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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遗传性过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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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敏反应特别易感的人据说是患有遗传性过敏症（atopy）。这种过敏症有很强的家族性。普通人群中发生临床性过敏反应的风险是10%，如果父母之一有过敏反应，子女的风险便是25%，如果父母双方都有，则上升到50%。有关的基因还没有彻底查明，不过，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显性基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我们找到了引起过敏反应的基因，我们还要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它们是不是像引起镰刀型细胞疾病的基因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有特别的好处，或者抵抗某种感染？或者它们在与某些别的基因联合起来的时候有好处？或者它们是脱轨基因，在现代环境之前不会引起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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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对同卵孪生子的研究表明，一半的双胞胎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过敏反应——当一个有过敏反应时，另一个并不发生过敏反应。可见，基因之外的因素也一定很重要。即便是在有遗传性过敏症的家族中，有人对虾过敏，而另一个人对豚草花粉过敏。为什么会这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考虑两条思路：一个是上面说的防御性适应常常产生一些代价不高的错误，但是可以防止代价更高的错误，即烟雾检测器原理；另一个则是酶学变异现象，这点已经在最近的生物学研究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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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物种里的不同个体之间，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可以有很大差异。它们的遗传密码可以有99%的一致性，但是那1%的遗传差异可以使身体结构和化学性质截然不同。相同的那部分基因也可能会编码出不同的蛋白质，因为它们也可能包含了一条程序指令：“如果A，则X；否则，Y”。回头来看，个体之间丰富的差异是经常存在的。只要考虑一下许多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体型、生殖过程、行为，还有食物、居住地和其他特征的差别之大。这些差异可能是因为睾丸酮水平超过某个阈值之后的基因表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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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差异的例证之一是药物代谢的不同。不同人体的药物半衰期的差别可以达10倍之多。举例来说，假定你和一位朋友都打了一针奎宁，你需要1小时降解一半的奎宁，而你的朋友只要10分钟。1小时之后，你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还有一半，而他已经只有百分之一了。如果酶是胆碱酯酶，而药是一种常用于手术中使肌肉松弛的胆碱酯酶抑制剂，这样的代谢差异可能意味着，别的病人都已经能够起床到处走动的时候，而你仍然瘫痪在那里不能自主呼吸。幸好，麻醉医生对这种个体特异性非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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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罗费的学说是对的，人们可能会针对特别容易伤害他们的那一种毒素发生过敏反应。你看克林顿总统，他对猫过敏。这种过敏反应是不是保护他免受某种危险毒素的危害呢？我们知道，林鹦鹉（pitohui bird）的羽毛有毒，猫似乎不大可能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不过先假定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只有克林顿会受害而他的亲属中没人这样？也许只是他继承了某种有缺陷的基因，而这个基因制造的酶对于降解猫的某些毒素很重要。如果他接触猫毛或者吸入某些微粒，该毒素可以进入他的细胞，危害健康，而不是迅速地被这种正常存在的酶破坏掉。幸亏总统先生有肥大细胞和产生免疫球蛋白E的T细胞对这种毒素发生反应，触发防御机制，例如打喷嚏。这也许意味着，他在重要的会谈中只需停下来一会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只要打一个喷嚏，作为一种后备防御，他就可以免于某种大病。你相信这套解释吗？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介绍它。因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错误的。在我们没有了解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功能之前，我们很难区分该系统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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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根据普罗费提出的后备防御学说，我们也可以讲出另外一套故事，针对猫的过敏反应可能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麻烦。也许，克林顿对猫的过敏反应是烟雾检测器原理的又一个例证。也许，他在儿童期的一次呼吸道感染中遇到过一种细菌毒素，免疫球蛋白E系统启动并对之做出反应，但在攻击这种毒素的同时，也攻击了无害的“旁观者”（bystander）分子（普罗费提出的名词）。也许，某些无害的猫毛的成分被少数产免疫球蛋白E细胞误认成了制造麻烦的毒素，或者被认为是该毒素存在的可靠信号。免疫细胞对一种异物反应增殖因而数量激增。在第一次遭遇之后，就有了大量的免疫细胞蓄势以待下一次的挑战。你是否倾向于这样的解释？我们是这样的，但是还不敢打包票，因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信息足以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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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总统的医生，你会提出什么建议？你会开出一种药来抑制这种过敏反应吗？答案应当取决于这种过敏反应是不是有用。它是一种对抗危险毒素的有效防御，还是一种假警报？你如何抉择？目前，你没有坚实的基础来做判断。你可能会用抗组胺药去抑制过敏反应，但是，目前也没有足够的针对抗组胺的研究，检测到普罗费的学说中暗示的各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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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过敏反应可能会引起若干风险，其中一些颇值得关注。有数据提示，过敏反应可能会保护我们不得癌症。普罗费观察到，22项流行病学研究中有16份表明患过敏反应的人较少发生癌症，表现出过敏反应的组织患癌症的概率更低；有3份报告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关系；还有3份报告，包括有一份规模较大、设计良好的研究，发现某些过敏反应与某些癌症发生率的增加有关。我们对这些报告怎么看？可以得出结论说过敏反应可以预防某些癌症吗？为时过早。但是，对抑制过敏反应的药物进行长期风险评估事不宜迟。不幸的是，过敏反应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往往不便操作或者不怎么有效。花粉热患者很难遵照医生的叮嘱尽可能待在室内、外出时戴口罩，或者在花粉流行的季节休假旅行，更简单的办法是吃一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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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敏反应的抗毒学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值得医学研究。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解决方案：找出花粉、猫、海产食物里引起过敏反应的毒素和各种灭活技术。这些毒素也许与激发过敏反应的抗原不一样，我们也许能找到某种化学物质，可以同时灭活毒素和抗原，然后把这种化学物质做成滴鼻剂或者吸入剂用于预防过敏反应。处理产生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病人不需要这些过敏反应来补偿某种去毒能力，我们便可以放心地去抑制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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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区分出有用的和无用的过敏反应，否则这种研究无法得出定论。普罗费认为对鸡蛋的过敏反应是一种适应失调；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可能保护消化道不患癌，而且反复过敏反应引起的炎症甚至有可能增加患癌的危险。不过，对虾的过敏反应，则可能帮助到那些不能解除虾里许多有毒化合物（例如虾吃海洋浮游植物，从中得到了毒素）的人，降低他们患癌症的风险。普罗费的学说为我们预测过敏反应的后果奠定了基础：如果过敏反应适当，它可能防止癌的发生；如果不适当，则可能增加癌的危险。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最新颖的学说，并未得到领域内专家的公认。不过，有一种假说总比没有什么假说好。如赫胥黎所观察到的，清晰的错误比暖昧不明更有可能孕育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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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另一个可能功能是抵御体外寄生虫，诸如蜱、恙虫、疥虫、虱、蚤和臭虫。这些体外寄生虫对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不但骚扰人，而且传播了许多疾病。拍打、抓搔和互相抓虱子，只有部分效果。当母牛戴上很厚的颈圈不能互相驱赶昆虫时，蜱和虱子的数目便迅速增加，然后免疫系统开始对叮咬做出炎症反应使它们不能吸血。“免疫球蛋白E系统可以预防体外寄生虫”的理论可以解释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许多表现，尤其是肥大细胞在身体表面的密集分布，迅速和大规模的反应，对瘙痒的激发等。要把这个理论诉诸检验，我们可以看牛对蜱的免疫反应是否依赖于免疫球蛋白E，并观察携带体外寄生虫的人有何种免疫球蛋白E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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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生物性状一样，免疫球蛋白E系统也可能有不止一种功能。上述各种功能的组合和别的解释也可能是正确的。判断一种生物性状的最好办法是观察缺失了这种性状的个体存在什么问题。失明的人的问题是明显的，那些没有肾脏的人的问题也很清楚。但是，许多生物性状的功能是比较微妙的，例如，在交通事故造成脾破裂时，脾脏往往被手术摘除。摘除脾脏的病人并没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但是一旦他们被肺炎球菌感染，就可能因为无法滤掉血液中的感染颗粒而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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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法合成免疫球蛋白E的人有什么问题呢？许多免疫球蛋白E水平很低的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另一些人则患有肺、鼻窦的感染和肺纤维化，而且多次复发。这些发现固然可能是因为接触毒素或者是缺乏免疫球蛋白E引起的继发性后果，但是，有证据表明，那些无法合成其他免疫球蛋白的人，体内依然存在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在一项涉及190例支气管哮喘病人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其中55例病人具有针对肺炎链球菌或嗜血流感杆菌的免疫球蛋白E。此外，肥大细胞释放物的作用之一就是招募其他免疫细胞，抵御入侵者。所有这些证据提示我们，免疫球蛋白E系统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防御普通细菌和病毒感染。免疫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相互之间功能的重叠和互补，使得科学家难以锚定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功能。我们需要耐心，需要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来回答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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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最恼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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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反应的另外一个难解之处，是它们——特别是呼吸系统的过敏反应——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1819年，玻斯托克（John Bostock）首次在皇家学会报告他自己的花粉热症状，随后，在研究了全英国的5000名病人之后，他报告找到了28例。这个记录表明，1830年以前的英伦三岛、1850年以前的北美，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枯草热。在日本，1950年，枯草热发病率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发病率已逼近十分之一。如果发病率的升高属实，并非记录不全引起的假象，那么，过去一两个世纪里什么新的环境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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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索来自对个体致敏因素的研究，特别是两岁以前所接触的致敏原。有一项研究涉及了120名婴儿，根据他们出生时的免疫球蛋白E水平判断，他们对过敏反应高度易感。62名婴儿在不受干预的对照组抚养长大；另外58名婴儿则分入实验组，他们的母亲按要求保持家中干净，避免过敏原、螨虫，避免摄入会引起过敏反应的食物。到10个月的时候，对照组里40%发生了过敏反应，而实验组里只有13%。或许它们的差异来自室内，窗帘和地毯为尘螨提供了繁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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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奥特逊（Eric Ottesen）是过敏反应与传染病国立研究所的临床寄生虫学主任，他追踪研究了住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圆形小岛上的600个居民。1973年，过敏反应的发病率是3%；1992年，发病率增至15%。他指出，在这些年里，针对寄生虫的治疗使免疫球蛋白E系统失去了天然的攻击对象。因此，该系统的调控机制受到抑制，免疫球蛋白E系统开始攻击原本无害的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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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可以降低过敏反应的发病率，所以奶瓶喂养可能也促进了过敏反应的发病率增加。也许是婴儿缺少来自母亲的抗体，因而在自行识别抗原时犯了更多的免疫学错误。或者，也许是拥挤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使婴儿暴露于更多的病毒性呼吸道感染面前，因而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过敏原。越来越多的大气污染物可能也加剧了过敏反应，包括有害的以及有益的（如果确实有的话）过敏反应，也许是因为呼吸道黏膜受了化学损伤，使得原本不能进入的过敏原得以进入人体。还有食物过敏反应，虽然不太清楚它们到底是否增加了，但可能变得更加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很难管制吃下去的东西。鸡蛋、小麦、黄豆和其他过敏原可能存在于各种商业生产的食品中，让人防不胜防，即使是对那些患有过敏反应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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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加重了过敏反应？我们迫切需要明确的答案。在1840年的工业国家，呼吸道过敏只困扰了不到1%的人；现在，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是10%。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仍然一知半解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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