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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特利来说，任何形式的思维物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拒绝洛克提出的上帝创造了思维物质的可能性，他甚至准备否定造物主的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本身不能创造出可思考的实体，这并不是上帝能力的某种缺陷，而是探讨的主题存在问题：物质的理念和思维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39] 在洛克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名叫马修·史密斯的神学家。他对本特利的论点做了公正的评价：“他所有推理的实质不外乎是认定我们无法想象仅靠物质和运动如何产生感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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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去世后，一系列撰写于1706至1708年的信件得以发表，这些信件的内容总结了有关思维物质的争论。通信双方是安东尼·柯林斯和哲学家塞缪尔·克拉克。柯林斯是一位富有的英国自由思想家，也是洛克的朋友，而克拉克则强烈反对洛克的观点。就像10年前的理查德·本特利一样，克拉克认为，如果人体的某个部分是有意识的，那么人体的每一个粒子也都应该有意识，因为任何物质系统的每一种特性都必须同样存在于它所有的组成部分中。[41] 对此，柯林斯试图用“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这一概念来解释脑中粒子的组织方式是如何产生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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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有这些组成脑的粒子中都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组织成脑之前就存在，但只有在组织成脑后才会产生思考的能力。在没有组织成脑的时候，这些粒子并不比让我们产生甜味感受的物质拥有更多的意识……而在各组分彼此分离的情况下，甜味物质仍能让我们感受到甜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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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一论点围绕着物质本身的性质展开，特别是如柯林斯解释的那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整体具有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某些特征。[43] 这些都是宏大的问题，单靠争论是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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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物质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尤其让许多思想家感到恼火：如果思维物质确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人和机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通常认为将人与机器进行类比是非常不道德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在质疑自由意志。如果人的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物质过程，而不是精神过程，那么道德就会崩溃。许多批评家怀疑唯物主义者会利用这个人与机器的类比来诱骗天真的年轻人进行放肆的性行为。根据一个叫约翰·威蒂的人的说法，唯物主义者的狡猾计划是“首先说服他们自己，从而相信自己是纯粹的机器。然后就给女士们写信，其目的并不难猜，就是为了说服她们，使她们相信不存在非物质和不朽的灵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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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这种令人费解的观念，认为唯物主义是对性道德的真正威胁。例如，英国数学家汉弗莱·迪顿认为，对思维物质的信仰正在使整个世界高速滑向地狱。他还认为，这种信仰将破坏“基督教的最重要根基”，并且是“当代所有不忠行为”的幕后推手。[45] 对于接受思维物质存在的后果，迪顿夸张的描述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多么强烈：“这种信仰把所有的心智能力从我们身上剥离出去，将我们的灵魂说成是一堆轮子和弹簧，按这个说法，我们只不过是一套移动的闲聊机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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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正如一些人料想的那样，关注思维物质对道德、性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的人比较少，洛克的试探性观点也相对更受欢迎。例如，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一部题为《物质的灵魂》的匿名手稿在法国知识界广为流传。在这部观点混乱的作品集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字：“负责思考、推理、感觉以及产生欲望的是组成脑的那些物质。”[47] 事实上，这部手稿从未正式出版，这表明官方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但知识分子讨论这些观点的欲望却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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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家们为心智的形而上学烦恼时，医生和其他研究者已经解决了一个明显更简单的问题：知觉和身体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48] 甚至艾萨克·牛顿也参与到了探讨中：在171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的第3卷末尾，牛顿指出，在“所有大型实体”里都能找到“一个最微妙的精神”。身体的运动发源于“这种媒介的振动，它在脑中被意志的力量激发，并从脑中出发，沿着实心、透明并且均匀的神经细丝传至肌肉中，使肌肉收缩和舒张”。[49] 牛顿的观点不是基于任何具体的生理学知识，而是基于他对宇宙如何运作的假设。在缺乏任何实验数据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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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有关脑和身体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中，很多最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通过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的教学传播开的。布尔哈夫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生。1715至1776年间，仅仅是在英国一个国家，他的著作或评论就出版了近一百版，他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布尔哈夫将斯瓦默丹的杰作《自然之书》（The Book of Nature ）结集成册出版。尽管布尔哈夫知道斯瓦默丹和格利森的研究表明不存在神经液这种东西，但他仍然坚持声称神经中有“汁液”，是“所有汁液中最迅速、最轻快的”。[50] 布尔哈夫宣称，这种“微妙的液体”是由血液产生的。自盖伦以来，人们一直都这样认为。他还认为，斯瓦默丹在青蛙上所做的实验对理解人体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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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实验不能否定神经液的存在，因为前两个实验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利证据，而其余的实验只表明，神经的结构在冷血的两栖动物上与在四足动物和温血动物上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什么有关人体的有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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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哈夫提出的有关身体运动和神经功能的概念是笛卡儿液压驱动观的加强版，乔治·巴格利维[51] 的工作可能强化了这个概念。巴格利维曾在1702年宣称，是脑的搏动推动了神经液的循环（事实上这种脑搏动是动脉搏动的结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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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布尔哈夫的学生、虔诚的瑞士加尔文宗基督徒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概述了一种看待神经和脑功能的新视角。哈勒描述了活体组织的两个基本特性——应激性和感受能力。哈勒认为身体的活动是由应激性（他使用了格利森提出的这个术语）产生的，当肌肉收缩时可以观察到这种应激性。他认为传递应激性的是一种“收缩力”（vis insita）。这种收缩力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这一点从斯瓦默丹用青蛙腿所做的实验中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神经拥有感受能力，传递感受能力的是“神经力”（vis nervosa）。哈勒认为，神经力会随着死亡而消失，而且他的实验表明，通过扎紧神经、损伤脑或者用鸦片治疗病人，可以抑制这种力。哈勒认为，大量的实验表明这两种基本力是完全分开的，他写道：“最具应激性的部分完全没有感受能力，反之亦然，最具感受能力的部分不具有应激性。”[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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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后来提出，神经内一定含有某种液体，这种液体产生于大脑皮层，沿着“神经的小管道”流动。他认为，这种“神经的精华液”是“感官和运动的工具，必须有极强的动能，这样才能将感官的印象或者意志的命令毫无延迟地送到目的地”。[54] 尽管哈勒声称知识应该建立在实验而不是类比的基础上，但他对神经功能的理解最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主导思想并没有不同：哈勒所说的神经液与盖伦所说的动物精气并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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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家则要更大胆一些。1749年，约克郡的医生大卫·哈特利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出，振动沿着神经传导，“就像声音沿着河流表面传导一样”。这一观点遭到了布尔哈夫的另一名学生、爱丁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门罗的反对。门罗坚信神经中存在液体，而且“神经不适合振动，因为它们的末端……非常柔软并且呈糊状”。[55] 哈特利反驳说，他不相信“神经本身需要以琴弦的方式振动”，因为神经很明显并不是绷紧的，然而他也无法解释振动为什么能沿着柔软、糊状的神经向下传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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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哈特利还是将他的振动理论扩展到了整个脑。他认为知觉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脑的振动，并且这些振动在不同的人身上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外，这种振动的定位可以解释学习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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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同时出现时，它们造成的感官的印象会相互靠得很近，因此就这部分感官而言，心智在审视一个对象的时候必然会看到另一个对象，所以响应这些对象的想法此后就一直互不分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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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利的想法后来被称为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这种观点表明，在脑中有物理联系的感觉可以形成记忆。[58] 此外，哈特利还对“自主活动”（比如心脏和肠道的活动）和随意运动进行了区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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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和哈特利的观点都遭到了罗伯特·怀特的反对。怀特是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名医生，也是布尔哈夫的学生。怀特认为存在一种非物质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通过神经和脑发挥作用，使身体能够运动。1751年，怀特抨击了哈勒关于引起肌肉收缩的是一种力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为无知提供生存空间”。与此相反，他认为应激性不过是灵魂的一种能量罢了。[60] 哈勒对怀特的说法感到恼火。他指出，除非灵魂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否则怀特无法解释为什么从身体上分离的一块肌肉在受到刺激后仍然会收缩。[61] 这两位学者不断通过著述展开论战，直到怀特于1766年去世。交锋甚至在怀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在怀特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哈勒仍然在继续攻击他已故的对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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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为具有物质基础这种可能性，怀特怀有很深的敌意，因此他不会使用“自主”（automatic）这个词来描述无意识活动。他警告说，这种观念暗示身体是“一个无生命的机器，纯粹凭借其机械结构产生各种活动”。[63] 然而，怀特敏锐地注意到，一些无意识的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被心智影响的，这表明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机械反应：“因此，当一个饥饿的人看到想吃的食物，甚至只是想到想吃的食物时，嘴里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怀特对我们现在称为“反射”的研究，是以蒙彼利埃和巴黎的医学教授让·阿斯特鲁克（Jean Astruc）的思想为基础的。阿斯特鲁克是一名非同寻常的学者，他不仅是第一部性病学著作的作者，也是将文本分析应用于解读《圣经》的先驱之一，他提出《创世记》的作者不止一人。阿斯特鲁克认为，眨眼、射精和呼吸等无意识行为是由动物精气产生的，精气沿着神经流动，到达脑后折返。当折返的精气到达相应的器官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身体动作。阿斯特鲁克创造的“反射”（reflex）这个词就来源于“折返”（reflection）。[64] 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这个过程第一次被笛卡儿描述，此时它有了“反射”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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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主要贡献是对反射活动生理基础的探索。他证明了脊髓是产生这些反应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的反射与脊髓的不同部分相关，比如下肢的活动就是由脊髓较下方的部分产生的，等等。[65] 和阿斯特鲁克一样，怀特使用接受刺激的神经与参与运动的神经之间的连接来解读这些现象，这些连接似乎位于两种神经在脊髓或者脑中相遇的位置。[66] 尽管在思维的根基这个问题上，怀特是坚决反唯物主义的，但他的研究表明，某些行为的产生可以用身体不同部位间的某种神经连接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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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8世纪有关思维物质的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布尔哈夫的另一个学生——法国人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47年，拉美特利出版了著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 ），这标志着一种看待人类心智和身体的新视角的诞生：身体和心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物质来解释。[67] 拉美特利写道：“灵魂的所有官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脑和整个身体特定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些官能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种组织方式本身。”[68] 因此，拉美特利宣称存在思维物质这种东西：思维物质就是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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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赞助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述，拉美特利在1744年一次发烧时意识到，“思考的能力仅仅是机器组织恰当的产物”。1746年，拉美特利在出版物中试探性地概述了这一想法。他的著作立即遭到法国当局的谴责，随后他机敏地逃到了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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