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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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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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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7日于天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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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启德：《〈中国医史〉再版序》，见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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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时，《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读书》、《书城》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报刊媒体纷纷刊文评论和推介该著，并在当年年底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3年社科年度推荐图书”（2003-12-24）。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东洋史研究》（日本）、《新史学》（中国台湾）、《读书》和《中华医史杂志》等海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专题书评，对它的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均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不过需要指出，本研究被学界的认可，与“非典”事件并无什么关联，像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刊发，相关论文获得天津市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励等以及书稿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垂顾等，均发生在2003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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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读书报》,200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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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拙稿：《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载《历史教学》，2012（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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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后来出现很多有关疫病或传染病的论著，往往走不出本书确立的研究和书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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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拙稿：《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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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如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6）；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载《历史教学》,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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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研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即将以《卫生何为？——清代的卫生机制的演变与现代性省思》为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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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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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从书名上看，同传统的史学研究异趣，我们几乎要将她打入另类，但如果打开书页翻一翻，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甚至同我们的身体健康颇有关系，笔者就是为书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吸引，饶有兴趣地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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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社会史研究》（下面简称《瘟疫与社会》）一书，对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含苏南、浙西、浙东）瘟疫流行的状况、社会与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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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社会》的作者，将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对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征性的说明：在时间上，逐渐呈递升态势；空间上，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瘟疫种类，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嘉庆、道光之际真性霍乱从外国传入，反映出瘟疫国际化的趋势；传播途径上，水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伤害力方面，瘟疫频数增多，而杀伤力有所减弱；社会影响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上；至于疫病产生的原因，指出天灾是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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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瘟疫与社会》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防预、控制的作用，认为两者需要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社会力量同政府的对立；同时强调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经济的发达，体现了江南社会的活力和特质。论及江南防疫能力的进展，作者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是认为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变化，虽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种影响，但其主体是江南社会自身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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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瘟疫及其流行情况，我们注目的种类、地域、传播途径、伤害力、产生原因、疫情控制诸方面，读罢全书，掩卷回思，历历在目，可见作者研究透彻，从而给读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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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社会》论题新颖，基本上为前人所未涉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过往医学史界大多关注疾病本身，而忽视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界对这种历史领域不好说全然漠视，然也可供叙述的成果微少。《瘟疫与社会》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这门学问产生于晚近，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则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现“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稍晚亦引起祖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不过起步之始认识上不是那么自觉。因为它是新兴起的，名称尚难取得学者的共识，诸如“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之类。在我们对“医疗社会史”尚属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学术目光的敏锐性踏进这一学术领域，两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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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瘟疫与社会》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给予人们相关知识，可供现实社会的防疫卫生工作参考，其社会价值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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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的研究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来支持。《瘟疫与社会》一书资料翔实，由书中的那些图表可知，笔者所言不虚。古代统治者认为瘟疫是圣明之世所不应有的现象，对之颇为忌讳，一般不予记录，即使载笔，亦语焉不详，因之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挖掘医书、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政书、族谱等所载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能够成功地说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对策，并对原始资料做出特别的介绍，不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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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要写与医学有关的医疗社会史专著，会遇到先天性的困难，即医学知识的不足。就笔者所知，余博士为进行他的研究，投入相当的精力，做了相关知识的补充，为很好地完成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医疗社会史，是跨学科研究领域，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必须增加医学知识，才能介入这种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学和必要的医学知识的准备，所著述的《瘟疫与社会》，可能会得到医史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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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新兴的医疗社会史及身体史研究是对人生的关怀，相信会越来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谓开了个好头。余博士年轻，学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奋钻研，必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和社会。我们以此期待于他，是以乐于写此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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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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