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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医学博士丹尼尔·欧弗（Daniel Offer）研究了数百名少年，观察了一个“普通的”青春期少年具有的特点。他描述了心理成长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动荡型、偶发型以及持续型。动荡型的少年在青春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麻烦之中，偶发型的少年会周期性地产生一些问题，而持续型的少年只会产生很少的问题。欧弗医生给研究项目中的年轻人做了墨迹测验，发现那些具有最健康成长模式（也就是持续成长型的少年）的人，对测试做出了最有创造性和最不寻常的反应。创造性与健康相关。具有创造性的人会搜索他们能够获得的所有选项，不管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他们会尝试新观点，即使当他们并不确信这些新观点是否有效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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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最后一个标志就是一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重要，认为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对自己的生活有积极影响的感觉。激情和目的会驱动特立独行者，使他们有动机去创造有用的事物，或为了让生活更有效率、更精彩或更有意义而反对制度。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过的那样，大脑中有涉及伏隔核和基底神经节的激情回路。这些脑区会对神经递质多巴胺做出反应，而多巴胺与驱动力、动机和显著性有关。想要成为一个团体的一员或希望被别人接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有多强大），以至于为了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置身于团体之外，这件事情之中或事情本身就对你具有内在的奖赏或具有深刻的个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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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脑成像工作后的两年里，我招来了同事们暴风骤雨般的批评。“精神病学家不是干这个的”是我听到的最多的指责。因为批评自然会引发焦虑，所以我痛恨被人批评。别人的批评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被泛化了的不安。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不在亚蒙诊所里谈论这项工作。我试图找出应对争议的办法。在1995年4月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我妻子的妹妹雪莉的电话，她哭着告诉我，我的外甥安德鲁在没有任何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在垒球场上攻击了一个小女孩。攻击是在没有人激惹他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雪莉告诉我说最近一年来安德鲁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从一个又可爱又快乐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容易愤怒并且抑郁的人，有严重的自杀和杀人的想法。她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张图，一张画的是他从一棵树上掉下来，另一张是他正在向其他儿童射击。我告诉雪莉第二天带安德鲁来看我。安德鲁的父母驱车8小时来到了我的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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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安德鲁以及他的父母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事情不大对劲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愤怒，如此抑郁。除了一句“我就是总会发疯”之外，他不知道他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他说没有人伤害他或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攻击别人。他没有严重精神疾患的家族病史，他的头部也没有受过伤害，他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绝大多数临床状况不一样，我了解这个家庭。安德鲁的父母都很爱他、关心他，并为他的成长担忧。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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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事中的绝大多数人会给安德鲁采取某种药物治疗，或让他去找一位咨询师做心理治疗。那个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超过1 000个脑扫描研究，我首先想要安德鲁的脑部图像，但同事们对我脑成像工作的敌意还记忆犹新，我开始质疑自己。也许这真的是由一个家庭问题造成的，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也许这真的是一个心理问题。（说句题外话，如果你接受过良好的精神分析训练，你可以在任何人的家庭中发现污点。）我想：安德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的哥哥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出色而且身体也棒极了；也许安德鲁的这些思想和行为，只是为了掩盖其作为一个黎巴嫩家庭次子的不安全感；也许安德鲁想要感到有力量，而这些行为只是与“控制”的问题相关。之后，逻辑又开始占据我的大脑，一个9岁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地攻击其他孩子。他们通常不会想到自杀或杀人。我需要看下他的大脑扫描图，如果脑成像看起来是正常的，那么我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安德鲁可能存在的潜在的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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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德鲁一起走进了扫描中心，在对他的大脑进行成像研究时，我握着他的手。当他的大脑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我想，一定是在扫描过程中出了什么错。安德鲁没有左颞叶（见图11-1）。在对整个扫描过程进行迅速的检查之后，我意识到扫描仪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他确实是左颞叶功能缺失。他是不是生了一个囊肿、一个肿瘤或先前有过中风？当我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我一面为他感到害怕，一面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总算是可以解释他的攻击行为了。我和其他同事的研究都证明左颞叶与攻击性有关。第二天，我给安德鲁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扫描，扫描显示在他左颞叶的位置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囊肿（一个充满液体的囊）。我知道这个囊肿一定要切除。但是，寻找一个愿意把这个囊肿当回事儿的医生的过程让我很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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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给安德鲁在加利福尼亚州奥良治的儿科医生打了电话，告诉他安德鲁的临床状况以及脑成像的发现。我告诉他，要找到最好的医生把囊肿从他脑子里拿出去。他联系了三位儿科神经科专家。三位专家都说安德鲁的消极行为可能与他脑中的囊肿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出现“真正的症状”之前，他们不推荐给他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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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安德鲁缺失左颞叶的脑扫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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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德鲁的儿科医生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不禁愤怒了。有一个孩子，有杀人和自杀的想法，对他的行为失去了控制力并且有攻击行为，这还不算是真正的症状吗？我联系了圣弗朗西斯科的一位儿科神经科专家，他告诉我的也是同样的话。然后我给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也是一位儿科神经科专家，她跟我讲了同样的话。她甚至也使用了“真正的症状”这个表达。在我逼问她的时候，她开始试图澄清她的理由。“当我说‘真正的症状’时，我是说像癫痫和言语障碍这样的问题。”我又是愤怒又是震惊！难道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们真的没有把大脑与行为联系起来吗？但我不能等到这个孩子自杀或杀人再去给他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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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儿科神经外科医生、医学博士乔根·拉扎莱特（Jorge Lazarette）打电话告诉了他安德鲁的事。他告诉我，他曾经给三个有左颞叶囊肿的儿童做过手术，三个孩子都有攻击性。他也怀疑左颞叶和攻击性是不是存在相关。谢天谢地，在对安德鲁做了评估之后，他同意帮安德鲁切除那个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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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德鲁在手术后醒来时，他冲着妈妈微笑。这是他一年以来第一次微笑。手术后一醒来，他的攻击性想法就不见了，他脾气也改变了，他又变成了那个小可爱。安德鲁是幸运的。当他的行为失控之后，有爱他的人能够关注他的大脑。自从这次个人经验在我大脑的记忆和情绪中心引起共鸣之后，我决定，不管有多少质疑指责我，我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当我想到这个故事或讲述这个故事时，有时候我还会哭出来。我想到了所有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少年以及成年人，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的大脑，便给他们贴上了坏、邪恶等不好的标签。没有行动，我们只是谴责他们。如果你从来都不看他们的大脑是如何挣扎的，那么评判一个人并不会很容易。安德鲁现在已经21岁了，他已经参加了工作，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他的这段经历给了我动力和勇气，让我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边对付我的批评者，一边开展我深爱着的脑成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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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大脑：详解6大脑区，教你如何激发创意、富有激情、保持理性与乐观 [:170068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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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特立独行的思考如此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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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特立独行的思考，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想要被我们的同伴群体所接受的强大愿望。想要从属于家庭、朋友和同事的小团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种需要是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有的。当我们单独外出探险的时候，当我们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被我们热爱的群体所排斥或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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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自于埃默里大学的一项令人着迷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大脑处理社会合作的关键。合作起作用的中枢与可卡因起作用的中枢是一样的。当我们与别人合作时，愉悦回路就会被接通，即使要让我们自掏腰包。与人相处会令人感觉良好。合作会强化其自身。准确地说，反对群体的感觉很糟糕。哲学博士詹姆斯·瑞林（James Rilling）、医学博士兼哲学博士格里高利·伯恩斯（Gregory Berns）及其同事们在36位妇女玩囚徒困境游戏时对她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这一游戏探索了建立在互惠性利他主义原则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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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你理解这项研究，我稍微对这个游戏加以介绍。囚徒困境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一个零和游戏就是一个简单的胜负游戏，就像三连游戏、扑克或象棋。只要有一个赢家，就会有一个输家。如果我赢了，你就输了。非零和游戏则允许合作。有一些举动会让游戏双方都受益。在囚徒困境中，你和阿尔伯特（这一游戏由普林斯顿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尔命名）作为一桩罪行的嫌疑犯而被警察抓了起来，并分开关在不同的囚室里进行审问，你们没有彼此交流的机会。在这一游戏中不管是你有罪还是阿尔伯特有罪都是没有区别的。你们双方都知道以下几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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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双方都坦白，你们都会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如果你们双方都不坦白，警察会认定你们对这桩罪行负部分责任，你们都会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如果一方坦白而另一方没有，坦白的一方将会与警察达成交易，而另一方则要坐5年牢。 最佳的策略看起来很简单。不管阿尔伯特怎么办，你只要坦白总会好过一些，你要么不坐牢，要么坐4年牢；但阿尔伯特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们最后都会坐4年牢。如果你们双方“合作”（拒绝坦白），你们双方最终都会好过一点，只坐两年牢。乍看上去，这个游戏很简单，其实要复杂得多。如果你重复玩这个游戏，目标是猜出阿尔伯特的策略来使你自己总的牢狱时间最短，阿尔伯特也将做同样的事。这一游戏的目标不是伤害阿尔伯特，而是去限制你自己的监禁时间，你可以利用阿尔伯特的仁慈，也可以通过合作达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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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这项研究的结果。尽管在双方合作的时候，游戏者可以通过背信来获得最大的好处，但妇女们所玩的游戏中最常见的结果是相互合作。当相互合作的社会互动显示在大脑扫描图像中的时候，研究者们发现大脑的愉悦中枢，如伏隔核和尾状核等被激活。伯恩斯医生说：“我们的研究第一次表明，社会合作能够对人类大脑提供内在的奖励。这意味着合作的利他主义驱动是生物性的，要么是在基因中编排好的，要么是在童年或青春期通过社会化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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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林医生说：“互惠性利他主义激活了一个奖励回路，这一回路的激活经常会产生足够的力量以超越作为后续的诱惑，去接受利他主义，而不是交换利他主义。这可能就是驱动我们坚持合作性社会互动并收获可持续相互合作的果实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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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研究者们论证了合作和利他主义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适应性的社会技能。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合作得太投入，以至于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思想，这就成了一件坏事情，并使你失去自我。根据这项研究，合作所起作用的大脑部位与瘾嗜相同。对于某些人来说，合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允许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来控制我们、贬低我们，甚至虐待我们；我们对孩子的坏习惯予以放任，因为我们想要他们喜欢我们；我们干着并不怎么适合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只是觉得与同事们相处得还不错”；对于表现不好的雇员我们予以放任，只是因为不想和他们作对。当合作失去了控制的时候，就类似于一种瘾嗜。它会产生焦虑和这样的一些想法：“无论如何，爱我吧”“不要对我发火”“我会做一切事让你回来”“为了大家和睦相处，我会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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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变得太强烈了，以至于问题不能得到处理，所以你跟着别人走，以便和睦相处。这种焦虑会阻止你，使你不能说出你的思想，甚至让你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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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令人着迷的研究中，瑞林博士及其同事们探索了神经递质5-羟色胺对合作的影响。在前面已经提及过，5-羟色胺与情绪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有关。它帮助你较容易地转移注意力，做事更有灵活性，并学会忘记伤痛。再一次运用了囚徒困境游戏，健康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向一组被试提供一种包含色氨酸（5-羟色胺的一种氨基酸前体分子）的饮料，向另一组被试提供的饮料中不含任何色氨酸。在玩前述游戏时，饮料中不含色氨酸的那组合作水平显著较低，即使与他们先前的合作行为相比也是如此。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认为，5-羟色胺对于社会互动是重要的。“这些结果表明，5-羟色胺对于获得社会合作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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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病人开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它能够增加大脑中5-羟色胺的含量）的精神科医生经常看到病人的合作性在增加，而不合作行为或社会消极行为在减少。但是，我想，这样的药物是不是也会降低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呢？我认为我们需要足够的5-羟色胺以便我们感觉良好、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合作性，但也不能走极端，不能丧失我们的自我认同而屈服于群体的意志。当事情不太对劲儿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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