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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人声称自己能准确地解释脑是如何运作的，但通过他们使用的词语、引入的隐喻和制作的图示，每一个就这个主题写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了他们的想法。1880年，在他的著作《脑作为心智的器官》（The Brain as an Organ of Mind ）中，英国神经病学家亨利·查尔顿·巴斯蒂安（Henry Charlton Bastian）总结了当时关于脑结构和脑功能的认识。[48] 他使用的术语显示了新旧观念的混合。他的出发点是神经所承载的“印象”，这个古老的隐喻暗示了感官刺激作用在神经上的物理印记。这些印象通过“传入纤维”的“线路”，被“传递”到脑内的“中枢”，并在那里被“记录”下来。接着，这些印象通过“结构性的联系”出现在了“传出的电流”中，但就像费里尔说的那样，其作用是“使自动的运动装置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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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述都不足以作为解释脑工作机制的模型或假设，但巴斯蒂安使用的术语都与压强或水有关（没有迹象表明巴斯蒂安曾想到过电流）。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枢”（centre）这个模糊的术语被广泛使用，但除了指神经特别集中的区域，或许还带一点功能定位的意味之外，这个术语并没有其他真正的含义。然而印象被“记录”下来的想法暗示了某种实体印迹的存在。此外，巴斯蒂安从费里尔那里借鉴来的观点纯粹是机械性的，使人联想到蒸汽机或其他运动受控制杆支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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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后出版的《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中，谢灵顿提出的观点并没有太多进展。尽管谢灵顿使用了源自电学的术语来描述神经的功能——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提到了“传导”（conduction）的概念——但谢灵顿主要是用物理隐喻来解释这一切。他提出，反射弧传导“可以用惯性和动量来形象地描述”，因此反射弧的作用就像拉一根橡皮筋，而不是拉一根刚性棒。[49] 谢灵顿认为动物是一台机器，可以通过研究它的组成部分来理解它，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将这种机械类比应用到脑中。和其他所有科学隐喻一样，谢灵顿的观点也受制于他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生活在蒸汽时代的他很难想到比活塞和汽缸更深刻的东西，即使它们是由肌肉和软骨而不是钢铁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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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读者阐明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为了帮助自己厘清头绪，许多研究者都绘制了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图解，特别是脊髓的反射弧的图解。这些图解没有被附加任何隐喻，它们不是“连线图”，这个隐喻要在几十年后才会出现。但这些图解上添加了一些箭头，用来表示不同的神经中枢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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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夏尔科在1886年展示了一幅图，图上是我们在听到、说出、看到或书写单词“cloche”（钟）时所涉及的各个中枢。不同中枢之间的联系，包括图顶部标注为“IC”的部分（意思是“智力中枢”），基本上都是凭空想象的。然而由于这种图解展示了某种特定的缺陷可能存在于哪个层次，因此它也可以作为或大胆或鲁莽的外科医生探究病人的脑的指南，指导医生在何处寻找肿瘤，以及在何处（或不该在何处）进行切除手术。在此十年前，费里尔曾用箭头表示过“向心或离心的方向”，分别指神经纤维从外周向中枢流动和从中枢向外周流动。[50] 然而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一张高度简化的解剖图罢了。对于这些中枢中到底在发生什么，或者到底是什么在向心和离心神经中移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建立模型或者假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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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顿的图解比费里尔的图解晚了30年。通过使用正号和负号，他在图解中引入了抑制，并试图用基本上是代数的术语来描述反射功能（在这里是膝跳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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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科在19世纪70年代绘制的脑的不同区域的连接图。不同的缩写代表的是夏尔科假设的不同的“中枢”。每个“中枢”都有一个功能（视觉、听觉、听觉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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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正号（+）来代表一个兴奋性的末端效应，用负号（-）来代表一个抑制性的末端效应，那么搔反射这样的反射就可以被称为“双符号反射”，因为即使是在施加兴奋性刺激的过程中，这个反射也会先产生兴奋性的末端效应，然后产生抑制性的末端效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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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尔（上）和谢灵顿（下）绘制的脊髓图解，可以看到对箭头和正负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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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这个图示与实际的神经活动对应起来，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有关脑功能的基础模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尽管电刺激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众多发现的核心，但电刺激通常只是被看作一种更微妙、更精确的刺激方式，可以用来揭示脑的功能。要想让潜藏的奥秘变得明晰，要想正确地理解神经活动，要想在脑的工作机制的全景图上补上脑活动基础的空白，科学家必须首先搞清楚脑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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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amond, S., et al. (1963), Inhibition and Choice: A Neurobehavioral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Plasticity in Behavior (New York: Harper&Row); Smith. R. (1992a), Inhibition: History and Meaning in the Sciences of Mind and Bra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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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mith (1992a), pp.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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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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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最早倡导用双盲实验来确保科学观察客观性的学者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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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些引述来自 Sechenov, I. (1965), Reflexes of the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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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oung (1990),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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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echenov (1965),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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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udsley, H. (1867),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the Mind (New York:Appleton),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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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errier (1876),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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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mes, W. (1890),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New York: Holt), vol. 2,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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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mith (1992a), pp.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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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iamond et al. (1963), p.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