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06666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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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01 毕竟，似乎很多人都肯定黑猩猩能够拥有文化。它们在喂食行为中表现出浓厚的地方传统特色，并将这些传统通过社会学习传递下去。一些群体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些群体则用木棍。在西非，黑猩猩吃蚂蚁时，用一根短棍慢慢插入蚁穴，将蚂蚁一个个放进嘴里；在东非，黑猩猩则用一根长棍探入蚁穴，一次收集许多只蚂蚁，将这些蚂蚁从棍子上剥下来全部放到手里，再一次性塞进嘴里。在整个非洲，目前已发现50多种诸如此类的文化传统，年幼的黑猩猩可以通过观察来学到每一种传统。（移居至一个新群体的成年黑猩猩很难学会当地的习俗。）这些传统对它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过于夸张地说，“黑猩猩完全依赖文化以获得生存。”和人类一样，黑猩猩若没有后天习得的传统则活不下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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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03 拥有传统或习俗的动物并不仅限于黑猩猩。1953年9月，动物文化首次发现于日本海岸线不远处的一个小岛科希马上。一个年轻的女子美都三户（Satsue Mito）5年来一直用小麦和甘薯喂养小岛上的猴子，以此让它们习惯人类的观察者。某天，她首次看到一只叫作伊莫（Imo）的幼猴用水洗去甘薯上的沙子。自此3个月以内，伊莫的两个玩伴和它的母亲也采用这一做法。5年以内，猴群中大多数的年轻猴子也加入了它们。只有一些年老的猴子没能学会这个习俗。伊莫很快还学会把带有沙子的小麦放入水中，沙子沉淀下去，从而小麦与沙子可以分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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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05 脑部较大的物种通常拥有丰富的文化。虎鲸具有传统的后天习得的捕食技巧，它在每个群体中都有所区别。例如，南大西洋虎鲸的一项特殊技能便是去浅滩抓捕海狮，该技巧需要多次练习才可完善。因此，通过社会学习传递传统习俗，这当然不是人类特有的技能。但是，这让问题更难以解答了。如果黑猩猩、猴子和虎鲸都有文化，那为什么它们不曾表现出文化腾飞呢？它们未能发展持续的、积累的创新和改变。总而言之，它们在文化方面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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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07 让我换一种说法来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如何取得文化进步的？我们如何在偶然间得到了积累的文化？这类问题在近些年里引发了大量理论推测，但予以支持的经验数据却很少。为确定答案而付出最多努力的科学家是哈佛的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他对成年黑猩猩和年轻人做了一连串实验，从中得出结论，“只有人会认为（其他人）和自己一样，都是有意向的行为主体；只有人类可以进行文化学习。”这种区分出现在动物出生后9个月时——托马塞洛将其称为九月革命。就在这时，在发展一些固定的社会技能方面，人类将猿类远远甩在后面。例如，人类会指着一个物体，只是为了让别人和他共同注意该物体。他们会看着别人指的方向，并跟随他人的视线。猿类从不会这样做，自闭症儿童也不会这样做（直到很久以后才可以），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其他人也是有心智、有意向的行为主体。在托马塞洛看来，猴子和猿类从来都不能将一种错误信念归属于其他个体，但这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是件自然而然的事。通过这一点，托马塞洛推测，只有人类才能够进行换位思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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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09 这一论断游走在人类例外论的边缘，人类例外论曾让达尔文大为光火。像所有人类例外论的声明一样，一旦有人提出首次明确发现一只猿会按照它理解的其他猿的想法来行动，这个声明就会遭到攻击。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尤其是弗兰斯·德·瓦尔，认为他们早在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中见过这样的行为。14托马塞洛坚决不同意这一点。除人以外的其他猿类可以理解第三方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已超出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能力），通过复制他者行为来学习。如果给它们展示翻转一根原木以露出下面的昆虫，那么它们也能学到在原木底下找到昆虫。然而，托马塞洛说，它们不能理解其他动物行为的目的。这限制了它们学习的能力，尤其限制了它们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能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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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1 我不确定是否赞同托马塞洛的全部观点。我受到苏珊·米尼卡所做的猴子实验的影响，那些猴子无疑可以进行社会学习，至少在精心设计的对蛇产生畏惧的情况下是如此。学习不是一种通用机制；它是针对每个输入信息而特别设置的，甚至黑猩猩也可能对一些输入信息进行模仿学习。而且，即使托马塞洛设法搪塞灵长目动物文化传统中的模仿——猴子学会洗去甘薯上的沙子，黑猩猩互相学习砸开坚果的方法——他也很难证明海豚不能考虑彼此的想法。毋庸置疑，人类移情和模仿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就如同我们使用符号交流的能力所达到的水平一样——但这只是程度差异，而不是类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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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3 尽管如此，程度差异也可由于文化的棘轮效应扩大为难以逾越的鸿沟。让我们承认托马塞洛的这种观点是对的，当模仿者理解模仿对象的想法时，当他有心智理论时，模仿即成了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让我们也承认这种想法是对的，在某种意义上，向自己表达一个想法即可产生一种表述，这种表述又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得以表达。也许这就是促使人类比黑猩猩习得更多文化的原因。因此，模仿成了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和李奥纳·泰格（Lionel Tiger）所称的文化习得装置的第一个候选者。16还有其他两个前景不错的候选者：语言和动手能力。有趣的是，这三者似乎都汇合于大脑的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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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5 1991年7月，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帕尔玛的实验室里得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发现。他记录猴子大脑中的单个神经元，设法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神经元的激发。通常情况下，这类实验在高度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让基本上不能动的猴子做既定的任务。里佐拉蒂并不满意这些人工设定，他想记录正常生活的猴子。他的实验由喂食开始，试图将每个动作与每个神经元反应关联起来。他开始猜测，一些神经元记录了行为目的而非行为本身，但他的同事对此不屑一顾：支持这个猜测的一些证据太过轶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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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7 因此，里佐拉蒂又把实验的猴子们放回到一个受到更多人工控制的仪器中。通过时不时地给猴子递一些食物，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当猴子看见一个拿食物的人，它的一些“运动”神经元似乎会做出反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认为这只是巧合，猴子一定同时也在移动。但是，有一天，他们记录到一只猴子的一个神经元，只要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拿着食物，该神经元就会被激发；而且该猴子是完全静止的。接着，实验者把食物递给猴子，当猴子以同样的方式拿着食物时，这个神经元又一次被激发了。“那一天，我开始确信这个现象是真实的，”里佐拉蒂说，“我们都非常兴奋。”17他们发现了大脑中有一个部分，既可表述行为，又可表述该行为形成的意象。里佐拉蒂将这个神经元称为“镜像神经元”，因为它有种不同寻常的能力，既可反映知觉，又可反映行为控制。之后，他发现了更多的镜像神经元，其中每一个在主体观察和模仿一个高度设定的动作时都很活跃：例如，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抓握东西。他做出结论，大脑中的这个部分可以使一个感知到的手部动作配合一个已完成的手部动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模仿机制的进化先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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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19 此后，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运用大脑扫描仪对人类重复这个实验。当志愿受试者既观察又模仿手指动作时，其大脑中有三个区域得以激发：这又是一个“镜像”活动。其中一个区域是颞上沟（STS），位于与知觉相关联的感官区。当受试者观察一个动作时，一个感官区域得到激发，这并不奇怪；但令人吃惊的是，该受试者之后做这个模仿动作时，同样的区域也很活跃。人类模仿行为的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让一个人模仿右手动作，她常常会用左手来做该动作，反之也成立。（试着告诉一个人她的脸颊上有东西，并同时触摸自己的右脸。这个人有可能会触摸她的左脸以示回应。）与此一致，在里佐拉蒂的实验中，与用左手模仿左手动作相比，志愿受试者用右手模仿左手动作时，其颞上沟会更加活跃。里佐拉蒂总结出，颞上沟“感知”主体自己的动作，并让它与观察到的动作的记忆相匹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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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1 近来，里佐拉蒂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神经元，它不仅在执行和观察某个动作时被激发，而且听到该动作时也会得到激发。例如，他们发现，当受试者看见或听见花生破壳时，有一个神经元会做出回应，但它对撕破纸的声音却没有反应。这个神经元一听到花生破壳的声音就会有反应，而并非只回应视觉意象。声音的重要性在于让该动物知道，它已成功地破开了一颗坚果，这一点很有意义。但是，这些神经元敏感至极，以至于它们仅仅通过声音便可“表达”一些行为。这已非常接近于找到一个心理表征的神经元表现：在这里，心理表征指的是这个名词短语“花生破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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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3 里佐拉蒂的实验让我们几乎能描述出一种文化神经学，即使只是以最粗略的方式。它就像一套工具，至少可构成文化习得装置的一部分。会找到一组构成这种“器官”设计的基因吗？在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大脑回路的特定内容的设计无疑是通过DNA遗传的。它们也许不是大脑中某个部分所独有的，其独特性在于大脑特定内容设计的基因组合，而非基因本身。大脑中将会产生汲取文化的能力。但是，这只是对“文化基因”（meme）[2]这个短语的一种解释；我们也能发现与设计基因完全不同的一组其他基因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建造文化习得装置的轴突导向基因将受到长期的抑制。替代它们的将是一些操作和修改突触的基因，一些分泌和吸收神经传递素的基因，等等。当然，这些基因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它们是在真正意义上将外部世界的文化传递到大脑中的装置。它们是文化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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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5 近来，安东尼·摩纳哥（Anthony Monaco）和他的学生塞西莉亚·赖（Cecilia Lai）发现，有一个基因突变可明显导致言语和语言障碍。这也许是第一个可通过语言来改善文化学习的候选基因。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严重的语言障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与智力几乎没有关联。它影响的不仅是说话的能力，还有在书面语言中总结语法规则的能力，甚至还包括听到和理解他人言语的能力。当这一特征的可遗传性首次被发现时，有人称这个基因为“语法基因”。这让一些人大为光火，认为这种描述是决定论的罪过。但是，如今可以确认，7号染色体上的确有一个基因，在一个大家族和另一个稍小一点的家族中造成了言语障碍。该基因对人类正常的语法和说话能力的发展，以及喉部的运动控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该基因是叉头框P2基因，或简称为FOXP2，其任务是打开其他基因——它是一个转录因子。当一个人的FOXP2受损时，他就无法发展出完整的语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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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7 黑猩猩也有FOXP2基因，老鼠和猴子也不例外。仅仅拥有该基因并不能使人会说话。事实上，该基因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体内都是相似的。斯万特·帕珀（Svante Paabo）发现，在数千代的小鼠、猴子、红毛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体内都有FOXP2基因，因为它们共有同一个祖先，该基因只有两个变化可改变其蛋白质产物——一个变化出现于小鼠的祖先，另一个出现于红毛猩猩的祖先。然而，也许拥有该基因独特的人类版本就是言语的先决条件。自人类与黑猩猩展开进化分离以后（仿佛是昨天的事），就已有两个变化改变了蛋白质。而且，来自少量沉默突变的证据巧妙地说明，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它们也是“选择性清除”的对象。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将基因的其他版本迅速抛置一边。在2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FOXP2基因的一个突变版本在人体内发生了一个或两个关键的变化，这个突变版本由其主人复制给子孙后代，也就是如今人类的祖先。因而，人类这个物种中的FOXP2基因只有这一个版本，所有之前的其他版本都已被清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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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29 在蛋白质构造的第325个位置上（共有715个），两个变化中至少有一个，以一个精氨酸代替一个丝氨酸分子，它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个基因的开启和闭合。它可能允许该基因首次在大脑中某个区域开启，这又转而允许FOXP2做出新的事情。记住，动物进化是通过给同样的基因赋予新的任务来实现的，而并非是长出新的基因。必须承认，没有人确切知道FOXP2究竟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它如何让语言得以产生，因此我也只是在做推测。仍然有可能的情况是，并不是FOXP2让人类可以说话，而是言语的出现给基因组上帝带来压力。于是，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基因组上帝让FOXP2产生突变：该突变是结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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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1 但是，既然我已越过已知世界的边缘，那么我就和盘托出我对FOXP2如何促使人类说话的最好猜测吧。我猜想，在黑猩猩体内，该基因有助于将负责控制手部活动的大脑区域和大脑中各个感知区域连接起来。在人体内，它额外的活动期允许它连接到大脑中其他区域，包括负责控制嘴部和喉部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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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3 我这么想是因为，也许FOXP2和里佐拉蒂所说的镜像神经元之间有某种联系。在里佐拉蒂做的抓握实验中，志愿者的大脑中的一个活跃区域，称为44区，对应着猴子大脑中发现镜像神经元的区域。该区域属于有时被称为“布罗卡区”的一部分，这使情况更为复杂了，因为布罗卡区是人脑的“语言器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猴子和人类大脑中，该区域不仅负责舌头、嘴唇和喉部的活动（这就是大脑该区域中风的人无法说话的原因），还负责手和手指的活动。布罗卡区同时负责言语和手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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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5 此处，有一条解开语言本身真正起源之谜的重要线索。近年来，一个非同凡响的观点在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中成形。他们开始猜测，人类语言最初是由手势而非言语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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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7 这个猜测的证据来自许多不同的方面。首先，有这样一个事实，猴子和人类大脑中负责发出“喊叫”的区域，与人类大脑中产生语言的区域完全不同。一般猴子或猿发出的全部声音有几十多种，一些用以表达情感，一些用以指代特定的捕食者，等等。它们都由大脑中靠近中线的一个区域指挥。该区域也指导人类的呼喊：恐惧地尖叫、高兴地大笑、吃惊地喘息以及不由自主地骂喊。一个人会由于颞叶中风而不能说话，但他仍可以流利地呼喊。事实上，一些失语症患者仍可以起劲地叫骂，但他们却不能活动自己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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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39 与之不同，“语言器官”位于大脑的左侧，跨过颞叶和额叶之间的大裂谷——大脑外侧裂。这是一个运动区，在猴子和猿类大脑中用以控制手势、抓握和触摸，以及脸部和舌部运动。大多数的大猿类在做手部运动时偏爱用右手，于是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大脑左侧的布罗卡区更大一些。24大脑中的不对称——在人类大脑中更为明显——其出现的时间必定早于语言的产生。语言由左脑控制，并不是因为左脑越长越大可以容纳语言，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语言接受左脑掌管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主要手势也是由左脑控制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理论，却很难解释以下这个事实。成年人学习手语时的确使用左脑；但以手语为母语的人却同时使用左脑和右脑。语言的左脑有专门用途，在说话方面比在手语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手势理论预测的情况恰恰相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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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1 支持手势语言首位的第三条线索是，人类有通过手部活动而非声音来表达语言的能力。人们说话时或多或少总会使用一些手势——即使是在打电话时，或那些生来就失明的人在说话时也会如此。失聪者所使用的手语曾被认为是用手势模拟动作的一出哑剧。然而，1960年，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意识到，手语也是一门真正的语言：它使用抽象的符号，具有内在的语法体系，其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口头语言，有句法、词形变化和语言所有的其他要素。手语的其他特征也与口头语言十分相似，例如，学习两者的最佳时间都是在幼年时的关键期，两者都是以同样的建构方式习得的。事实上，如同口头的洋泾浜语只有在孩子这一代学会后才可转变为有完整语法的克里奥语一样，手语亦是如此。说话只是语言器官的一种输送机制，对此最后一个证据是，如果失聪者中风影响的大脑位置和引发听力正常者说话障碍的中风所患位置相同的话，这些失聪者的手部也会“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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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3 然后，化石记录也可以说明一些情况。在5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祖先进化分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两足站立。直立行走伴随着骨骼大规模的重组，发生在100多万年以前，之后才有大脑扩大的迹象。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解放双手去抓握物体或做手势，远远早于他们开始以不同于其他猿类的方式思考或说话。手势理论的一个美妙之处在于，它即刻就可说明为什么人类拥有语言，而其他猿类却没有。双足直立解放的双手不仅可以用来拿东西，也可用于交谈。大多数灵长目动物的前肢都忙于支撑身体，无暇顾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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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5 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语言取代了猿群和猴群中的互相理毛——这是一种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的方式。事实上，猿类运用灵活的双手在同伴的毛中找出虱子，可能至少与他们用双手摘果实一样频繁。在以大型社会群体生活的灵长目动物中，互相理毛成为一件它们会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狮尾狒会用20%的清醒时间给彼此理毛。邓巴说，人类自古以来也生活在大型群体中，于是有必要发明一种类似梳毛的能让许多人同时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语言。邓巴注意到，人类使用语言不仅为了交流有用的信息，更主要是为了社会闲聊：“地球上这么多的人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意义不大的闲谈上，这到底是为什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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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7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梳毛-闲谈的观点：如果第一批早期原始人使用手势闲聊，那么他们一定会忽略本来要给对方梳毛的任务。如果你用手交谈，你就不能一边梳毛一边嚼肉。我忍不住想要说，手势语言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一种个人卫生危机，若想解决这个危机，他们就必须进化到不再满身都是长毛的程度，而且开始穿上可更换的衣服。但是某个犀利的评论家一定会谴责我只是在讲故事，所以我收回刚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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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666649 根据少量化石记录，我们了解到，与手指灵活度不同，说话出现在人类进化中较晚的时期。1984年，人们在肯尼亚发现了有160万年历史的纳利奥克托米人的骨架，其颈椎空间只能容纳一根狭窄的脊髓，和猿类的差不多，其宽度只有现代人的一半。现代人需要一根宽脊髓来提供神经给胸部，从而紧密控制说话时的呼吸。27人们在之后发现了其他直立人（Homo erectus）的骨架，其喉部和猿类的高度相似，但它可能无法适应复杂的言语需求。言语的特征出现得如此之晚，以至于许多人类学家忍不住推测，语言是一个近期的发明，大约在7万年前才初露头角。28然而，语言和言语不是同一回事：句法、语法、递推和词形变化也许在古时候已经出现，只不过它们通过双手而非声音得以表达。也许，不到20万年前发生的FOXP2基因突变，并非代表人类创造出语言的时刻，而代表了人类用嘴和双手来表达语言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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