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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36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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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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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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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重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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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部英文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当今医界的权威学者韩启德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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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那场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面镜子，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种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非典”的肆虐诚然是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的不幸，不过中国社会能借此对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反省并有所弥补，亦不失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让韩启德这样的临床医学权威进一步切身地感受到医学人文的重要，并开始反省以往医学教育中这方面的缺失，对于我们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乃至全社会来说，自然属于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让全社会感受到了医疗卫生的重要，认识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们还只是将疾病仅仅看作“生物性事件”，将医学仅仅视为科学与技术，那么无论国家如何投入，专业人士怎样努力，医学恐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增益民众健康与幸福的功效，甚且还有可能制造“病痛”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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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人文的关注，自然就会涉及医学的历史，医学史尽管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它在国内学术界一直只是医学界自身的专史，很少受到历史学者的注目。不过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影响的日渐加深，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逐渐有所变动。本书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巧合的是，十年前，本书出版之时，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际，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2]，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不过，这样的“火”，并不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笔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说，当时的广受关注和种种好评，似乎并没有让自己真正感到兴奋，相反，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因感到自己的研究并未能在本书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突破而内心颇感焦虑，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渐渐释怀。不过我依然将其视为“不幸之幸”，因为这一事件，毫无疑问，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似已成为现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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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后，有幸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友人的垂爱，他们通过撰写评论等方式，对本书以推介，对笔者以鼓励，有些还素昧平生，令人感动。尤其令人感念至深的是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王思治教授，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就热情地写下了题为《“医疗社会史”的力作》的书评[3]。这是本书的第一篇学术书评，让初出茅庐的我颇感受宠若惊。王教授不幸已于去年离开人世，而今再次捧读他的勉励之词，不禁眼眶泛湿，除了怀念和感激，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无私推动学术传承的责任。对于众多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师友的谬奖和鼓励，我一直都心怀感激，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领域中不断前行。对于这种种的美意，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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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与肯定固然令人欣慰，而或许刺耳的批评则似乎更促人思考。在众多的评论中，也不乏一些逆耳之言，它们或在研究视角和理念，或在学术资讯，或在具体的论述和资料等方面，给我以种种指教，对于它们，无论我是否全然认同，我都虚心承受，衷心感谢。这些意见虽然不见得全然在理，甚或还不无误解之处，但它们无疑都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学术探求。故而，这里无意对此做出具体的回应，不过从后面有关本书的反省中，或许多少可以看到这些意见的价值。与此同时，自2005年开始，在笔者开设的“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专题”这一研究生课程中，本书一直是必读书目，研究生的一些品评，也不时给我启益。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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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应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编辑，正是因为他的美意，本书才得以重版，也才会促使我全面细致地重读本书，并作出了修订。这次修订，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校了本书引文，校订了引文文字以及标点等方面不少错漏之处；二是对书中一些文字表达不够顺畅或妥帖以及错误的地方，在尽可能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定的修正；三是对少量硬伤，比如史实、人名、地名和征引文献方面的错误做了订正，比如将1892年误植为1992年，蒋竹山误植为“蒋竹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误植为《中国历史评论》等。可以说这次所做的修订几乎都是细节方面的。基本的观点、结构和内容，一仍其旧，未做改动。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原作的尊重，因为这毕竟是我在一段较长时间里对一个问题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十年中，我在研究理念和学术认知等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要按现在的认识去一一修改，那不仅改不胜改，而且即便真改出来，恐怕也变成了一项新的成果。再一方面，从当时的学术理念和语境来看，其基本的构架和立论，我认为依然可以成立，资料也基本足够说明问题。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仍自有其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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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出版的后记中，我期许自己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十年来，世易时移，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自己的认知和兴趣，都有不小的变化，但对历史上疾病和医疗的关注则一以贯之。此后的学术探索，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在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在不断学习和吸收新资讯、新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回望并省思自己以往研究的问题和不足。这样的反省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希望借此来发现可能的突破。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端，值得于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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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学术认知和研究理念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当时笔者介入这一领域为时尚短，对很多的问题，比如医学史、医学流派等，都缺乏自己的思考，往往都会借用当前一些通行的说法而未意识到其可能需要检视。与此同时，当时在国际史学界一些新的、甚至较为成熟的学说和理论，如后现代史学、文化建构论等，尚不太为国内学界所了解，笔者也因受资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此也往往缺乏认知。这在以下两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一、本书的初稿，笔者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现代化“进步观”，这一点，经梁其姿教授指出后，成书时已做了一定的修改，但由于对该问题认识还不够透彻，所以现在看来，问题依然存在。比如，我虽然反对将传统视为停滞和落后，而认为他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但对这种发展和近代社会转型（等于现代化）的进步性深信不疑，无意中将社会的进化视为理所当然，并对西方制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毫不怀疑，几乎未意识到其中“现代性”问题，也未认识到西方的近代医疗卫生机制，不应只是我们追逐的目标，同时也应是检视的对象。对清末仿效日本和西方实行卫生行政，将国家的卫生职能具体化，完全视为值得推崇的进步之举，而对于这种“进步”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职权不断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然缺乏关切。二、对于现代医学史和中医学的相关论述，我基本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态度来对待的，倾向于视其为“事实”，尽管也存在问题甚或错误。但并未意识到，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医史和中医学的诸多通常性的论述，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医界人士在面对西医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一种文化建构，中医尽管从其社会地位来说，或许是衰微了，但就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言，恐怕远超前代。比如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所谓“温病学派”，我全然接受现代医史学界的说法，将其视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乃是清代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明清特别是清代的人如何叙述所谓“温病学派”，那些被称为“温病大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身份，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大体一致的身份认同等一些问题。若当时有意识做这样一番考察，那么现代有关“温病学派”的认知，恐怕就不无重新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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