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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你独自在丛林中行走，灌木丛后面突然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逗留。要决定最佳行动策略，你必须知道：①这样强度的声音来自老虎或者猴子的可能性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误算的代价）。假如灌木丛后传来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音，你又会怎么办？那些能够对实际情况瞬间做出准确判断的个体更可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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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把情绪障碍与免疫障碍做了类比，这种类比暗示着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焦虑障碍——“焦虑不足”。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伊萨克·迈克斯（Issac Marks）创造了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来描述这些人。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往往被送进急诊室或者丢掉工作。当精神病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出新的抗焦虑药物时，我们就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要求与她的丈夫离婚。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还是照办了。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三个小孩子、一份房贷，没有收入、没有亲人。如果当时她有一点点的焦虑，便可能不会如此草率地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对婚姻生活一直不满意，长远来看，这一次的情感爆发对她也许是好事。她的故事说明了激情不同于理性决定的功能。正如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 Frank）指出，一时冲动也可能带来长远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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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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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5章“创伤”中讨论过猴子畏惧蛇的实验，猴子对蛇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大多数的过度畏惧都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现在却会引起不必要的畏惧。那些多次经历恐慌症的人，一半也患有广场恐惧（agoraphobia）。御宅族们看起来难以理解，但是，想一下吧，在古代的环境下，恐慌基本都是在遇见野兽或者在危险的野外。经历过几次险象环生之后，聪明的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有在同伴的陪同下才出门，而且稍微有点动静时就马上缩回去：典型的广场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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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是否也像许多疾病一样是新环境下的新刺激引起的呢？往往并非如此。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物质、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于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这种问题。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确实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的恐惧与人类长期接触的别的危险有关。飞行的恐惧跟高度、突然下坠、噪声和密封空间等相关危险有关。飙车的刺激是新的，但是它们也类似于古时候一些危险，例如猛兽的突然袭击。现代的汽车事故如此普遍也如此危险，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害怕驾驶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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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恐慌症病人的亲属里往往也有同样的病例。许多研究正在寻找有关的致病基因。这种基因会不会是没有被完全淘汰的突变基因，它们会不会有别的益处？对恐慌症的遗传易感性是不是一种的极端情况，正如有些人感冒之后更容易发高热或者呕吐一样？当我们找到与恐慌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阐明这些基因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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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悲伤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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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似乎是一种现代瘟疫。自杀是北美青年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在近几十年里，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一直在稳步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要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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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看起来毫无用处。即使不说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苦脸地凝视着天花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严重抑郁的人会对所有的事情失去兴趣，包括工作、朋友、食物、性，就好像控制着愉快和积极主动的开关被关掉了。有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哭泣，另一些人却漠然毫无表情。有些人每天清晨4点起床然后就无法入睡；另外一些人却每天睡眠12～14小时。有些人有幻觉认为自己贫穷、愚蠢、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濒临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些症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好处本身都显得很荒谬。然而，抑郁又是如此常见，与一般悲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到底抑郁是一种异常，还是一种正常能力的调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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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悲伤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会诱发它，而这些原因往往都与“损失”有关。悲伤的特征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性状用处何在。快乐的用处不难理解。快乐使我们开朗，让我们积极，并且不屈不饶。但是悲伤呢？没有了这种情绪，我们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那些感受不到悲伤的人，然后观察他们是否生存得更好。或者，是使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悲伤。我们猜想这种研究已经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结果的同时，悲伤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原因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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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沮丧的“损失”是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资源，在大多数人类演化过程中，都可以增加生殖成功。损失如何能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呢？损失提醒你，也许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悲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终止当前或者将来的损失，那它就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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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遭受损失之后是怎样去改变行为来促进生存的呢？首先，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疼痛可以让我们丢掉一个烫手的山芋，悲伤促使我们停止正在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乐观主义的倾向可以帮助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在暂时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依然坚持重要的战略和关系。然而，在遭受损失之后，我们必须摘下这副玫瑰色的眼镜，客观地考量我们的目标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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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然的损失，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做了多好的计划、尽了多大的努力，那些重要的“生殖资源”就是不存在或者根本得不到。工作会终止，友谊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有些目标不得不放弃。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项重大项目，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别的事情上。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一个人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草率辞职，因为在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重新训练从头做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样，轻易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入的、重要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目标，也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增加，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我们放弃无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师们早已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最终放弃某些孜孜以求的目标，把精力投向新的方向时，许多抑郁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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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能够按照当前情况适实调整，实现资源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得到回报的希望很小，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做，不然只是浪费精力而已。房地产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投资可能是个错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还是改选另一课程。农民在干旱的时候播种很可能会破产。相反，如果我们遇见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我们最好还是不顾风险迅速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大街上从运钞车上掉下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的人，必定获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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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未来，对悲伤的理解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随心所欲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新一代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在增强，而副作用越来越弱。十几年前，曾经有强烈的呼声反对“索马”（soma），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里虚构的让人们能够忍受沉闷无聊生活的一种药物。奇怪的是，现在类似的药物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质疑的声音却消失了。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努力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正常的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也很难反对使用那些不上瘾又有很少副作用的药。除非这种药物会干扰某些正常的生理功能，否则，我们无法提出合理的医学理由反对使用这种药物。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知道悲伤在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没用。演化论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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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这样的分析未免失之过简。人们并不是受到某种内在的控制，如同计算机程序，去追求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会形成一些深刻的、持续终生的感情纽带，会体验到塑造他们生活的爱与恨。人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有各自的目标和野心，也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相反，它们是不断变化着的微妙的社会系统。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并不违背我们那些简单的论断。它们反而说明，利用适应主义工作程序来理解人类情感的功能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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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遗传因素对躁狂抑郁症有决定性的影响。病人的情绪会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如果父母之一有躁狂抑郁症病史，后代患病的风险因素会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风险则会增加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不罕见，躁狂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0.5%。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呢？答案同样也不陌生：它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其他基因联合起来发挥益处。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久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创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里，80%的作者都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严重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能够给一些病人带来某些好处，或者给携带这个基因但并未发病的人带来某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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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化论研究员约翰·哈顿（John Hartung）观察到，抑郁症在那些“功高盖主”的下级中比较常见。一个下级，如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击。哈顿提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韬光养晦，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很平庸，不露锋芒。这便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自卑。哈顿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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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研究的另一个学派，他们追随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理论。约翰·普莱斯关注的是情感在维持人类等级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当一个人在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但又不愿意向获胜者臣服的时候，抑郁症就会发生。他们提出，抑郁症有可能是一种“非自愿的服从”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免受胜利者进一步的攻击。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有抑郁症的人在做出“自愿服从”的决定之后病情就大为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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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罗利（Michael Raleigh）和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 Guire）已经发现了联系情感与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对绿长尾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群体中地位最高的雄猴脑内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要比其他雄猴高出两倍。当这些身居高位的雄猴失去了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会立即下降，它们开始变得萎靡、呆滞，拒绝进食，完全就像患了抑郁症。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氟西汀（prozac）来防止，因为氟西汀可以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最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带走，然后随机选择一只雄猴让它服用抗抑郁药，这只雄猴会马上变成新的最高统领。这些研究表明，血清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调控着社会地位，而某些情绪低落很可能是地位竞争的产物。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想一想，现在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后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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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抑郁症的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考虑秋天到来白天变短对人情绪的影响。很多人都患有季节性忧郁症（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它与寒冷季节有明显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情绪低落可能是残留下来的一种冬眠反应，或者是这种反应的一个变形。季节性忧郁症在女性中更为多见，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反应与生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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