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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Wilkins (1963), p.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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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bid., p.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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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Ferrier (1876); Taylor and Gro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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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这些引述来自Ferrier (1876), pp. 44–5, 124–5, 39, 40, 213, 130,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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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cmillan, M. (2000), An Odd Kind of Fame: Stories of Phineas Gage (London
:MIT Press). 这些引述来自Ferrier (1876), pp.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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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Ferrier, D. (1878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443–7; Ferrier, D. (1878b), The Localisation of Cerebral Function (London: Smith, E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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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Macmillan (2000), pp. 401–22, 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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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Ibid., pp. 314–33罗列了各种各样错误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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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这些引述来自Ferrier (1876), pp. 288, 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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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传 第5章 进化：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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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2月，29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坐在位于伦敦卡纳比街正对面的住所中，翻开了他那本《关于知识力量的询问和对真理的调查》，这是苏格兰医生和哲学家约翰·阿伯克龙比所著畅销书的最新版本。在开篇几页中，阿伯克龙比直截了当地宣称他完全不知道思维和脑之间的确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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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的一些特定属性，这些性质彼此截然不同。但关于这两者，除了已知的事实外，我们的能力已经无法使我们再向前迈出哪怕一步。在基础层面和本质层面，两者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我们不知道，而且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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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克龙比指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但达尔文对此毫不关心，他在左侧文字的下方用铅笔划出两条波浪线，并在页底写道：“指出思维与脑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就够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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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认为脑和心智有紧密的联系，他在某本笔记本上简洁地写道：“脑创造思维。”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这种联系的含义，而不是它的确切性质。[3] 18个月前，达尔文搭乘的勘探船“小猎犬号”结束长途旅行返回了伦敦，他开始专注于研究物种的起源以及物种为何如此多样。随着研究的深入，达尔文越来越相信自然选择在塑造生物体的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并探索了这一发现对于脑和思维之间的联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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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达尔文在一本约翰内斯·弥勒的著作《生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hysiology ）上批注道：“脑的这种遗传结构一定是本能的起源：这种结构可以像其他任何适应性结构一样被培育出来。”[4] 达尔文意识到，如果是脑产生了思维，那么脑的结构和它产生的思维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这意味着自然选择可以通过改变脑结构来改变心智和行为。这不仅可以解释本能行为的起源，原则上也可以解释人类心智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脑及其产生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器官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达尔文在他的一本笔记中写道，思维是“脑的分泌物”，“就像器官的功能，正如胆汁之于肝脏一样”[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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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达尔文一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谓的“有关大物种的书”上，收集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例子，并撰写各章节的草稿，但没有任何特别的紧迫感或要完成写作的迹象。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年轻探险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令他感到震惊。华莱士给达尔文寄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文中概述的自然选择的机制竟然与他在过去20年里私下探索的机制完全一样。研究结果可能被别人抢先发表，这使达尔文深感不安，他把这封信转发给了他的朋友约瑟夫·胡克和查尔斯·莱尔。两人匆忙间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既保留了达尔文的优先权，又认可了华莱士的见解。在一次例会上，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7] 听取了华莱士的信和达尔文的注释，以及达尔文在1844年撰写的一篇总结了他观点的论文的摘要。华莱士的信最终促使达尔文采取行动，并于1859年11月出版了《物种起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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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这本惊天动地的书回避了人类进化这个尖锐的问题，也没有谈及行为、心智和脑之间的联系。在第一版中，“脑”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文中也只出现了一条关于人类进化的暗示性评论。达尔文后来对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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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有关人类起源或谱系的笔记，但并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因为我认为出版这些内容只会增加人们对我的观点的误解。在我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我认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部著作“足以使人类的起源和历史拨云见日”。这意味着，任何有关人类产生的论述同样遵从其他生命产生所遵从的一般性规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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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的出版对许多读者来说具有颠覆性意义，这使西方学术界进入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根据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的说法，19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进入了‘疑惑时代’，这里的疑惑单指对人类起源的疑惑”。[10]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正是达尔文在他的工作中巧妙回避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从脑活动中产生的（或者是否是从脑活动中产生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既是引发疑惑的原因之一，又是疑惑的焦点。1861年，达尔文的支持者、爱尔兰物理学家和科学教育家约翰·丁达尔在伦敦周报《星期六评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丁达尔以对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直接的唯物主义描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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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每一个思想和每一种感觉在神经系统中都有其明确的、机械的关联物——它伴随着脑中原子的某种分离和再聚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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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当你探究“关联物”（correlative）和“伴随”（accompanied）的真正含义时，情况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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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从物理学现象过渡到思维现象时，我们遇到的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反复思考这个所有已知智识都难于描述的问题，而最后，我们仍然面面相觑，毫无头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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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意识是如何从脑活动中产生的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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