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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0个男人皆于1972~1973年出生在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市。研究组从出生于该地及该时间段的人中挑选了一些，在他们从童年到成年的期间里，对这些受试对象展开定期研究。在一个由1037人组成的群体中，台利·莫菲特（Terrie Moffitt）和阿夫沙洛姆·卡斯比（Avshalom Caspi）选出442个祖父母为4个白人的男孩。这些孩子全是白人，他们的家庭社会等级和财富方面相差不大；他们中有8%在3~11岁受到严重虐待，有28%可能以某种方式受到虐待。和预料中的一样，许多曾受到虐待的孩子后来也常用暴力或成为罪犯，在学校时常惹是生非，或违反法律，显示出反社会及暴力倾向。采纳先天与后天相互对立的观点的人，会认为这要么是因为他们曾遭受到残暴父母的虐待，要么是因为他们遗传了虐待式父母的某些基因。但是，莫菲特和卡斯比更感兴趣于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观点。他们测试了这些男孩体内的一种特殊基因单胺氧化酶A（MAOA）的差异，并将该基因与孩子的成长环境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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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A基因的上游有一个启动子，该启动子是由30对碱基组成的，这些碱基有不同次数的重复，分别是3次、3.5次、4次或5次。那些有3次或5次重复的基因远远没有那些有3.5次或4次重复的基因活跃。因此，莫菲特和卡斯比将这些男孩分为携带高活性MAOA基因的人和携带低活性MAOA基因的人。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携带高活性MAOA基因的人几乎不受虐待经历的影响。而那些携带低活性MAOA基因的人如果曾经受到虐待，将来会有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如果没有受到虐待，他们的反社会性会稍低于普通人。MAOA基因不太活跃并曾受虐待的人，参与强奸、抢劫和袭击的次数是常人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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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光有虐待经历并不一定会产生反社会行为，你还得有不活跃的MAOA基因；或者，光有不活跃的基因也不一定会让你反社会，你还需受到虐待。MAOA基因的参与并不会让人觉得诧异。去除老鼠体内的MAOA基因，这只老鼠将产生攻击行为；恢复其体内的该基因，它的攻击行为将会减少。在丹麦一个有着多代犯罪史的家庭里，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犯罪家庭成员的体内，MAOA基因受到损害；而在那些守法家庭成员的体内，该基因则完好无损。然而，这种基因突变非常罕见，不能解释大部分犯罪行为。低活性的并依赖于后天培育的突变则更常见（大约37%的男性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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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A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在男性体内只有一份复制品。女性体内有该基因的两份复制品，相比之下不易受到低活性MAOA基因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女性至少拥有一个该基因的高活性版本。但是在新西兰，12%的女孩拥有该基因的两个低活性版本，这些女孩如果在幼年时期受到虐待，到了青春期后更可能被诊断为行为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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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菲特指出，减少对孩子的虐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目标，无论它是否会影响孩子成年以后的个性，因此她没察觉出这有什么政策含义。但是不难想象，我们便可知道，这项研究会为人们更好地干预问题青少年的生活打开大门。它清楚表明，一个“坏”的基因型不是一个判决；它还需要一个“坏”的环境。同样，一个“坏”的环境不等同于一个判决；它也需要一个“坏”基因型才能成事。但对少数人来说，它似乎关上了命中注定的牢狱之门。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虐待式家庭的儿童，很迟才被社会服务部门解救出去。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便可了解你体内MAOA基因启动子的长度，医生颇为自信地预测出你是否有可能反社会并犯罪。你、你的医生、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以及你委托的代表将如何看待这个信息呢？很可能，谈话疗法无效，但一颗改变你精神的神经化学的药物将会有点儿作用：许多调整精神状况的药物会改变单胺氧化酶的活动。但是，服药是有风险的，或者也会没有效用。政治家们将要决定谁可以授权进行这样的测试和治疗，不仅为了潜在患者本人，也为了他将来的潜在受害人的利益。既然科学已确定了基因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无知就不再是道德上的中立态度。是坚持让每个易受该基因影响的人都去做个测试，以免将来陷入牢狱，还是坚持不给任何人做这样的测试，两者中的哪一个更符合道德呢？迎接新世纪里第一个普罗米修斯的两难境况吧。莫菲特已经在羟色胺系统中发现另一种基因突变，它可以对环境因素做出回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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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社会政策必须适应一个人人有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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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7：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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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威廉·詹姆斯将其卓越的智力用来考虑自由意志的问题，它那时已是一个难解之谜。虽然斯宾诺莎（Spinoza）、笛卡尔、休谟、康德、穆勒、达尔文都已为此付出努力，但詹姆斯仍坚持认为，在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中仍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然而，甚至詹姆斯后来也无能为力地否定了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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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开始就要公开否定所有证明自由意志的虚妄之词。但我最希望的是引导你们中的一些人，随我一起去假设它是真实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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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同样的话仍然适用。尽管哲学家们费尽心力地想对全世界表明，自由意志不是一种幻觉，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但是，在一切有关意图和目标的问题上，街上的男男女女们仍停滞不前。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个谜，却找不到谜底。在某种程度上，科学设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有某种原因，但这似乎不可避免地剥夺了这个人自我表达的自由。不过，他会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选择下一个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但行为不是随机的，它必然有一个原因。在实践问题上，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解析方式，无法让普通人可以理解。斯宾诺莎说，一个人和一块山上滚下的石头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人认为他是在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有点儿作用。康德认为，在试图理解因果关系时，纯粹的理性会让自己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而出路便是假设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按照自然规则运转，另一个则由理性的行为控制。洛克说，“询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与问他的睡眠好不好或问他的品行是否端正一样毫无意义。”休谟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对此无能为力；或者如果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弄清楚了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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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本书已足以让你相信，求助于后天并不能摆脱决定论的困境。如果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同龄人和社会，那么它就是被决定的；它并不自由。哲学家亨利克·沃尔特（Henrik Walter）指出，一个99%由基因决定而1%由自己的行动能力决定的动物，比一个1%由基因决定而99%由后天决定的动物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也希望，我所说的一切可足以让你相信，先天以基因的方式影响行为，这并不会对自由意志造成特殊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基因是个性的重要贡献者这样的消息应该令人欣慰：个体的人性不受外界干扰，这像是提供了一个抵制洗脑的堡垒。至少，你是由自己内在的力量决定的，而不是被他人的力量所决定。正如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教义问答的形式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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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非他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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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许多人到处散播，基因影响行为的发现会让律师们大肆为自己的当事人开脱罪行，说其犯罪行为是由他们的遗传命运决定的，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他的错，尊敬的法官大人，这是他的基因所决定的。实际上，迄今为止，法庭上很少有律师会这样辩护。尽管它被用到的频率会增多，但我没觉得它会在法庭审判中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从一开始，这个世界便对法庭上决定论式的托词习以为常了。律师们总是提出这样的理由来减轻当事人的责任，例如说他精神失常；或是受到配偶的逼迫；或是不由自主这样做，因为他在孩提时代曾被这么对待过。甚至哈姆雷特也以精神失常为自己辩护，向雷欧提斯（Laertes）解释为什么他杀了对方的父亲波洛涅斯（Polo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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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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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了你的感情与荣誉，使你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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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要说，那是我的疯症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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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雷欧提斯的，是哈姆雷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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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对不是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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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哈姆雷特丧失了他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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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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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事情不是哈姆雷特所干的，而哈姆雷特也不会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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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事情是谁干的呢？就是哈姆雷特的疯症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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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如此；那么；哈姆雷特本身也就是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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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疯症就是可怜的哈姆雷特的敌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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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加入托词清单的另一个理由。此外，如史蒂文·品克所提出的那样，以减轻责任的方式为罪犯开脱，与裁定他们是否有自由意志选择自己做过的行为无关；它仅仅与阻止他们再次这样行动有关。但是，在我看来，基因辩护仍然很罕见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个完全无用的辩护方法。在尽力推翻不利于他的控诉时，一个承认天生犯罪倾向的罪犯不太可能赢得陪审团的支持。而且，在受审时，倘若他承认自己有谋杀的天性，则不可能说服陪审团释放他再去杀人。使用基因辩护法的唯一用处在于，承认犯罪事实以后避免被宣判死刑。首个使用基因辩护的案例见于亚特兰大，事实上是一个谋杀犯史蒂芬·莫布里（Stephen Mobley）用它提出免于死刑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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