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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遗传因素对躁狂抑郁症有决定性的影响。病人的情绪会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如果父母之一有躁狂抑郁症病史，后代患病的风险因素会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风险则会增加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不罕见，躁狂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0.5%。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呢？答案同样也不陌生：它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其他基因联合起来发挥益处。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久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创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里，80%的作者都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严重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能够给一些病人带来某些好处，或者给携带这个基因但并未发病的人带来某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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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化论研究员约翰·哈顿（John Hartung）观察到，抑郁症在那些“功高盖主”的下级中比较常见。一个下级，如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击。哈顿提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韬光养晦，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很平庸，不露锋芒。这便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自卑。哈顿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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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研究的另一个学派，他们追随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理论。约翰·普莱斯关注的是情感在维持人类等级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当一个人在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但又不愿意向获胜者臣服的时候，抑郁症就会发生。他们提出，抑郁症有可能是一种“非自愿的服从”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免受胜利者进一步的攻击。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有抑郁症的人在做出“自愿服从”的决定之后病情就大为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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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罗利（Michael Raleigh）和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 Guire）已经发现了联系情感与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对绿长尾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群体中地位最高的雄猴脑内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要比其他雄猴高出两倍。当这些身居高位的雄猴失去了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会立即下降，它们开始变得萎靡、呆滞，拒绝进食，完全就像患了抑郁症。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氟西汀（prozac）来防止，因为氟西汀可以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最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带走，然后随机选择一只雄猴让它服用抗抑郁药，这只雄猴会马上变成新的最高统领。这些研究表明，血清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调控着社会地位，而某些情绪低落很可能是地位竞争的产物。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想一想，现在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后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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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抑郁症的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考虑秋天到来白天变短对人情绪的影响。很多人都患有季节性忧郁症（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它与寒冷季节有明显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情绪低落可能是残留下来的一种冬眠反应，或者是这种反应的一个变形。季节性忧郁症在女性中更为多见，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反应与生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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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是否有新的环境因素促进了抑郁和自杀？尽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最近有证据显示，抑郁症案例的确更加普遍。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世界上5个不同区域、9个研究项目、共涉及39000人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来支持这些发现，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某些新的环境因素可能促进了抑郁的流行。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大众传媒，以及社区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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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一方面破坏了我们亲密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却有效地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竞争不再只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在你的城市里就不一定是了，如果是在你的国家里，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人们几乎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吸引异性、绘画，甚至是观鸟。在以前，你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尊重和赞赏你的技能。但现在我们却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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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人士会引起观众的妒忌。妒忌在古时候也许是有用的，因为它促使我们的祖先去努力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我们没有人能够过上电视里展现的那种生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有力量、光彩照人的英雄，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太逊色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ug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现有伴侣的忠诚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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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也瓦解着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物种，最糟糕的惩罚便是被孤立，但现代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组成的，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偶尔遇到的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每个人各奔前程，大的家族结构已经瓦解了。即使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末日。超过半数的家庭因离婚而解体，越来越多的儿童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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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即，在一个支持我们的群体中找到一个安全的位子。没有了家庭，我们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中，在各种各样的支持性社交机构中，甚至在心理治疗小组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许多人皈依宗教，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提供的归属感。有些人积极宣扬“家庭价值”，企图保护这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最想要的还是找到一段亲密关系，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她）爱的是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因为我能够为他（她）做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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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缺乏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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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认为，亲子纽带是哺乳和抚养的结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了猴子的行为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他把幼小的猴子同母亲分开，然后给它们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用铁丝制造的，冰冷生硬但却有一个装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用软布制造的，柔软温暖但不提供食物。虽然幼猴会从铁丝猴的奶瓶中喝奶，但它们依恋的却是布猴，如果把布猴拿开它们会尖叫。哈罗得出结论认为，某种演化机制可以促使母婴之间形成依恋的纽带。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发现，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受此研究启发，哈罗设计了另一个实验：在隔离状态下把婴猴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不正常，它们无法与别的猴子相处，难以找到配偶，不关心自己的幼猴，甚至还攻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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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与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一道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受到赫胥黎的启发，鲍尔比开始阅读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所做的一系列印记实验。雏鹅在幼年的关键时期，会获得对母亲或者其他类似大小的活动物体的印记。洛伦兹的靴子就足够相似，所以他有许多照片记录了他被许多雏鹅尾随的情景。鲍尔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症状像是早年的依恋关系出了问题。当他询问他们幼年的人际关系时，他发现到处充满问题。有些人的母亲从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些人的母亲因为自己太过抑郁而没有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呢喃。许多人的母亲曾威胁要杀死他们，而他们一直就在这种阴影下长大。人们早年的遭遇正对应了他们长大之后经历的问题。他们无法信任别人，认为别人的拒绝理所应当，觉得必须讨好别人不然就会被抛弃。鲍尔比敏锐地洞察到，被忽视的婴儿的一些依赖和回避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适应性行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责备病人“过分依赖他人”，因为他们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一些可怕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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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一系列对照实验，把鲍尔比的学说发扬光大。她把幼儿放到一间陌生的房子里，观察他们在母亲离开又返回时的行为表现。根据这个“陌生情境”测验，她把这些婴儿分成三类：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这种分类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多年之后孩子们许多方面的特征，包括跟人相处的模式和性格特点。要确定依恋问题、成人心理与遗传因素的关系，还需要许多的工作。心理学家不应当忘记母亲不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经历，还提供了基因。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成年人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来源于最初的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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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虐待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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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儿童的报道似乎越来越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攻击自己的孩子？他们可是我们生殖成功必需的载体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更容易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马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从演化论出发，探讨虐待孩子是否与血缘关系的有无相关。鉴于有关虐待儿童的报告极不可靠，他们用一种容易计算，又无法隐瞒的结果——孩子被父母杀害来评估。结果的显著性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比起正常家庭，非原生家庭里发生致死性虐童的风险增加了70倍。虽然有继父母的家庭有更多酗酒、贫困和精神障碍，但这些因素都无法解释致死性虐童风险的显著增加。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能够像亲缘关系一样准确地预测儿童遭受虐待的风险。许多研究儿童虐待问题几十年的人都没有想过血缘的作用，但是对演化论学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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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莎拉·赫地（Sarah Hrdy）等对动物杀婴行为研究的启发。1977年，赫地报告了她的发现：雄性叶猴从其他雄猴那里夺取部落后，总是会把这个部落里原有的幼猴杀死。当时没有人相信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猴妈妈会试图保护她们的婴儿，但是往往并不成功。失败之后，雌猴中断了哺乳，新的发情期很快到来，雌猴就与杀死婴儿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杀死现存的婴儿可以增加它的生殖成功，因为停止哺乳可使雌性进入发情期，更快怀上它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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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野外研究证实了赫地的发现，并且拓展到其他许多物种。雄狮开始与新的雌性交配时会杀死雌性原有的幼狮。在小白鼠中，一丝陌生雄性的气味就足以引起雌性的流产——很明显，这是雌性避免更多地向前途未卜的婴儿进行投资，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动物们都是依据本能不择手段地去增加自己的繁殖成功率，这是自然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很多行为在人类看来非常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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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动物杀死其他雄性的子女的倾向，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是演化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人类的虐童是否与此有关呢？过去我们认为无关，一来是男性夺取一批带有幼儿的女性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中很少发生；二来，许多养父母都能很好地抚养非亲生的子女。我们过去认为，儿童受虐待不是演化产生的适应性行为，而是因为父母与幼年的孩子接触太少，没有建立正常的依恋关系。然而人类学家马克·富林（Mark Flinn）在特立尼达的研究发现，无论与婴儿的早期接触多么密切，继父母对继子女要比对亲生子女粗暴得多。人与人之间依恋关系的建立不仅是花时间相处这么简单，还有其他未知的机制。要揭开这种复杂现象的奥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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