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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与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观点非常一致。他曾于20世纪的前几十年间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考察。在陶斯高原上某个普韦布洛人建造的白色土坯建筑的屋顶上，荣格与普韦布洛人欧奇维·比埃诺展开了一场对话。比埃诺告诉荣格，他很不理解白人，认为白人残暴、不安、瞎折腾。比埃诺说：“我觉得他们都是疯子。”荣格感到好奇，便问比埃诺为什么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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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们用脑袋思考。”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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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应该吗？那你用什么思考？”我惊奇地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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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这里思考。”他边说边指向自己的心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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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文化都认同这种心脏中心观。在地球另一边的大洋洲，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的观念中的一个关键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延伸到了关于思维和精神的观念里。把身体中的某个部位视为思想的中枢似乎并不是这些人世界观的一部分。[6] 同样，中国的传统医学和针对人体构造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一系列“气”的相互作用上，而不是功能的定位上。但当中国的思想家们真正试图确认某个器官的作用时，心脏往往就会被他们视为关键。[7] 《管子》是记载公元前7世纪中国哲学家管仲思想的著作。这部著作认为心脏是所有身体功能（包括所有的感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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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中心观符合我们的日常体会。在我们的感觉发生变化时，心脏跳动的节奏也会同时发生改变。愤怒、渴望、恐惧等强烈的情绪似乎聚集在我们的一个或多个内脏中，它们可以流遍我们的全身并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就好像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一样，或者简直就是血液的一部分。这就是“发自内心”这样的古老说法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它们与我们对重要内心活动的感知相对应。就像太阳仿佛在绕着地球旋转的表象一样，日常经验也为我们相信思考源自心脏提供了简单的依据。人们相信这样的观念，因为它看起来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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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脏被普遍视为我们内部活动的中心，某些文化仍然认识到了脑具有某种功能，不过只有通过观察外伤才能产生这种发现。例如在古埃及，许多作者一起编撰了以《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之名为人所知的医学文本。[8] 该文稿简要描述了脑的沟回的形态，并认识到头部一侧受到损伤可能伴随着对侧身体的瘫痪。但和其他古埃及人一样，这些作者也认为心脏才是灵魂和精神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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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的心脏中心观第一次有记录的挑战出现在古希腊。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50年的大约三个半世纪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塑造了现代世界看待众多事物的方式，也包括看待脑的方式。与其他群体一样，古希腊人也认为感受和思想源于心脏。这一点可见于现在认为由荷马所著的口述史诗当中，它们创作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某个时期。同样，最早有记载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关注的重点也是心脏。[9] 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阿尔克迈翁（Alcmaeon）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阿尔克迈翁居住在克罗顿，这是靴子形的意大利半岛“脚”部的一个希腊小镇。有人说他是一名医生，并将他奉为“神经科学之父”，但我们对他和他工作的所有了解都源自传闻。阿尔克迈翁的著作没有一篇被保存下来，他留存下来的所有言论都来自后世思想家引用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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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迈翁对感官感兴趣，这使他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头部，因为那里集中了关键的感觉器官。根据后世作家们的说法，阿尔克迈翁发现，眼睛以及其他感觉器官都通过他所谓的“细管”与脑相连。据称生活在阿尔克迈翁之后300年的埃提乌斯（Aetius）曾说过，对阿尔克迈翁来说，“脑是掌管智力的设施”。我们不清楚阿尔克迈翁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后世的作家暗示，他的思想不只建立在内省和哲学冥思的基础上，还建立在直接调研的基础上，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可能解剖过一个眼球（不一定是人的眼球），或者目击过一个动物头的烹饪准备过程，也有可能只是以手指为工具，探查过动物的眼睛、舌头和鼻子与颅腔内的结构的连接方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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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脑的作用有了这些理解，但关于脑在思考和情感中的中心作用，最早的明确陈述出现于阿尔克迈翁去世几十年后。这些表述来自科斯岛上的医学学派，该学派最著名的成员是希波克拉底。科斯学派[11] 的许多著作都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所著，但真正的作者不得而知。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论神圣的疾病》（On the Sacred Disease）。这部针对非专业读者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主题是癫痫（至今仍不清楚为什么癫痫会被认为是一种神圣或者庄严的疾病[12] ）。据作者们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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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知道，和悲伤、痛苦、焦虑、眼泪一样，愉悦、欢笑和乐趣的发源器官，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脑。脑才是那个使我们能够思考，拥有视觉和听觉，区分美丑好坏，辨别愉快和不愉快的器官……疯癫和精神错乱发源于脑；困扰我们的恐惧和惊吓（通常出现在晚上，但有时甚至出现在白天）发源于脑；失眠和梦游的原因潜藏于脑；虚妄的想法、被遗忘的职责和离经叛道的念头也来自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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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圣的疾病》中的观点以一些颇具开创性但又很粗陋的解剖学知识为基础。比如，作者写道，“和其他所有动物的脑一样，人脑有两个部分，被一层薄膜从中间隔开”。但书中也有大量的胡言乱语。比如，该书声称“当一个人用嘴巴和鼻孔吸入空气时，空气首先会进入人脑”，并认为是静脉将空气运送至全身各处。这本书还把癫痫解读为由一种名为“黏液”的体液进入静脉，阻止空气进入人脑所致。有一些人非常重视癫痫源于脑这一观点的意义。卡帕多西亚人[14] 阿莱泰乌斯（Aretaeus）是一名生活在公元前150年左右的希腊医生，他通过环钻术（在颅骨上钻孔）来治疗癫痫。在欧洲的医学手册中，这一传统方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15] 阿莱泰乌斯并不是发明这种手术的人：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的医学干预痕迹就是在颅骨上钻出或刮出的孔。这种操作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记录，有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16] 尽管很容易把史前的环钻术看作一种早期的精神外科手术（经常会有人认为，钻孔是为了从脑中放出“恶灵”），但从思想源于心脏的心脏中心观普遍占据的主导地位来看，当时的人将环钻术视作精神外科手术的可能性不大。其他解释这种危险手术的理由更为可信，包括缓解痛苦的颅下出血或者移除头部受伤产生的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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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尔克迈翁和科斯学派都提出过脑中心观，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脑是思想和情感的发源器官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而放弃那个更明显的解释——心脏是思想和情感的发源器官。正因为如此，对于脑在思考或者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最具影响力的希腊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论动物的组成》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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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脑不负责任何感觉功能。正确的观点是，心脏是感觉的居所和源头……快乐和痛苦来自心脏，而且总的来说所有感觉都明显源于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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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有关心脏中心地位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些看似明显不证自明的原理之上的，例如运动、热量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心脏的活动明显会随情绪的变化而改变，而脑则不会如此。他还声称血液源于心脏，并且血液是拥有感觉能力的必要条件，而脑中不含血液。此外，所有大型动物都有心脏，而他声称只有高等动物才有脑。亚里士多德最后的一个论据是，心脏是温热的而且会动，这两者都被视为生命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脑是静止和冰冷的。[17] 由于当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思维和脑之间存在联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就像科斯学派的著作一样站得住脚。人们无法在这两种观点间做出选择。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情况一如既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心脏才是最重要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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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亚历山大港涌现出了对脑的作用的深入探讨。亚历山大港位于希腊统治下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西缘，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世界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拥有网格化的街道系统、地下水管道以及文化多元的居民。许多人从这种学术沃土中获益，其中包括两位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希腊解剖学家：来自查尔西顿的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来自凯奥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他们都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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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的作家声称他们在脑的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这些突破性进展能够发生在亚历山大港的原因是，在这段很短的时期内（显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解剖人体是被允许的。甚至据说，被判死刑的罪犯会在非常骇人的情况下被活体解剖。究竟为什么亚历山大港允许解剖，而其他地方不允许，原因至今仍然不明。但无论如何，这座城市的医生在肝脏、眼睛和循环系统的解剖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们甚至合理地把心脏描述成一个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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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解剖学的直接研究令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在脑和神经系统上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据说，希罗菲卢斯描述了人脑在解剖学上的两个关键部分——大脑皮层（大脑的两个大叶）和位于大脑后侧的小脑。他认为这两者是智力的中枢，并展示了脊髓的起源和神经的分支结构。据说他区分出了与感觉器官相连的神经和指导行为的运动神经，发展出了一种感觉理论，认为视神经是中空的，有某种气体在其中流动。[19] 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将人脑与雄鹿和野兔的脑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脑的沟回多，因此复杂程度更高，这是我们拥有更高智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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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但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工作并没有解答心脏和脑哪个才是思考和感觉的器官。他们的研究只能说明脑很复杂。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心观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他的声望极高，但最重要的是这符合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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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400年，有关脑的作用的决定性证据才出现。这个证据来自西方文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盖伦的工作。盖伦是罗马公民，于公元129年出生在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帕加马的一个富裕家庭。[20] 虽然今天的人们主要将盖伦视作一名医学作家（他的思想塑造了1500年间的西方医学和文化），但实际上，他是古罗马时代晚期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创作了数百万字的哲学、诗歌和散文著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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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曾在东地中海地区旅行和学习，去过亚历山大港，但他人生的关键岁月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于公元162年抵达罗马，时年32岁。此前，他在帕加马做了4年角斗士的医生，在此期间，通过治疗角斗士的伤口，他对人体有了更多的了解。盖伦很快就成了一名罗马上流社会认可的医生，治疗过罗马的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盖伦还获得了擅长辩论的杰出解剖学家的美名。为了展示他的发现，盖伦采用了“演讲结合评论”的方法，在讲解过程中一边阐述他的新知识，一边在动物身上做演示。在这些演讲中，观众被邀请去观摩盖伦的操作，从而验证他的观点——这体现出了盖伦所强调的亲身体验对理解的重要性。（以下关于盖伦如何得出一些结论的描述相当可怕。如果你的情感比较脆弱，你可能更愿意跳过接下来的三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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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感兴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脑的作用，以及思想和灵魂位居身体中的何处。他相信脑是行为和思想的基础，并且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动物实验来证明这一点。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时代。盖伦本人也不能对他所造成的恐怖无动于衷——他建议不要用猴子做实验，因为猴子在实验时的面部表情太令人不安了。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其他动物缺乏与愤怒和欲望有关的那部分灵魂。尽管盖伦不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对疼痛却只字未提——在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中，没有任何疼痛的踪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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