性之墙时，他们才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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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式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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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好让我回想起斯金纳。你也会想起来，我曾说他写过一个有关乌托邦的作品。他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高尔顿的《不能说在哪里》中描述的地方一样恐怖。一个完全不受基因影响、纯粹经验主义的世界，会和一个完全不受环境影响的纯粹优化人种的世界一样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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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的作品《沃尔登第二》（Walden Two）描述了一个公社，说起来有点儿像令人窒息的法西斯主义式的陈词滥调。年轻的男女漫步在公社的走廊和花园里，微笑洋溢，互相帮助，多像纳粹宣传影片中的片断；强迫的、一致的情况无处不在。没有反乌托邦的乌云笼罩天空，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主人公弗拉兹尔（Frazir）的创造者竟然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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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伯里斯（Burris）教授的视角来讲述的。在两个以前的学生的引见下，伯里斯见到了过去的同事弗拉兹尔，后者创建了一个叫作沃尔登第二的公社。陪同伯里斯的还有他的几个学生及其女友，和一个名叫卡斯尔（Castle）的愤世嫉俗者。他在沃尔登第二待了一周，很羡慕弗拉兹尔创立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幸福的社会，其基础完全是对人类行为的科学控制。卡斯尔带着嘲笑离开了；伯里斯先跟随卡斯尔一起走了，但之后又回来了，他是被弗拉兹尔想法的魔力给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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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卡斯尔担心长期的独裁和自由之间会有冲突。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只是在重提命中注定与自由意志这个古老的问题吗？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入最初的计划，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个人似乎都要做出选择并决定结果。沃尔登第二公社也是一样。这里的成员实际上总在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所“选择”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想做的事恰恰是对他们自己和整个公社最有益的事。他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但他们是自由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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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卡斯尔的想法。但至少斯金纳是诚实的，他认为人类本性全部是由外界影响决定的，就像是牛顿世界里的线性环境决定论。如果行为主义者所持观点是对的，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的本性就只是可以影响他的外界因素的总和。行为控制技术将有可能得以实现。在1976年该书第二版新增的前言中，斯金纳并没有加入什么新想法。尽管像劳伦兹一样，他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沃尔登第二与环境运动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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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废除城市和经济，用行为主义的公社来替代它们，我们才能在污染、资源枯竭和环境突变的状况下生存下去，斯金纳这样说，“像沃尔登第二这样的事并非是一个坏的开始”。真正可怕的是，斯金纳的想法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们真的建造了一个公社，并努力按照弗拉兹尔的方式来管理它。如今它依然存在：这个名为多斯沃尔登的公社位于墨西哥的洛斯霍克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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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8章 文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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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可改变的身体构造，有些人勇敢，有些人怯懦，有些人自信，有些人谦逊，有些人温顺，有些人固执，有些人好奇心强，有些人漫不经心，有些人做事麻利敏捷，有些人做事磨蹭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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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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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继承了一套基因，也从经验中学习了很多经验。但是她还习得了其他一些东西：相距甚远或很久以前的人们创造的字词、思想和工具。人类主宰了地球，而大猩猩则濒临灭绝，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有5%特殊的DNA，不在于我们学习关联理论的能力，也不在于我们能以文化的方式活动，而是在于我们跨越时空积累文化和传递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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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个词至少有两种含义。它可以指高雅艺术、鉴赏力和品位：例如歌剧。它也可以指仪式、传统和民主特色：例如在鼻子上穿根骨头围着篝火跳舞。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交汇点：人们身穿礼服端坐着欣赏《茶花女》（La Traviata），这就是鼻子上穿根骨头围着篝火跳舞的西方版本。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源于法国启蒙运动。La culture的意思是文明——一个对进步的普遍衡量标准。第二个含义来自德国浪漫主义运动：die Kultur是德国文化所独有的民族特征，也是日耳曼精神最初的精髓。与此同时在英国，福音运动兴起，并开始反击达尔文主义，此时文化指代的是人性的对立面——使人类凌驾于猿类之上的灵丹妙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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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想象的那张照片上，留着华丽小胡子的弗朗茨·博厄斯，把德国对文化的诠释带入了美国，并将其转化为一门学科：文化人类学。他对接下来一个世纪里先天后天之争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通过强调人类文化的可塑性，他将人性扩展至无限的可能性，而不是将其束缚在诸多限制的囚牢里。正是他最有力地植入这种观点：文化将人类从本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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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顿悟产生于坎伯兰湾的海岸边，坎伯兰湾位于加拿大北极地区巴芬岛的海岸。1884年1月，25岁的博厄斯正在绘制海岸地图，努力想要了解因纽特人的迁徙和生存状态。他最近把研究兴趣从物理学（他的毕业论文主题是水的颜色）转至地理学和人类学。那年冬天，在唯一一个欧洲人（他的仆人）的陪伴下，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因纽特人：他与巴芬岛民一起住在他们的帐篷和圆顶雪屋里，吃海豹肉，坐狗拉的雪橇出行。他心存谦逊地体验这一切。博厄斯不仅开始欣赏招待他的主人们的各种生存技能，也欣赏他们精湛的歌技、丰富的传统和复杂的习俗。他也曾目睹他们在面临不幸时表现出的尊严和坚忍：那年冬天，许多因纽特人死于白喉和流感；他们的很多狗也死于一种新的疾病。博厄斯知道，人们将流行病的爆发归咎于他。这不是最后一次，一个人类学家总想知道他是否把死亡带给了实验对象。他躺在狭小的雪屋里，听着“因纽特人的叫喊，狗的咆哮和孩子的哭声”，他在日记里坦诚写下，“与文明的欧洲人相比，这里的‘野蛮人’的生活根本不算什么。然而我相信，如果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欧洲人绝不可能如此乐于工作并这么开心快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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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已充分准备好接受文化平等。他的父母是犹太人，居住在德国明登的莱茵兰镇，以倡导自由思想而自豪。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向他渗透了“1848精神”，1848年也就是德国革命失败的那一年。在大学时，博厄斯曾与一个反犹太人的小混混进行了一场决斗，从此脸上永远地留下了疤痕。“我想要的，以及我毕生为之奋斗的，是人人平等的权利”，他在给来自巴芬岛的未婚妻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狂热地追崇特奥多尔·瓦伊茨（Theodor Waitz），此人提倡人类团结：世界上所有种族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这一信念让保守分子大为恼火。它吸引了那些被达尔文扰乱心神的《创世纪》（Genesis）的读者们，但对那些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人作用不大。博厄斯也深受以鲁道夫·冯·魏尔啸（Rudolf von Virchow）和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为代表的自由人类学柏林学派的影响，此学派强调文化决定论，反对种族决定论。因此，博厄斯这样总结他的因纽特人朋友，“野蛮人的心智可以感知到诗歌和音乐的美，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说他们看起来愚蠢并毫无感情。”他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奇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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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于1887年移民到美国，并着手把文化研究而非种族研究定位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他想建立这样的理念，“原始人的心智”（这也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名称）和文明人的心智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的；同时，不同群体的文化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区别，与先进文化也有很深的差异。民族差异的根源在于历史、经验和环境，而不在于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他起初想要证明，人们在移民到美国若干代以后，头的形状甚至都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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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希伯来人，原本头型很圆，现在却变长了；南部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时头型相当长，现在却变短了；因而，来到这个国家以后，这两种人的身体结构都趋于一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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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头的形状——许久以来一直是种族分类主要依据的内容——可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心智的基本特征”也一定会受到影响。不幸的是，最近的一次对博厄斯所记录头盖骨形状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即便接受了新国家的同化，这些族群仍然保留了各自不同的头盖骨形状。博厄斯的诠释其实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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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强调环境影响的重要性，但博厄斯并不是极端的白板论者。他对个人和种族做了关键的区分。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同人的个性上存在很大的天生差异，所以他才不相信种族之间存在天生的差异：这个观点后来被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从基因的角度证明是正确的。从一个种族中任意挑出两个人，他们之间的遗传差异要远远大于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差异。事实上，博厄斯的观点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是很现代的。他强烈反对种族主义，相信文化决定论，不信民族特质一说，他还热情倡导所有人应该拥有均等的机会，这些都在该世纪后半叶里成为政治美德的标志。不过那时博厄斯已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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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惯例一样，他的一些追随者们走过了头。他们逐渐摈弃了博厄斯对个人差异和人性普遍特征的认可。他们犯了一个人们常犯之错，即认为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另一命题就必定为假。他们认为由于文化影响了行为，那么先天的东西都不能影响行为。最初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这方面最为过分。她研究萨摩亚人的性习俗，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西方社会的婚前禁欲和与性相关的困扰完全以种族为中心，因而是“文化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都知道，在访问该岛的短暂期间，米德受到几个少女的恶作剧愚弄。而且，20世纪20年代的萨摩亚人如果和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有区别的话，那也是更加谨慎一些。7但是损害已经形成，人类学与华生和斯金纳影响下的心理学一样，开始完全信奉白板说——即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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