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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社会史研究》（下面简称《瘟疫与社会》）一书，对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含苏南、浙西、浙东）瘟疫流行的状况、社会与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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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社会》的作者，将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对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征性的说明：在时间上，逐渐呈递升态势；空间上，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瘟疫种类，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嘉庆、道光之际真性霍乱从外国传入，反映出瘟疫国际化的趋势；传播途径上，水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伤害力方面，瘟疫频数增多，而杀伤力有所减弱；社会影响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上；至于疫病产生的原因，指出天灾是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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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瘟疫与社会》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防预、控制的作用，认为两者需要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社会力量同政府的对立；同时强调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经济的发达，体现了江南社会的活力和特质。论及江南防疫能力的进展，作者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是认为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变化，虽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种影响，但其主体是江南社会自身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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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瘟疫及其流行情况，我们注目的种类、地域、传播途径、伤害力、产生原因、疫情控制诸方面，读罢全书，掩卷回思，历历在目，可见作者研究透彻，从而给读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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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社会》论题新颖，基本上为前人所未涉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过往医学史界大多关注疾病本身，而忽视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界对这种历史领域不好说全然漠视，然也可供叙述的成果微少。《瘟疫与社会》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这门学问产生于晚近，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则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现“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稍晚亦引起祖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不过起步之始认识上不是那么自觉。因为它是新兴起的，名称尚难取得学者的共识，诸如“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之类。在我们对“医疗社会史”尚属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学术目光的敏锐性踏进这一学术领域，两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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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瘟疫与社会》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给予人们相关知识，可供现实社会的防疫卫生工作参考，其社会价值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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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的研究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来支持。《瘟疫与社会》一书资料翔实，由书中的那些图表可知，笔者所言不虚。古代统治者认为瘟疫是圣明之世所不应有的现象，对之颇为忌讳，一般不予记录，即使载笔，亦语焉不详，因之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挖掘医书、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政书、族谱等所载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能够成功地说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对策，并对原始资料做出特别的介绍，不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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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要写与医学有关的医疗社会史专著，会遇到先天性的困难，即医学知识的不足。就笔者所知，余博士为进行他的研究，投入相当的精力，做了相关知识的补充，为很好地完成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医疗社会史，是跨学科研究领域，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必须增加医学知识，才能介入这种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学和必要的医学知识的准备，所著述的《瘟疫与社会》，可能会得到医史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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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新兴的医疗社会史及身体史研究是对人生的关怀，相信会越来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谓开了个好头。余博士年轻，学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奋钻研，必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和社会。我们以此期待于他，是以乐于写此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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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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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22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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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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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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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重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唯一的历史研究主流。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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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我在2000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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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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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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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资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数据资料。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与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1]不能相比。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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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记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的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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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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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起步比中国其他地区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这是由于台湾地区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年轻学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我国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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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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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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