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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51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3]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国之冠[4]，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5]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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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53 二、概念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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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55 （一）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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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57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6]。而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则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7]。以上解释虽在详略与准确程度等方面稍有区别，但在指称其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瘟疫的内涵所在。那么，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8]一般是这样定义的：“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9]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情况，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10]。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三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11]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染病范围之内。江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传播，事实上，从民国以来的情况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在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2]不过由于像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基本为慢性传染病，而且在清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故未将它们包括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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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59 至此，我们完全从现代观念出发，较为明确地界说了本书瘟疫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急性传染病所包含的大概范围。然而，应该指出，清人观念中“瘟疫”与所谓急性传染病虽然相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而且，对“瘟疫”这一概念本身，时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根据现代医史学家的总结，我国古代关于急性传染病的名称，一般可以归纳为疫、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温疫、温病、伤寒等。[13]不过就管见所及，古代文献中关于疫之类的名称，还远不止这些，较为常见的还有寒疫[14]、杂疫[15]、时疫[16]、时病[17]、疫病[18]、疫痧[19]等。而且也应指出，这些并不都是在逻辑上外延不相及可以并列的概念。其中疫最基本也最为常用[20]，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时疫、时病等大致是疫的别名，温疫[21]、寒疫、杂疫和疫痧等则是专指疫中某一类别，而伤寒[22]、温病乃是通指一切外感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传染而实际上传染性较低的温热病，比如风温、冬温等。[23]疫，《说文解字》解释说：“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下疒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24]而清人往往解释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25]由此可见，疫之本义关注的乃流行而非传染[26]，所以，林富士认为，疫“其实较近似现代西方医学所谓‘流行病’（epidemic）”[27]。不过，从现代预防医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将主要针对目标由传染病转向未必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这一情况[28]看来，在过去，引起人们注意的流行病基本上应该是传染病。所以，这种区分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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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61 虽然以“疫”来对应现代医学中传染病是相对最为合适的，不过，疫只是一疾病名，而伤寒、温病则不仅表示一类疾病，而且还有“学”的含义，即包括分析诊疗疾疫的内容，且在今日的论著中还各自成了学派。[29]同时，伤寒和温病指的均是外感疾病，与现代传染病学由感受病原体而产生的认识正好相符，所以，现代的医家一般均倾向于把温病或伤寒视为急性传染病的总称[30]，一些温病学教程也往往将温病学直接与传染病学相挂钩。[31]大致说来，在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后，疫病的诊疗则又多归入温病的门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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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63 疫与瘟疫，这在现代人甚至清代一些文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程芝田在《医法心传·温疫原考》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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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65 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大头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肋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指吴有性）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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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67 由此可见，瘟疫只是众多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症还包括杂疫和寒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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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69 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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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1 而与此相反，瘟疫与温病这对在今天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35]，在自吴有性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是相互混淆的。吴有性在《温疫论》卷下《正名》中认为温病、瘟疫、温疫三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果强加分别，“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36]。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是明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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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3 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疬……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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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5 当然，还应该指出，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瘟疫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比如在许多当时的医书中，现代常见的痢疾与疟疾是不属于瘟疫的。我国列为甲类急性传染病的天花（古称痘症），在过去的传统医学中，一般也未被包括在瘟疫或温病中。如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瘟疫门”不仅未包括痘症，甚至霍乱[38]也另立一门。[39]曹炳章编纂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医学大成》“温病”单独成册，而痘和麻疹归入“妇科儿科分册”，白喉和疫喉痧（猩红热）则列入“眼科外科分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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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7 由此可见，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以及概念间相互关系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些在今天看来无甚分别的概念，在历史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相反，有些今天明显有别的概念，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可能被视为一体。像“疫”、“瘟疫”、“温病”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理解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运用文献时，应对这种复杂性保有充分的自觉。同时，为了研究的便利，虽然本书将标题中“瘟疫”一词按现代观念明确定义为“急性传染病”，但这并不表明“瘟疫”与“急性传染病”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有必要注意我们定义的“瘟疫”与文献中实际存在的“瘟疫”概念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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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9 （二）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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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1 江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也是社会文化区域，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41]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以前，江南是一个省，辖今日安徽、江苏二省之地。[42]不过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江南的这一含义已很少有人注意了。在目前众多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论著中，对“江南”的理解歧义纷出。李伯重曾概括说：“‘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43]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李伯重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以及历史渊源等几个因素，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李的这一界定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为一些论著所采纳。[45]虽然，笔者认为李的界定就目前而言较为全面、合理，但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都是相对的，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划定。所以，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本书所指的江南包括李所界定的八府一州以及浙东的绍、甬二府。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浙东虽不属于太湖水系，但地势低洼、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在水乡泽国这一点上，与浙西和苏南并无二致。而且它与浙西紧密相连，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同被称为浙北平原，是浙江省唯一的平原区。其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虽然在历史上，浙东要稍逊于浙西，但它们同为浙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则无疑义。以人口密度为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绍、甬分别为每平方千米581人和每平方千米370人，在浙江省的十一府中列第二和第五，总体上与杭、嘉、湖三府接近，而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46]就现实而言，宁波、绍兴毫无疑问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在清人的著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使用比较随意，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包括浙东，但也不乏包括浙东的例子。[47]最后，由于瘟疫研究总体上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缺乏可供直接借鉴的成果，而且资料相对零散，扩大范围以防资料不足也是当初将绍、甬囊括进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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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3 三、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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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5 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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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7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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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9 （一）明清社会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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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1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48]，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49]，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50]，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面相。[5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52]，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53]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54]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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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3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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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5 “明清社会停滞论”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关键之所在。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会的发展或明清社会存在的现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传统因素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56]，面对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并回答。[57]因此，本书选择江南这样一个引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的地区的瘟疫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欲从疾病医疗这一过去少有人注意的独特视角梳理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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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7 （二）明清以来中国“公”的领域的兴起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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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9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江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僚后备人才的快速增加，一个由乡绅领导的地方乡贤力量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对瘟疫的反应，必然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大体说来，这些反应可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现代一般将它们对应为国家和社会。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学术热点。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刺激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扩展形成的对国家的对抗视为众多所谓专制国家实现西方民主政体的有效途径[58]，更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升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史学者就在“中国中心观”思潮的影响下，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近世中国的内在发展道路，对当时影响甚巨的传统中国“静止不变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在“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指引下，试图从国家和社会互动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过去无人关注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59]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将“国家和社会”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与走势。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论辩对象的角色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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