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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导致我们今天的睡眠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明亮的灯光、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娱乐和刺激所造成的影响远超进化史上正常睡眠时间所带来的影响。数百万年来第一次,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现在都可以很晚睡觉,睡眠剥夺成了受鼓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如今也有很多人遭受失眠之苦,因为他们承受着较多的生理和心理的混合压力,如饮酒过度、不良饮食、缺乏运动、焦虑、抑郁,以及各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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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我们现在喜欢在不同寻常的无刺激环境中睡觉,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失眠。入睡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身体会经历几个阶段的浅睡眠,脑部对于外界刺激逐渐意识不到,然后才进入深度睡眠阶段,这时人就感知不到外部世界了。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缓慢的过程可能是一种适应,帮助人类避免在危险环境中陷入深度睡眠,例如当有狮子在附近潜行时。夜间睡眠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可能是适应性的。有时候失眠的发生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把自己关在隔绝的卧室里时,我们听不到进化上对人们而言正常的声音,如火炉的噼啪声、人的打鼾声、远处鬣狗的吠叫声,这些声音能让我们大脑的潜意识部分感到放心,一切都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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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睡眠质量跟以前相比,确实是越来越差,发达国家至少有10%的人口经常发生严重失眠。缺乏睡眠很少会导致死亡,但慢性睡眠剥夺会妨碍大脑正常工作,慢慢削弱人体健康。当长时间睡眠不足的时候,身体的激素系统会在多个方面做出应对,而这些在过去只适应于短期的应激。通常在睡着的时候,人体会脉冲式地分泌生长激素,刺激身体的全面生长、细胞修复和免疫功能,但睡眠剥夺减少了这种脉冲式分泌,相反诱使机体产生了更多的皮质醇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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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皮质醇水平通过提高警觉,使糖进入血液,从而使身体代谢从生长合成状态转变成惊恐和逃避状态。这种转变对我们早上起床是有用的,也能帮助我们逃离狮口,但长期高皮质醇水平会降低免疫力,干扰生长,增加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长期睡眠不足还会促进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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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睡眠时,身体处于休息状态,会导致瘦素水平升高,而另一种激素——生长激素释放肽,则会下降。瘦素会抑制食欲,而生长激素释放肽会刺激食欲,所以这个升降变化可以帮助避免在睡眠时感到饥饿。但是,如果你一贯睡眠太少,那么你体内的瘦素水平下降,生长激素释放肽水平上升,就会把饥饿状态的信号有效地传递到脑部,而与你的营养状态发生失调。因此睡眠剥夺的人更喜欢吃东西,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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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关于睡眠最残酷的讽刺是,良好的睡眠是富人的特权。高收入人群的睡眠更有效率,所以他们能得到更多的睡眠,因为他们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间较少。可能的解释是,越富有的人压力越小,因而更容易入睡。对于那些还在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的人来说,日常压力和睡眠不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压力抑制睡眠,而睡眠不足又增加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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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更高、更长寿、更健康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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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150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工作、出行、抗病和清洁习惯,甚至是睡眠习惯。人类物种仿佛经过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几代前的祖先恐怕基本上无法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和他们在基因、解剖和生理方面却大致相同。变化发生的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一点点自然选择都来不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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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如此吗?从人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非常值得,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当最初的工厂都建在欧洲和美国时,工人们在危险的条件下被长时间残酷剥削,同时他们涌入了污染严重、疫病横行的大城市。在城市里的工厂工作可能比在农村挨饿好点,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早期进步的代价在过去是一个悲剧,甚至现在也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比如美国、英国和日本,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和医学的飞速进步,普通人的健康状况确实获得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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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肥皂和疫苗接种,阻止了数千年前农业革命带来的传染病不断爆发。食物生产、存储和运输的新方法提升了大多数人摄入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贫穷和其他疾病仍然造成了很多痛苦和死亡,但最终工业革命使更多人的生活比几百年前好转了。人类的出生机会增加了,而患病或夭折的风险降低了,并且有可能长得更高更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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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业化和医学引起的变化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量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能量。如我在第4章所讨论的,人类跟每一种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借助能量来完成三种基本使命的:生长、维持身体运作以及繁殖。在农业革命以前,狩猎采集者获得的能量只是略高于他们生长、维持身体运作以及以一定的人口替换率来繁殖所需要的能量。他们的日常体力活动和能量回馈为中等水平,儿童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缓慢。而农业使得可获得的能量大幅增长,人口繁殖率升高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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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农民们付出了大量体力劳动,而且承受着许多失配性疾病的困扰。但后来工业化的出现突然使得来自化石燃料的可用能量看似可以无限供应,而发动机和机械织布机这样的技术又把这种能量转化用来生产,从而使得人类拥有的财富实现了指数式增长,当然也包括食物。同时,现代卫生措施和医学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而且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抗击疾病方面所消耗的能量。如果消耗较少的能量就能保持健康,那么人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生长和繁殖中。所以,工业革命给人体带来的三种最可想而知的影响是:体型更高大、孩子更多、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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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身高角度来看人类体型的变化。人们的身高受到遗传和生长期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良好的健康状况使你能够长到遗传所决定的身高,但不会超越;糟糕的健康状况和营养不良则会阻碍你的生长。正如我们的能量平衡模型所预测的,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体型实际上变得更高大了。但如果仔细研究过去几百年来的身高变化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变化是在最近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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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例子,图8-1展示了自1800年以来法国男性身高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早期,男性身高有了中等程度的增加。而在当时比较贫穷的国家,如荷兰,实际上是下降了。身高的增加在19世纪60年代略有加快,但在过去50年里可以称得上是“起飞”了。有点讽刺的是,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如过去4万年内来考虑身高的变化(如图8-1所示),那么可以明显看出,最近的进步使欧洲人恢复了旧石器时代的身高,并稍微有所提升。欧洲人的身高在冰河时代结束后开始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欧洲人适应了较为温暖的气候,他们的基因发生了改变,但随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数千年艰难岁月里,欧洲人甚至变得更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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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800年以来法国男性身高变化(与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相比)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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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进步扭转了过去千年来的这一趋势,到20世纪,欧洲人才恢复了和洞穴人一样的身高。事实上,身高数据表明,欧洲人现在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1850年,荷兰男性平均身高比美国男性矮4.8厘米。从那时算起,荷兰男性的身高增高了将近20厘米,但美国男性只增高了10厘米,这使得荷兰人被称为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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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体重呢?我们会在第9章讨论人们越来越粗的腰围和越来越普遍的肥胖,不过来自各国的长期数据显示,很多人现在获得的额外能量已经增加了体重与身高之比,这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关系往往用体重指数来衡量,即一个人的体重(千克)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图8-2显示了过去100年里40~59岁美国男性体重指数测定值,数据来自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及其同事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该图显示,1900年的典型美国成年男性有着健康的体重指数,约为23,但从那以后体重指数就在稳步上升,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轻微下降。今天,美国男性普遍超重,定义为体重指数大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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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00年以来40岁至59岁美国男性体重指数的变化(部分数值为外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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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过去100年左右时间里成年人身高和体重的增加,并没有转化为低出生体重婴儿比例的下降。婴儿出生时的体型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因为低出生体重的婴儿[6],在儿童期和成年期死亡或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要高得多。弗拉德及其同事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黑人的平均出生体重显著低于白人,但在这两组人群中,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比例自190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非裔约为11%,白人约为5.5%。这种差距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差异造成的,因为出生体重直接反映了母亲能够投入在后代身上的能量有多少。在为所有居民提供良好医疗保健的国家,如荷兰,低出生体重儿的百分比就相对较低,约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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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量模型得出的其他明显预测还包括:来自大量高能量食物的热量增加,加上体力活动减少,以及疾病减少,将改变人类群体的人口特征。除了长得更高更重以外,获得能量正平衡的人还能活得更久,拥有更多孩子,并且他们的孩子存活的可能性也更高。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个衡量指标取得了公认的进步的话,那就是婴儿死亡率降低了。这一衡量指标反映出工业革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1850年到2000年,美国白人的婴儿死亡率从21.7%下降到了0.6%,仅为当初的1/36。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加上其他方面的进步,人口期望寿命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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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出生于1850年,那么他很可能只能活到40岁,并且他的死因很可能是感染性疾病。而在2000年出生的美国婴儿有望活到77岁,最有可能的死因将是心血管疾病或癌症。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振奋,不过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过去几百年里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自1850年以来,非洲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下降至不到当初的1/20,但仍然是白人的三倍。非洲裔美国人的期望寿命比白人低6岁。一个2010年出生的女孩,如果她是津巴布韦人的话,她有望活到55.1岁,但如果她是日本人,那么她就有望活到85.9岁。这些持续存在的差异反映了长期的社会经济差距,后者限制了人们对医疗保健、营养和较好卫生条件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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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对生育率的影响较为复杂,因为食物增加、工作量减少、疾病减少,会导致繁殖力提高,即生育孩子数量增加,但多种文化因素会影响女性的实际生育数,即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女性往往有很高的生育率,因为婴儿死亡率高,避孕方法有限,还因为孩子是一种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能帮助照看其他孩子、做家务、干农活(见第7章)。这个方程式在工业时代发生了变化,有太多孩子变成了一种经济负担。人类家庭开始借助新的避孕方法来限制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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