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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像其他猿类一样,生活在分开的并互相竞争的群体中,不同群体之间交换的只是青年女性,那么,无论人脑多么善于筹谋、求爱、说话或思考,也无论人口密度有多高,文化发展的速度一定有所限制。新的观点只能在自己的群体中产生,却不能引进其他地方的观点。成功的发明也许可以帮助它们的拥有者取代竞争群体并掌控全世界。然而,创新速度太慢。随着贸易的来临——人工制品、食物和信息的交流,起初在人与人之间,后来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如今,一件好工具或一个好神话都会流传开来;进而遇到新的工具或神话,展开竞争,从而获得在贸易中复制的权利。总的说来,文化可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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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交换在文化演变中的作用等同于性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性将不同身体里发生的基因变革汇聚到一起;贸易将不同群体中的文化创新结合起来。如同性可以使哺乳动物将两个好的变革——哺乳和胎盘结合起来,因而贸易促使早期人类将耕畜和车轮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若没有交换,两者永远处于分离状态。经济学家们提出,贸易是一个最近的发明,由文字促成,但是所有的证据显示,它出现的历史更为久远。早在文字出现以前,生活在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的土著伊尔约龙特人,就已通过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用浅海的魟鱼来交换来自山里的石制手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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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文化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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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论断都支持以下结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以来,文化发生了渐进式的演化,但它并没有改变人类心智。文化像是马车而不是马;是人类大脑中某些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我和一个10万年前的非洲祖先之间的差别并不在我们的大脑或基因中,其实这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差别则在于通过艺术、文化和技术而积累下来的知识。我的大脑中填满了这些信息,而他那尺寸更大的大脑中装的只是当地的一段时期以内的知识。我的体内当然有文化习得的基因;但是他也拥有这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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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20万年~30万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促使人类以这种方式实现文化的腾飞?基因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按照老套的说法,大脑由基因塑造,大脑在接受塑造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发生改变。我猜它仅仅是尺寸方面的问题:ASPM基因的一个突变允许灰质额外增加20%。更有可能的是,大脑连线的变化突然允许大脑展开符号或抽象思考。我不禁猜测,通过重新连线语言器官,FOXP2基因使物物交换的飞轮运转起来。然而,科学总不会有这样的好运,在研究之初就能找到关键基因,所以,我怀疑FOXP2基因不是真正的答案。我预测这些变化只存在少数几个基因里,只因为文化的腾飞太过突然。也许不久以后,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究竟是哪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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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让人类心智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上创新之路。我们经过选择而生存下来,不是为了以70英里的时速开车时对方向盘稍做预示性的调整,不是为了阅读纸上的手写符号,也不是为了想象负数之类。然而,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体内的某一套基因让我们能够适应。基因是机器上的齿轮,不是天上的神灵。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由于各种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得以开启和关闭。它们的职责是从外界汲取信息,至少像它们传递过去的信息一样频繁。基因不仅仅携带信息;它们还对经验做出回应。是时候该重新估量“基因”这个词的完整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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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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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性在文化变化的同时没有改变——这是博厄斯的核心理念,已得到考古学的证明——那么,其逆命题也成立:文化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人性(至少改变不多)。这个事实使乌托邦主义者陷入苦恼。乌托邦思想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观点是,在一个共享一切的共同体中,必须废除个人主义。事实上,若没有公有主义的成分,某些人几乎不可能对其狂热推崇。希望集体文化可以改变人类行为,这种想法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带着一种特别的活力遍地开花。从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傅立叶(Fourier Charles)这类梦想家,到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和薄伽凡·室利·拉杰尼希[5](Bhagwan Shree Rajneesh)这样的实干家,这些大师都反复宣扬要废除个人自治。艾赛尼派教徒、净化派教徒、罗拉德派教徒、胡斯派教徒、贵格会教徒、震颤派教徒和嬉皮士都尝试过这样做,更何况是无数规模小的让人记不住名字的教派了。而且,他们的尝试得到一个同样的结果:集体主义并不奏效。对这些共同体所做的记述显示,它们三番两次崩塌的原因并不是周围社会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也足够强烈——而是由个体主义引发的内部紧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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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种紧张首先体现在性方面。若要训练人类享受自由性爱,并废除他们对性伴侣的既想有所选择又想独占的欲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共享的文化中抚育出新的一代人,你都无法削弱他们在性方面的妒忌:事实上,互相妒忌的个体主义在共同体里孩子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糟糕。一些教派通过废除性而维持下去——艾赛尼派和震颤派是完全禁欲的。然而,这导致了绝育。其他一些教派则竭尽全力地改造性行为。在19世纪纽约的北部地区,约翰·诺伊斯建立的奥奈达公社就实行他号称的“复杂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年老的男人与年轻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年老的女人和年轻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男人不准射精。在浦那静修所,拉杰尼希派信徒起初似乎很享受自由性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乐于享受这个乱搞盛宴,这是自从罗马酒神节以后最大的狂欢了,”一个参与者这样说。48但是,浦那静修所和随后成立的俄罗冈农场,很快就由于妒忌和愤恨而瓦解,尤其在谁与谁睡觉的问题上,矛盾不可调和。这个实验结束时,拉杰尼希一个人就拥有93辆劳斯莱斯,犯有谋杀未遂罪,大规模地在食物中投毒以操控地方选举,并进行移民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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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改变人类行为方面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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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人名依次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奥赛罗》《李尔王》和《皆大欢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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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me这个词最初源自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现meme 一词已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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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英里=1609.34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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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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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改名为奥修,印度人,曾在美国成立国际公社,后被警探发现私设武器库并制造毒品,随即被驱逐出美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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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9章 “基因”的七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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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只是一座图书馆用来建设另一座图书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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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丹尼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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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个竞争者夺走永恒的声誉,从此黯然失色,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是,那个竞争者已经去世十几年,而且他一生都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修道院里。难怪在我的这张照片上,德弗里斯显得闷闷不乐。1900年,他发表了一个激进的理论,觉得自己应该由此得到曾经赋予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和即将赋予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那种声誉。道尔顿提出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普朗克认为光是由能量块传播的。德弗里斯也提出一个量子理论——遗传是由粒子传递的,“有机体的特定性质由分离的单元所构成。”2该结论是通过一系列不同植物的杂交实验推断出的。他还偶然发现了一个真理,不过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得到证实。他推测,他称为“泛子”的遗传的颗粒,并不服从物种屏障,以至于让一种植物长出绒毛的泛子也会让另一种花长出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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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德弗里斯理所当然地可被视为基因之父。但是,在他把自己那大获成功的论述出版在《法国科学院报告》(Comtes Rendus de I’Académie des Sciences)不久以后,他便遭到德国人卡尔·科伦斯(Karl Correns)蜂蜇式的攻击。科伦斯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却因阅读了德弗里斯的论文而大为光火,这实在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他曾被德弗里斯抢先发表了一项科学成果,这次他决定报仇。科伦斯尖刻地指出,尽管这些实验是德弗里斯做的,但他所做的颗粒遗传的结论,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细节上,都借自一个过时已久的摩拉维亚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著作。甚至连德弗里斯用的术语,例如隐性和显性,都直接取自孟德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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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里斯知道自己被识破之后,只好在其论文的德文版本中做了一个脚注,勉强承认孟德尔对此发现享有优先权,郁闷地承担了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者这个角色。更为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把这个头衔与其他两个人共享:不仅有科伦斯,还有一个年轻的不速之客艾利希·冯·丘谢玛克(Erich von Tschermark),此人只擅长做两件事——用不足为信的证据说服整个世界相信他也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定律,以及(稍晚时候)将其才能用来为纳粹服务。对自视颇高的德弗里斯来说,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直至生命的尽头,他也一直讨厌人们将孟德尔奉若神明。“这个风头很快就会过去,”他断言,并拒绝了为这个修道士塑像揭幕的邀请。麻烦的是,很多人对德弗里斯并没有好感。他爱挑剔、冷漠、暴躁易怒又厌恶女人,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曾把口水吐进女助手做实验的培养皿里。这样一个人注定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术语被其他人的所替代。到了1909年,泛子这个称谓被“基因”所取代,这是丹麦教授威廉·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所创造的术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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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弗里斯是一个剽窃者吗?也许他的确通过自己的实验发现了孟德尔定律,之后他才在图书馆重新发现孟德尔的著作:他在19世纪90年代末突然改变术语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上,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认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不必提及孟德尔的优先权。毕竟,谁为了好玩来阅读40年来的《布隆自然史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Brun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呢?在这个意义上,德弗里斯是一个诈骗犯。然而,一个科学家掩盖其前人,在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地贬低其先行者的见解,以免他们削弱自己的影响力,这也不足为奇。即使是达尔文,他也曾娴熟地在不经意间一笔带过那些促进他思想的人尤其是其祖父的贡献。讽刺的是,也许孟德尔的部分观点也借自其他人。他压根没有提及园艺学家托马斯·奈特1799年的论文,该论文曾指出,不同豌豆之间可轻易完成的人工授粉,暗示了遗传机理,甚至还指明了豌豆二代的特征重现。奈特的论文被翻译成德文,收藏于布尔诺大学图书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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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认可孟德尔这个无可取代的遗传天才的同时,我们也给德弗里斯一些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吧。他提出的泛子概念,即遗传中可互换的部分,也在一段时期内独领风骚。正如不同的元素由同一些粒子的不同组合所构成——中子、质子和电子,如今整个世界都了解这个20年前不为人知的事实,即不同的物种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非常相似的基因的不同组合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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