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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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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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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compoix）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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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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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今天已难以复原和描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对于战争，史学家从来不缺乏重视[1]；而灾荒，近年来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著作的论题；反倒是实际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却成了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要说疾病，就是医学，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一笔带过。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肺炎与流感为代表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然威胁着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2]显而易见，对历史上疾疫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而且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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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疫病对我们祖先的侵害还是祖先对疫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变迁轨迹，除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也必将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意识指引下，本书选择清代江南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以期对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有所揭示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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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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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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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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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3]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国之冠[4]，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5]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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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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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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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6]。而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则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7]。以上解释虽在详略与准确程度等方面稍有区别，但在指称其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瘟疫的内涵所在。那么，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8]一般是这样定义的：“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9]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情况，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10]。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三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11]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染病范围之内。江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传播，事实上，从民国以来的情况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在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2]不过由于像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基本为慢性传染病，而且在清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故未将它们包括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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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完全从现代观念出发，较为明确地界说了本书瘟疫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急性传染病所包含的大概范围。然而，应该指出，清人观念中“瘟疫”与所谓急性传染病虽然相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而且，对“瘟疫”这一概念本身，时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根据现代医史学家的总结，我国古代关于急性传染病的名称，一般可以归纳为疫、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温疫、温病、伤寒等。[13]不过就管见所及，古代文献中关于疫之类的名称，还远不止这些，较为常见的还有寒疫[14]、杂疫[15]、时疫[16]、时病[17]、疫病[18]、疫痧[19]等。而且也应指出，这些并不都是在逻辑上外延不相及可以并列的概念。其中疫最基本也最为常用[20]，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时疫、时病等大致是疫的别名，温疫[21]、寒疫、杂疫和疫痧等则是专指疫中某一类别，而伤寒[22]、温病乃是通指一切外感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传染而实际上传染性较低的温热病，比如风温、冬温等。[23]疫，《说文解字》解释说：“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下疒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24]而清人往往解释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25]由此可见，疫之本义关注的乃流行而非传染[26]，所以，林富士认为，疫“其实较近似现代西方医学所谓‘流行病’（epidemic）”[27]。不过，从现代预防医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将主要针对目标由传染病转向未必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这一情况[28]看来，在过去，引起人们注意的流行病基本上应该是传染病。所以，这种区分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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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疫”来对应现代医学中传染病是相对最为合适的，不过，疫只是一疾病名，而伤寒、温病则不仅表示一类疾病，而且还有“学”的含义，即包括分析诊疗疾疫的内容，且在今日的论著中还各自成了学派。[29]同时，伤寒和温病指的均是外感疾病，与现代传染病学由感受病原体而产生的认识正好相符，所以，现代的医家一般均倾向于把温病或伤寒视为急性传染病的总称[30]，一些温病学教程也往往将温病学直接与传染病学相挂钩。[31]大致说来，在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后，疫病的诊疗则又多归入温病的门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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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与瘟疫，这在现代人甚至清代一些文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程芝田在《医法心传·温疫原考》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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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大头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肋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指吴有性）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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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瘟疫只是众多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症还包括杂疫和寒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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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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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相反，瘟疫与温病这对在今天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35]，在自吴有性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是相互混淆的。吴有性在《温疫论》卷下《正名》中认为温病、瘟疫、温疫三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果强加分别，“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36]。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是明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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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疬……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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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应该指出，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瘟疫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比如在许多当时的医书中，现代常见的痢疾与疟疾是不属于瘟疫的。我国列为甲类急性传染病的天花（古称痘症），在过去的传统医学中，一般也未被包括在瘟疫或温病中。如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瘟疫门”不仅未包括痘症，甚至霍乱[38]也另立一门。[39]曹炳章编纂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医学大成》“温病”单独成册，而痘和麻疹归入“妇科儿科分册”，白喉和疫喉痧（猩红热）则列入“眼科外科分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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