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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全名为比尔·詹金斯（Bill Jenkins）[30] 的患者WJ接受了胼胝体切断手术，以缓解他严重的癫痫发作。对于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发现脑基本工作机制的机会。WJ完全理解这次手术的双重意义，并在手术前慷慨地说：“你们知道吗，即使手术不能缓解我的癫痫发作，如果你们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也会比我多年来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31] 手术6周后，加扎尼加去WJ的家里探访了他。他看起来已经彻底康复了，癫痫发作也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加扎尼加随后开始了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探究裂脑对患者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刚开始的时候，加扎尼加让WJ接受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包括把闪烁的图像投射到屏幕上，这些图像仅仅位于他的左侧或右侧视野中，因此WJ只有一侧脑能够看到这些图像。[32] 这些早期实验的记录非常精彩。在第一次测试中，加扎尼加短暂地向WJ的右侧视野展示了一个盒子的图像，这只能被WJ的左脑半球看到，而左脑半球是控制语言的一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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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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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一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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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好，我们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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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加扎尼加向WJ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图像，而且只让他的右脑半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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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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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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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什么？你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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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什么也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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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扎尼加回忆，那一刻他的脉搏兴奋地加速跳动，他突然出了一身汗。就像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那样，WJ一侧的大脑似乎不知道另一侧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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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问题：左脑半球控制着语言，所以只有左侧的脑才能回答加扎尼加的问题。加扎尼加想看看在右脑半球中是否发生了什么。在WJ说他什么都没看见后，加扎尼加向他展示了一组卡片，卡片上印有物体，然后让WJ猜猜哪张图片上的图像此前被投射到屏幕上展示过，并指出那张卡片。WJ用他的左手（由他看到图像的右脑半球控制）准确无误地指向了正确的卡片。这个惊人的结果表明，WJ的两个脑半球现在各自独立地存在（加扎尼加用了不那么带感情色彩的术语“精神控制系统”）。[33] 两个脑半球，一个能说话，另一个不能，但两个都能听、能看、能识别物体并对问题做出回应。加扎尼加回忆道：“哦，这就是科学发现的美妙之处！”一个多世纪前的1860年，古斯塔夫·费希纳提出，如果你把一个脑切开，你会得到两个脑，而不是一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扎尼加为费希纳提出的理论找到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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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WJ的两个脑半球会发生冲突——当他拉裤子或系皮带时，他的双手会以不同的方式工作。[34] 这给最初的实验造成了麻烦，两只手在一项任务中相互竞争，常常无法给出答案。[35] 这些冲突后来逐渐平息了下来，显然是因为两个脑习惯了共用一个躯体。WJ最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他的脑中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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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简直非同寻常。不仅动物的脑可以被无害地一分为二，而且人脑似乎也是如此，甚至人的心智也是如此。每个脑半球本身就足以产生心智，尽管它们的能力和观念略有不同。你的心智，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不妨在计算机上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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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最初的观点认为，右脑半球无法使用语言，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有时右脑半球也能识别文字，甚至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控制言语。[36] 虽然左脑半球被认为是唯一负责语言生成的区域，但一名患者的右脑半球却可以口头回答简单的问题。科学界目前仍然不清楚这种信息传递是如何发生的，但它可能是通过完整的皮层下结构进行的，这表明我们的两个脑半球之间存在与意识无关的联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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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加扎尼加向一位名叫NG的女性患者的右脑半球闪过一张裸体女性的照片。虽然她的左脑半球报告说她什么也没看见，但她先是偷笑了一下，看起来很尴尬，最后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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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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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哦，我不知道。你的机器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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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的左脑半球不知道这个玩笑的意义，但她的右脑半球知道，并且让她笑了起来。[38] 她的右脑半球产生了情感反应，而左脑半球虽然经历了这种反应，却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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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还研究了一位名叫PS的年轻患者。如果他们将带有指令（站立、伸展、大笑等等）的图像呈现给右脑半球，PS就会服从。当他们问PS为什么会这样做时，他的左脑半球会捏造出一些理由——他需要伸展一下身体，或者他认为实验者很有趣。当他们同时向每个脑半球展示不同的图像，然后让PS挑出一张印有与此前展示给右脑半球的图像相关联的图像的卡片时，每只手（由对侧的脑半球控制）都能挑出相应的卡片。但是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左手选择了它挑中的那张卡片时，PS的左脑半球（它没有看到投射到右脑半球的图像）会给出一个迂回的解释，为两张牌之间杜撰一个虚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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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勒杜意识到，NG和PS的例子表明，左脑半球的心智对右脑半球的推理过程一无所知，但它会编造出一些看似符合情理的东西，试图解释它无法理解的行为。加扎尼加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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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左脑半球什么也不知道，但它不能接受自己直言一无所知。它会猜测、搪塞、合理化、寻找因果关系，最终总会找到一个符合情况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脑整天在做的事情。它从我们不同的脑区和环境中获取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总结出一个说得通的故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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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读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你只能和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对话——一般来说，右脑半球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感受。也许右脑半球也在试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它无法表达出它想出的晦涩答案，因为它无法控制语言的产生。虽然最近有一些研究提示，这类患者脑的左右半球间仍然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信息整合，但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公认的基本发现——如果你分裂了脑，你就分裂了心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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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能够相当正常地生活，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感官世界没有严格地划分成由左右两侧脑单独控制的区域。用行话来说，听觉刺激是同侧的（左耳信息传入左侧的脑），而触觉信息是由两侧脑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处理的。就像你我一样，在正常情况下患者会不断地转动他们的头和眼睛，将视觉信息传递到脑的两侧。现实世界不是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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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和他的同事还研究了更复杂的道德反应。他们给裂脑患者讲故事，故事中一个角色的行为（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伤害了另一个角色，然后让患者对听到的故事做出道德判断。[41] 脑完好的人认为蓄意伤害更应该受到谴责，但当口头询问裂脑患者时，他们对蓄意伤害和意外伤害持相似的看法。他们无视故事中的人物信奉的观念，仅仅基于有害的结果这一点来做出负面的道德判断。这意味着要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我们脑的两个半球都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研究涉及语言表达，而这主要是左脑半球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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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右脑半球是如何看待道德判断的，研究人员向一位裂脑患者展示了一系列视觉的、非语言的道德戏剧。右脑半球的反应和脑部完整的受试者的反应一样，而左脑半球则是像对上一个实验中的故事那样做出基于结果的判断，表现得“倾向于……编造虚假的解释”。[42] 这似乎表明裂脑患者的左脑半球往往会做出不恰当的道德判断，而右脑半球则会采取更为常见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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