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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人体构造上的一些缺陷。但我们切不要把这些问题与技术上的失误或对最佳值的随机偏离相混淆。就每一种可测量的生理特征而言，中间值最为有利。我们前面讨论过翅膀太长或太短的鸟都容易在风暴中失事。太高和太矮的人往往也不如正常高度的人活得健康长久。平均体重的婴儿比太重或太轻的都要好。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和低血压都不如正常血压好。虽然不存在完美，但是只要各种参数配合得好，结果一样优越。在这些优越的人身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看看与乔丹对抗的篮球明星们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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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设计，虽然不属于不良适应，但其功能是随机选择决定的，因此也只能理解成历史遗产。哺乳动物中，右心房向肺送出循环血，左心房向全身送血，鸟类则恰恰相反。对此唯一的解释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各自起源于不同的爬行动物祖先，因而走了不同的道路。这两种选择的运行效果并没有差别。此外，一些偶然的特征可能有特别的好处。许多人今天仍然活着，是因为他有两个肾脏。当一颗肾脏坏掉或者献给别人之后，另外一颗仍然可以承担其功能。类似的，许多人过早去世，是因为只有一个心脏。我们之所以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只是因为一开始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这纯粹是一个历史遗产问题，跟有几个器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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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反复讨论过，人体中那些错误的或者随意的设计缺陷带来了许多医学问题，不过，我们希望读者也能理解，这些所谓的“问题”对人体也有利。我们的脑容积过大，可能易受外伤，可能使分娩困难，但是它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在动物王国里领袖群伦，使所有的社会和技术进步成为可能。这个星球的历史上，没有哪个物种能像我们这样改造外界环境，特别是在农业文明、工业革命以来。同样，我们的寿命比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更长。少数例外情形，比如大象，比我们活得更久，但是它们比我们的块头大多了。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要多活一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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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的许多适应与别的哺乳动物相比并不算差，甚至更加优越。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最优秀的。还有我们的眼睛，尽管有设计缺陷和些许不完善之处，我们的眼球与大脑结构相对应的多层次的信息处理，能够奇迹般地从视觉刺激中提取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假如说鹰眼在敏锐性上超过我们，那么它在其他方面就要付出代价。有些动物，在暗处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但是在亮处就不如我们了。正常人的视力接近理论允许的最大敏感度和鉴别能力。对同一张面孔，哪怕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从某个角度瞟了一眼，我们以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或距离上立即把它认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现在，还没有一种电脑能接近这样的成绩。我们的听力对某些频率所达到的程度是恰到好处的，如果再灵敏一点就会听不清楚，因为空气分子对鼓膜的扰动引起的噪声将会把有价值的声音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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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人类演化史的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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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讨论的主要是人与其他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或者其他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属性。关于直立行走的问题也适用于已经绝灭了的古人类（Homo）。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更明显的演化遗产，着重考虑最近十万到一万年间的演化调整。在最后这几万年里，自然选择对我们做了些微的修改，但这在整个演化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浪花而已。我们一万年前乃至五万年前的祖先，在外观上和行动上与现代人类并无不同。如果我们能有一种时间飞船把那时的婴儿放在现代家庭中抚养，我们可以预期他们能健康长大，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现代律师、农民、运动员或者瘾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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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余下部分以及下一章，我们将专门论述石器时代人类进行的适应。石器时代是在几千年前结束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现代社会：稠密的人口、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很少的体力活动以及现代环境。我们本不是属于只有办公室、教室、快餐店的世界的。即使是最原始的农场，或者第三世界里的村庄，对于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社会中演化出来的人体而言，也是完全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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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似乎更适合于非洲撒哈拉半干旱地区部落社会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这是因为我们的物种起源于此，在这里生活了上万年，变成了现代人。在人类历史90%以上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于此。在此之前，我们在非洲有过更长的演化时期。根据我们祖先的骨骼特征，科学家给它们起了不同的名字，如直立人（Homo erectus）、穴居人（Homo habilis）。但是即使是这些更加遥远的祖先也直立行走，并且用手制造工具。我们只能猜测他们的生物学特征。虽然我们无法根据遗留下来的化石和石器推测他们的语言能力或社会组织程度，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今天的狩猎采集部落比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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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技术进步使我们的祖先能够侵入别的栖息地和地区，诸如沙漠、丛林和森林。大概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包括寒冷地区。因为衣物、居住条件、食物采集和储存方面的进步，他们在这些地方生存了下来。虽然有地域差异、四季变迁，人类仍然生活在小部落的狩猎采集经济中。耕种农业，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从八千年前的西南亚开始，很快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和中国。一千年之后，它又扩散到中西欧和热带非洲，然后在拉丁美洲独立发展。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仍然在狩猎采集部落中生活。按一些著名人类学家的说法，我们是“石器时代走在快车道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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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石器时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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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曾经田园牧歌的生活。你出生在一个有40～100人的游牧部落，无论规模大小，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亲属抚养你长大。即使你的部落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都是你的远房亲戚。你认识每一个人，也知道他们与你的遗传关系。你深爱着一些人，他们也爱着你。即使有人不大合得来，你们也知道彼此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你偶尔见到陌生人，比如在贸易地区，你也知道能期望他们什么。在一个人口很少的世界上，生活的必需品——未经污染的植物和动物——随手可得。在前工业社会的伊甸园里，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饮用着纯净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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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过了黄金年代，现在我们恳请你回到现实。传说中的骑士时代，或斯加勒·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出生的南北战争前的时代，都是一种虚构，可以在奇幻小说中去欣赏它，但不要把它们引入严肃的医学或者人类演化史中来。冷酷的事实是，狩猎采集的生活中有着无穷无尽的艰难困苦。简单地计算一下死亡率和出生率就能认识到这一点。即使人类尽了最大的努力繁殖后代，死亡与出生也总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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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女人从性成熟伊始就开始养育孩子。因为营养不足，女性一般要到19岁才能生育。妊娠和生育之后是2年或3年的哺乳期，排卵受到抑制。然后再次怀孕，没人在乎这在医学上是否合适。如果她有幸一直保持生育能力并能活到绝经期，她总共能生5个孩子。要生更多的孩子，必须缩短哺乳期，而这在食物有限的前农业社会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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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狩猎采集部落的女人在有生之年平均生4个孩子，也只有半数能够活到成年，否则人口总量将稳定地增长。很明显，这并没有发生。即使我们假定人口每百年增加1%，也意味着人口在7万年的时间里会增加1000倍。但是，在农业文明以前，人口一直十分稀少。所以结论是，死亡率与出生率在整个人类史中一直保持着同步。近几百年来异乎寻常的低死亡率，尤其是西方工业社会最近几十年的低死亡率，说明我们生活在前所未见的安全和富裕的时代。无疑，许多读者难以理解在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艰难和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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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今天一样，石器时代的死亡率也是在婴儿阶段最高，随着儿童成长逐渐下降。某些部落里仍有弑婴的行为，原因是食物短缺、经济困难或族长的命令。关于石器时代生活的想象，人们或许夸大了野兽袭击的危害，但是狮子、狼、毒蛇从来都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死于中毒和意外伤害的人数远远超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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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着各个年龄阶段的死因——传染病——与今天困扰我们的细菌或病毒也不尽相同。今天，许多传染病都依赖于高频率的人际接触，这只有在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处才能实现。以前，媒介传播的原虫和寄生虫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病，最终导致死亡。这类疾病不仅致命，而且令病人非常痛苦。有些读者可能听说过或者亲身体会过疟疾是多么的不舒服。与别的原虫病相比，疟疾还只是小巫见大巫。黑热病慢慢地破坏内脏；肺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引起咳嗽咯血，病人可能因窒息而死；钩虫虽然不容易致命，却引起了儿童身体和智力的缺陷；丝虫病会引起许多症状，其中之一是象皮腿——寄生虫阻塞了淋巴管，导致病人的下肢和阴囊肿胀，形如大象腿，故得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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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狩猎采集部落而言，食物通常是充分的，但是因果实不足或者打猎不顺引起的饥饿仍然是苦涩的记忆。气候变化莫测导致食物资源不稳定，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食物也可能因动植物病虫害而减产。在学会储存食物之前，丰收的粮食也不足以照顾到歉收的光景。即使是干燥和烟熏过的食物，一样可能受到虫鼠之害。计划赶不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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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不仅让生存更有压力，还会引起纷争。设想一个住在山上的部落苦于缺乏蛋白质，而湖畔的人则可以从湖里捕捉鱼。山区的部落无疑会要求领袖带他们去湖里捕鱼，即使这意味着要杀死湖畔的人，强占他们的捕鱼工具。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必要，人类的本性也常常能找到武装抢劫的借口和随之而来的杀戮。幸运的是，原始的部落社会，缺乏交通与通信工具，无法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或者蒙古的成吉思汗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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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本性当然也有高尚的一面，诸如爱、仁慈、诚实，等等。不幸的是，这些高尚品德的演化根源是因为它们在狭小的部落内有益。自然选择当然有利于那些对近亲友爱的物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因，也有利于不欺诈部族成员或者其他部族的交易伙伴。超越这些局部利益的利他主义，从来没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全球人权是石器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观念。柏拉图要求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雅典人，都要为希腊着想，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思想。今天，人道的感情，仍然面临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傲慢的沙文主义的抵制。事实上，这类破坏性倾向正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尚的”人性而恶化的。密歇根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直率地指出，今天的中心伦理问题是“群体内友善，群体间敌视”（within group amity serving between group en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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