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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79 （二）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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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1 江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也是社会文化区域，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41]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以前，江南是一个省，辖今日安徽、江苏二省之地。[42]不过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江南的这一含义已很少有人注意了。在目前众多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论著中，对“江南”的理解歧义纷出。李伯重曾概括说：“‘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43]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李伯重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以及历史渊源等几个因素，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李的这一界定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为一些论著所采纳。[45]虽然，笔者认为李的界定就目前而言较为全面、合理，但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都是相对的，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划定。所以，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本书所指的江南包括李所界定的八府一州以及浙东的绍、甬二府。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浙东虽不属于太湖水系，但地势低洼、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在水乡泽国这一点上，与浙西和苏南并无二致。而且它与浙西紧密相连，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同被称为浙北平原，是浙江省唯一的平原区。其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虽然在历史上，浙东要稍逊于浙西，但它们同为浙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则无疑义。以人口密度为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绍、甬分别为每平方千米581人和每平方千米370人，在浙江省的十一府中列第二和第五，总体上与杭、嘉、湖三府接近，而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46]就现实而言，宁波、绍兴毫无疑问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在清人的著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使用比较随意，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包括浙东，但也不乏包括浙东的例子。[47]最后，由于瘟疫研究总体上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缺乏可供直接借鉴的成果，而且资料相对零散，扩大范围以防资料不足也是当初将绍、甬囊括进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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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3 三、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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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5 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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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7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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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89 （一）明清社会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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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1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48]，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49]，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50]，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面相。[5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52]，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53]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54]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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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3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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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5 “明清社会停滞论”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关键之所在。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会的发展或明清社会存在的现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传统因素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56]，面对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并回答。[57]因此，本书选择江南这样一个引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的地区的瘟疫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欲从疾病医疗这一过去少有人注意的独特视角梳理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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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7 （二）明清以来中国“公”的领域的兴起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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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699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江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僚后备人才的快速增加，一个由乡绅领导的地方乡贤力量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对瘟疫的反应，必然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大体说来，这些反应可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现代一般将它们对应为国家和社会。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学术热点。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刺激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扩展形成的对国家的对抗视为众多所谓专制国家实现西方民主政体的有效途径[58]，更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升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史学者就在“中国中心观”思潮的影响下，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近世中国的内在发展道路，对当时影响甚巨的传统中国“静止不变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在“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指引下，试图从国家和社会互动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过去无人关注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59]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将“国家和社会”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与走势。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论辩对象的角色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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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01 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它完全是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承载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社会文化信息。哈贝马斯等人对公共领域发展历程的论述实际上表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在近代的兴起和形成，以及对这一传统在当代沦丧的批判。[60]由于众多的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民主这样的西方价值标准视为普世的近代化标准，因此，在用这一模式指导中国近世历史研究时，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先验地设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紧张与冲突，并努力去揭示、论证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力量同国家的对抗与冲突，搜寻这种对抗与冲突所隐含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以表明近世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这样的做法显然存在着以中国历史发展强行比附西方历史经验的嫌疑，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61]像魏斐德等人已经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罗威廉、兰金等人的论著中常常出现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极力表明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却于无意间也透露了国家的强大并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类的信息。[62]不过现有的批评大都集中于过分扩大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在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并不构成对国家真正的对抗等问题上，而很少认识到隐藏其后的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对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缺乏深切的体认。[63]笔者认为，目前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念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之所以屡受指责，关键在于研究者未能从内心深处抛却中国“公”的领域与西方公共领域的对应，真正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去理解“公”的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而仅仅把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当作一种参照系。那么，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清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指向近代？这些正是本书所欲探究的。而这些探究不仅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特质产生具体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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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03 四、学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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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05 从前面选题缘起的叙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开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64]台湾的这一研究是在杜正胜等人倡导的“新社会史”思潮影响以及杜正胜本人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出现并日渐兴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青年学者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定期聚会。5年后，史语所主持召开了“疾病、医疗和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65]。之后，又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定期研讨的网页。[66]他们学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历史与社会，“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视角上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感受，诚如陈元朋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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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07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祖国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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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09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无限度的，他们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其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远远超过疾病史，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直接相关度并不高。[69]除此之外，国内医史学界以及户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同样为本研究的展开做了重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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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11 现代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并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此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71]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而且研究人员也大多集中在祖国大陆。[72]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学术关怀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围绕着本研究，立足于明清疾病史，结合医疗史，分别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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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13 （一）医史学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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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15 对中国现代医学史的研究，郑金生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成“奠基”与“发展”两个时期，在后一个时期中，又以医史杂志的停办兴衰为标志，并不明确地分成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史[73]深化期”。[74]相对于其他诸种说法，这一论述显得较为允当，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无足轻重。[75]不过，无论是哪个时期，疾病史总体上作为医学史附庸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76]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病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呈渐趋下降之势。[7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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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17 较早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学者，像陈邦贤、伍连德、余严、谢观和范行准等人，均有着深厚的中国或西洋医学修养，而且除伍连德外，都自小接受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也相当深厚，所以他们的研究虽处于开创阶段，实际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在陈的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疾病史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一篇到第三篇，他在论述完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后，均另立一章专门探讨各个时期的疾病名称，初步梳理了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而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的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梳理。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79]，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重要传染病。当然，在发轫之期，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多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所征用，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参考价值。稍后，日本中国医学史开创者富士川游也十分重视医史研究中疾病史的探讨。他在1934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书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医学史》（掌华房）中认为，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第一，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二，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三，疾病的历史，特别是国民中常见病的历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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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19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结核病、猩红热以及脚气病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81]，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82]，陈垣和余云岫等人关于结核病的探究[83]，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84]，井村孝全对瘟疫资料的钩沉与考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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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21 1949年以后，中医不仅结束民国以来长期受压制的处境[86]，而且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相当的进展。[87]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和余云岫（即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底，使笔者深感，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在书中，范氏对巫术和神道设教下的一些风俗习惯的预防疾病的意义进行了挖掘，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民国以前国人的环境卫生观念和举措进行了至今仍不显落后的梳理；同时详尽地考证了天花传入中国和人痘发明的时间[88]，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而余著通过对古代众多文献的爬梳，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说文解字》、《释名》等文献中的疾病名称进行了疏解，亦显示出相当不凡的功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篇关于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89]，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已，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百余年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望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做了探讨[90]，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做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91]，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92]，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做了探讨[93]，姜春华等人探讨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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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2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仍有些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做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在预防方面也有不少贡献。[95]刘锡琎的《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一文[96]，介绍了晋《肘后方》等医籍中对狂犬（即狾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即谢工蛊毒）的治疗，认为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通过“以毒攻毒”获得免疫的科学思想。继此之后，我国免疫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就是人痘苗的发展。不过该文有关人痘的论述几乎全采自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殊少发明，唯一的差异在于他没有理会范氏对人痘发明时间的考证，仍然相信清人文献中记载的中国11世纪就出现种痘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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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25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专业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不过，“由于新人多为医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不多”，所以也出现了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97]当然，由于研究者增多，而且有些老前辈仍在坚持研究，值得参考的成果也不在少数。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疾病史专著：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和陈胜昆的《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范著以疾病为纲，分解剖生理、内科病、神经精神病、内分泌病、营养障碍与新陈代谢病、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病、创伤病、皮肤病、妇儿病、胎生、五官病13编，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包括病名、病因、症候和治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不过传染病在该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大，而且较多关注古代疾病病名的含义，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殊少清理。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的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集中在近代。全书21章，其中有9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两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是先简单地叙述某种疾病的起源，然后就突然跳跃到近代，给人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章又有辗转抄袭之嫌。[98]除了疾病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病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做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中国宋元以来就已有鼠疫流行、明万历年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霭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有较多关于历史上疫病的记载。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不仅概述性地论述了古代疫病流行情况，而且还对历史上人口状况、自然生态与疾病的关系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其体现出来的视野与意识已超出一般医史研究者关注的范围。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做简单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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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27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有关疾病史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除了传统疾病病名沿革、古代疾病的症候以及疾病的诊治和免疫等方面的探讨外，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做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99]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100]，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或许尚不够细密。此外，还有两篇有关传染病的论文也体现了作者较为广阔的视野。[101]传统领域的研究似乎较多集中在喉科疾病、免疫及某些重要传染病等主题上[102]，比如，喉科方面有杨大俊的《古代史料中十种咽喉病候》[103]、王东方和陈国丰的《喉痹病名考证》[104]、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105]，其中余文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外来传入说”。免疫方面，有杨家茂之《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106]、杨小明之《“胎毒外感说”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107]等。其中杨文提出“胎毒外感”的病因学说是中国能够在11世纪就发明人痘的关键因素，认为它是近代天花病毒发明之前关于天花致病原因最科学的认识。此外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108]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近代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但慢些。[109]朱文锋、吴承玉回顾了中医学对“痹”的认识，认为“痹”为病理概念，可分成30种。[110]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111]周秀达、黄永源探讨了古代的职业病。[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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