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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相关因素都仔细控制之后，这类研究结果往往都支持牛津鸟类学家戴维·赖克（David Lack）50年前得出的结论：“鸟类调整其产蛋数，使得个体繁殖后代的成功率最大。”为了做到这一点，鸟类需要比较准确地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力和经验。喂养4只雏鸟比喂养3只雏鸟显得更困难、更危险。如果有5只雏鸟，巢可能更加拥挤，长大的幼鸟离巢时可能体重偏低，活到下一个冬天的可能性也要降低。每年的环境变化也难以预测。年景差的时候，幼雏过多的鸟巢将特别危险。可以肯定，有了这些知识，博物学家对禽类哺育幼雏的野外观察将更加有趣。这些鸟选择了最佳策略，这不仅符合平均规律，而且有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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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的讨论中，我们只关心蛋的数目，没关注鸟类后代的性别。这些鸟是否会遵循最佳雌雄比例呢？在关于性别比例的自然选择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使适应最大化：“数量较少的性别将占据优势。”经常光顾单身酒吧的人知道，人数更少的性别求偶成功的概率更大。在自然界，雌性稀少时，产出雄性后代的个体是自然选择淘汰的对象，因为许多雄性不会留下后代。如果雄性稀少，产出雌性就不如产出雄性能留下更多的后代。这种自然选择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大致相等的雄性和雌性个体。这一简明有力的演化解释是由伟大的遗传演化学家费希尔（R. A. Fisher）在1930年提出的。如果你认为相近的性别比例是因为有相等的机会从父亲那里得到X或者Y染色体，这当然没错。不过，这是近因解释。这种近因解释不能解释某些特殊生物，例如蚂蚁和蜜蜂，它们具有巨大的性别差异。它们的情况太复杂，需要更加复杂的分析手段，此处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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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是否在群体中产生数量绝对相等的雄性和雌性？不是这样的。可以想到，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例如，两性成熟的年龄差异，两性死亡率的差异，雌性和雄性亲代在生存和繁殖中所付出的代价的差异，等等。认真地分析之后，科学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对于与人类一样、同样具有性别决定方式和生殖方式的生物而言，如果父母哺育子女时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性别将维持在稳定的比例上。”统计结果与该预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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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希望说服读者，有关自然选择的最新理论可以预测河狸的筑巢方式、鸟孵化后代的数目变化以及哺乳动物的性别比例，同样也可以帮助医学做出重大发现。假设、推理、论证，总是要从现有的生物医学知识和一个有关适应性演化的问题开始：人体的这一特征，是否是某种适应机制的一个方面？如果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可能的机制？怎样去检验这些未知的机制？如果人类生物学的某些特性看起来不尽理想，自然选择是怎样把它选出来的？为什么它们没有被淘汰？这种看似糟糕的设计，是否有其他有用的功能？是否有可能，它适应于石器时代，却与现代环境不相匹配，因而引起了疾病？侵扰我们的病原体和寄生虫同样在自然选择中不断改进，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不过是演化生物学研究的几个常见的例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已经结出了许多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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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要被热情冲昏了头脑，还是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事关功能的问题，可能有不止一种正确的答案。例如，舌头对咀嚼和讲话都很重要，眉毛对防止汗液流进眼睛和交流也都很重要。其次，对一个物种或一种疾病的演化史的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无法直接进行通常意义上的实验检验。我们无法通过实验来确定我们的祖先在多久之前第一次使用火，以及这对后来的演化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探索历史的唯一途径是考察它留下来的纪录。对考古学家来说，古代遗址留下来的炭末和烧焦的兽骨是宝贵的原始资料。类似的，从蛋白质和DNA的化学结构中，生物学家也可以解读出远古时代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发明时间飞船之前，我们还无法回到古代去直接观察演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化石、碳元素追踪、解剖构造、行为倾向、蛋白质和DNA的结构去重建史前时期的事件。即使一时无法说明某个生物性状的演化史，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它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可以与其他物种里类似的功能做比较，以此取得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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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特定生物性状的演化起源及功能的假说，正如关于该性状近因解释的假说一样，都需要，而且也都可以诉诸检验。检验关于演化的假说需要克服特别的困难，但这不是我们放弃的借口——这只会使得研究更富挑战性，也更有趣。作者不敢夸口在本书中检验了演化的假说。我们努力将猜想与事实区分开，而且对所举的大多数例子都提供证据，但是就我们提供的证据而言，这些假说还称不上已经得到证实。有些例子有大量的研究为依据，这些研究涉及了演化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就整体而言，证据仍然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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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不是去证明哪个具体的假说，而是向读者表明，用演化的视角来审视医学问题不仅重要、有趣，而且可以诉诸科学的检验。我们希望人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关于许多疾病提出了各种演化意义上的问题，并冒昧地提出了我们的猜想。再次申明，这些只是猜想，不是事实。也许再过几年，演化医学会有足够的发现来完成一本专著。但是现在，我们的目的不是勉力验证几个假说，而是鼓励病人、医生和研究人员去提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有这种疾病？正如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临死前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然后又问道：“既然这样，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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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第3章 感染病的体征和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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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猫鼠之争中，你站在老鼠的立场上。老鼠说它讨厌猫的气味，猫的气味使它紧张不安，分散它对食物、配偶、幼鼠等重要事情的注意力。假如有一种药可以使嗅觉迟钝，老鼠吃了这种药可以不再受猫的气味的干扰。你是否会给它开这个处方？可能不会。因为猫的气味对老鼠来说太重要、太有用了。猫的气味是利爪和锐齿逼近的紧急信号，逃避天敌要比气味好闻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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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问题是，假定你是一个治疗儿童感冒的医生。感冒带来令许多父母担忧、孩子也不喜欢的症状——流鼻涕、倦怠，特别是发热和头痛。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能够减轻甚至消除发热和头痛的症状。你是否会告诉家长给孩子吃扑热息痛呢？如果你是一名传统的医生，或者你自己也习惯了使用扑热息痛来缓解这些症状，那么你可能会这么做。但这样是否明智？考虑一下扑热息痛与上一段中治疗老鼠嗅觉的药物的类似之处。就像猫的气味，发热的确令人不舒服，但它有用。这是自然选择塑造出来的对抗感染的一种适应性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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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发热以对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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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克鲁格（Matt Kluger），这位罗维雷斯研究所（Lovelace Institute）的生理学家认为：“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发热是一种宿主针对感染的适应性防御机制，而且在整个动物界中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收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他甚至还证明了冷血的蜥蜴在感染时也会发热，并从中获益：当蜥蜴受到了感染，它们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蜥蜴多半会死去。幼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来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但一旦被退热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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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并不是体温调节失控，而是演化出来的一种精细的体温调节机制。把因感染而体温上升了2℃的大鼠放进一个很热的温室，它会启动降温机制保持那高于正常的2℃；放进凉爽的小室，它便启动保温机制来维持2℃的发热。这个实验说明，即使是在发热的时候，体温也受着精细的调控，无非是它的控温中枢调高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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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居利士·瓦格纳·焦内格（Julius Wagner Jauregg）取得了支持发热价值最重要的证据。他注意到两个事实：一，有些梅毒患者在患疟疾之后病情有所好转；二，梅毒在疟疾高发地区比较少见。于是，作为治疗手段，他便有意使上千名梅毒患者感染疟疾。在那个年代里，梅毒的自然痊愈率不到1%，他的新疗法达到了30%的治愈率。因为这一重大成果，他荣获192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个时候，发热的价值要比现在更为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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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爱开玩笑说，现代医生的口头禅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明天早晨再打电话给我”。这并不奇怪，因为目前将发热作为对抗感染的一种适应性机制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有一个研究发现，使用了扑热息痛的水痘患儿与摄入了安慰剂（糖丸）的对照组相比，平均要延迟一天才能恢复。另一个研究，56名志愿者特意吸入了感冒病毒，患上了感冒，然后接受不同的治疗：一部分人用阿司匹林或扑热息痛，另一部分人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人里，抗体水平更高，也较少鼻塞，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日程也要短些。无数的病人都在使用退热药，但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这似乎说明人们不愿意研究这些不适症状还有什么适应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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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可能正在好转。华盛顿大学的医学教授丹尼斯·斯蒂文森（Dennis Stevens）指出：“有证据表明，某些情况下对发热病人进行退热治疗，有可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干扰了发热，也就干扰了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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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应当强调，防御机制的具体表现不一定都是适应性的，即使发热是有益的，甚至是重要的，我们也并非主张全面禁用退热药物。即使有研究证明了发热对于预防感染一般都是有用的，但是一味鼓励发热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更不应听任体温不受限制地升高。从演化论的观点出发，在看到适应性反应的益处时，也要看到代价。如果40℃体温对人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么就一直保持40℃避免感染就好了，何必等到感染之后再来发热呢？但是，40℃的体温有着不菲的代价，能量消耗增加20%，还会使得男性暂时不育。更严重的发热，有可能引起谵妄、惊厥甚至永久性的组织损伤。还有，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把对抗感染的体温升高调整到了一个最佳平均值。但是，调节的精确度有限，有时体温会太高，有时又会太低。有时虽然退热会使感染延长，我们还是需要退热。如果高音歌唱家芭芭拉·波莉正在发热，又安排好要到大都会剧院演唱，扮演福斯塔夫（莎剧《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肥胖、快乐、滑稽的角色），她可能要吃退热药，哪怕这将延迟痊愈。人们在感冒时可能宁愿恢复得慢一点，也要吃药使自己不那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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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热的适应性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我们在干预之前对它要有所了解。目前，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问题仅仅是舒服与否的话，我们尽可以减轻或者消除不适。但是，如果退热会延迟恢复，甚至可能增加继发感染，那么我们在干预之前就需要权衡得失了。我们希望，医学研究不久就可以取得证据，帮助医生和病人判断发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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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限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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