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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我背上的猴子”的说法源自195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传记电影根据二战英雄和职业拳击手巴尼·罗斯的经历改编，片中有罗斯对吗啡上瘾的情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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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Leo, J. and Lacasse, J. (2008), Society 45: 35–45.对于精神病学界如何接纳这个概念，以及顶级精神病学家对此提出的精彩评论，见：Lacasse, J. and Leo, J. (2015), The Behavior Therapist 38: 206–13, Pies, R. (2015), The Behavior Therapist 38: 260–2, and Carlat, D. (2015), The Behavior Therapist 38: 262–3。拉 卡 斯（Lacasse）和里奥（Leo）在同一期期刊pp. 263–6上针对评论给出了回复。皮斯（Pies）继续坚定地指出，精神病学家们从未真正采纳过这个理论，见：https://tinyurl.com/imbalance-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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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Fibiger, H. (2012),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8: 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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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Mitchell, K. (2015), in G. Marcus and J. Freeman (eds.), The Future of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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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The PsychENCODE Consortium (2018), Science 362: 1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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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美国著名诗人、作家，代表作《钟形罩》《爱丽尔》等，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抑郁症缠身，曾接受电休克治疗，于1963年自杀身亡。《钟形罩》虽然是小说，但有很强的自传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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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Shorter, E. and Healy, D. (2007), Shock Therapy: A History of Electroconvulsive Treatment in Mental Illnes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Hirshbein, L. (2012),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21: 1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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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ttps://twitter.com/NIMHDirector/status/110312078827269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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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传 第14章 定位：195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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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认识脑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特定的功能定位于特定的部位。起初，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这种想法最早的书面记载是各种版本的脑室定位论，这些理论在欧洲流行了大约一千年，直到16世纪至17世纪才开始逐渐边缘化。19世纪早期的颅相学家们则把一些模糊的心理或行为功能与颅骨上的几十个隆起对应了起来，进而又对应到了脑中一些奇特的功能单位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研究者发现了某些功能——例如语言和运动控制——存在定位化的确凿证据，但几乎没有证据能支持高级智力活动的定位化。对于心理或行为任务中的脑活动，科学家们缺乏测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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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汉斯·伯格发明了脑电图，这种技术能记录整个脑的电生理活动。在这之后，研究者又先后发明了能记录脑各个区域的电活动以及细胞级电活动的技术，但这些技术都未能解决功能定位这个问题。这些技术要么像脑电图那样过于宏观，要么就过于具体，只能报告某个小区域的反应。为了更加确定某个脑区在某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研究人员需要的是一种能同时将整体活动测量与局部变化测量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现实，一种新的脑成像技术的出现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改变了我们看待脑的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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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脑成像技术主要集中在解剖学方面。计算机体层成像（即CT扫描）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到广泛应用，能从患者头部周围拍摄多张X射线图像。CT扫描仪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电气工程师高弗雷·豪斯费尔德（Godfrey Hounsfield）发明的，他当时不知道的是，南非物理学家阿伦·科马克（Allan Cormack）也一直在从事类似方向的理论工作。1971年，CT扫描仪首次被用于为一位额叶疑似长有肿瘤的患者进行脑成像，当外科医生最终为患者做手术时，他说他看到的肿瘤“与图像上的完全一样”。[2] 这种新的方法依赖于日益普及的计算机，通过必要的计算来生成图像，它迅速改变了我们对脑实体疾病的诊断能力。1979年，豪斯费尔德和科马克凭借他们的突破性贡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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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纯的X射线成像一样，CT扫描只能在相当粗糙的层面上显示结构，并不能提供有关功能的直接信息。随着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PET成像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于的是马库斯·赖希勒（Marcus Raichle）、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和米歇尔·特尔—波戈希安（Michel Ter-Pogossian）的研究。在给人注射一种弱放射性的示踪剂（如含有放射性氧同位素的水）后，这种技术能测量特定脑区的代谢活动：PET成像中使用的同位素会快速衰变并释放γ—射线，后者可以被PET成像仪检测到。[3] 由于这些放射性同位素能迅速融入脑的正常代谢活动中，1988年，赖希勒和同事得以使用PET来显示当受试者听到单词时其局部脑活动的变化。[4] 从他们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就能看出，他们的工作预示着一种新方法的到来：《人脑认知操作的定位》（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in the Huma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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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希望在脑结构和细微的心理功能之间确立清晰联系的研究者来说，PET扫描不仅速度太慢而且也不够精确。最重要的一点是，PET扫描需要注射放射性同位素，这限制了它的吸引力。随着最有影响力的脑成像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的面世，决定性的突破终于到来了。fMRI通过测量原子在强磁场中的行为来成像，目前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主要的脑成像方式。1991年，杰克·贝利维尔（Jack Belliveau）和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视觉刺激过程中视觉皮层血流的变化。这篇论文登上了当期杂志的封面（这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封面是一张相当特别的图片，显示了由电脑生成的头部后方的灰阶图像。头的后部被断层切开，显示出了脑表面的图像，多个小区域被标为红色和黄色，突出显示了血流变化的部位。结果确实像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令人兴奋。南希·坎维舍（Nancy Kanwisher）现在是一位顶尖的fMRI科学家，在这篇论文发表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她回忆了自己当时激动的反应：“这些图像改变了一切……现在，科学家们真的可以观察到正常人的脑活动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包括看见某个东西，以及思考和记忆时的变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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