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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37 应该与历史学者关注的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目前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除综合性的探讨[117]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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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39 1.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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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41 1998年张剑光出版的《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全书48万字）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对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各个时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疫病资料做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书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的一部分，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疾病史做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18世纪以来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应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明末时疫初探》中对此持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进而初步探讨了政府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温疫论》中的论述，对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做了探讨。在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为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止一种疫病。该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尽管其本身并未能给予很好回答或做出积极的努力。比如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要认识当时对致病原因的认识，仅仅探讨医家的看法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医家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为普通人所接受、士人与一般不识字者在认识上又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别等因素。此外，谢高潮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118]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同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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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43 2.鼠疫、天花和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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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45 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班凯乐（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120]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121]作者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该书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6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做了探讨。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做了估计，指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回乱”期间，大约有500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造成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流行期间，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必要性。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Carney 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做了探讨[122]，认为自1800年代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范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一部分的赞同，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些措施，他们认为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曹树基、李玉尚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鼠疫的文章。[123]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其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变动规律出发，在研究疫病对人口损失的影响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变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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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47 关于天花，目前已有不少论文发表，比如，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124]以及在该文基础上撰成的《中国晚期帝国的人痘与牛痘，约1570—1911》[125]，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126]梁文在范行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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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49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李玉尚以及笔者的研究。[128]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的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1821年）由江苏流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探讨，可能与作者审慎态度有关，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下自己的断言，但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直到1960年代厄尔托登场以前；印度的霍乱弧菌也许可能是较新而较毒的类型”。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1821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认为：“在野心勃勃的公共卫生措施配合下，免疫的预防注射被广泛地传播后，可能会影响霍乱的恶性效果及其顽强存在的各种人为与环境因素。”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年至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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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51 3.麻风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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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53 麻风病可能因为具有道德象征意义而较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没有拘泥于古代文献中的大风、疠/癞病到麻风是否确指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麻风这类很难取得共识的争论，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匠心独具地梳理了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指出，从“大风”发展到“麻风”的这一连串疾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密切的关系，其一贯性，是明显地有历史轨迹可循的。“大风—麻风”病的概念变化部分是来自经典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地受到各时代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道教思想、医者与患者的社会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响。疾病概念的形成，显然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129]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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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55 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131]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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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57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2]，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133]，韩嵩（Mart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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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59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是历史学者的专长，且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因此，这一工作无疑大有可为，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个别疫病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哪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乃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爆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做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讨，目前还基本未引起注意。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会妨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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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61 五、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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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63 由于疾病医疗社会史在目前还是一个大多数史家较少关注的学术领域，而且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大多数论著在资料的利用上也往往以一两类资料为主[135]，特别是这类资料还非常零散，因此，我想在此有必要对该类资料的载体、资料的特点和利用状况做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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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65 根据笔者的搜罗，这方面的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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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67 （一）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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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69 主要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总体上，由于国家在对付疫病方面举措甚少，所以这类资料中相关的内容也较少，但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探讨国家态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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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71 （二）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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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73 包括各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特别是县志与乡镇志，是这类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其中疫病和疾疫救疗的资料主要见于“祥异”、“善举”、“人物·孝义和方技”以及“杂志”等门类中，而有关时人对疫病的认识及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则主要包含于“风俗”、“祠寺”、“庙坛”、“艺文”和“杂志”等内容中。这是本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笔者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36]所收录的清代和民国初年编纂的江南十府一州的各类方志基本上都一一做了翻检。此外，现代编成的一些地方的“卫生志”中，也有不少有关的资讯，特别是关于清末西医的情况和当时卫生状况的记载较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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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75 （三）诗文集、笔记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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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77 丰富的清人诗文集是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虽然早就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馆藏分散、人们对其总体上的收藏和分布情况不了解，而且因诗文集本身内容庞杂，所以目前对其发掘利用还远远不够。疫病史资料在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笔者在翻检时，常常有“大海捞针”之叹，不过其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关于疫病与救疗情况的重要资料也往往给人一种“行有所值”之感，而且在翻检中，似乎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集中翻阅，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时人对包括疾病、医疗在内的众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以收藏清人诗文集为特色之一，达2000余种，其中大约有一半为本书所称的江南地区的文人所作。另外，新近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也收集了较多的乾隆中期以前人所作的诗文集。这些无疑大大便利了笔者对诗文集的利用。在阅读中，笔者主要关注清代江南人的文集，对一些影响较大、曾在江南为官或居住之人的文集也适当予以注意，对诗集的翻检则较为随意。笔记小说特别是笔记中包含的相关资料似乎要多于诗文集，实际上，目前出版界对笔记小说出版的重视也远远超过诗文集。首先，有综合性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其次，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相关的丛书，比如“清代笔记史料”丛书（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浙藏善本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此外，点校出版的清人小说也不在少数。由于笔记本身形式和内容都非常随意，故相关资料的内容也十分庞杂，分布也颇为零散。小说虽多虚构，但其反映出的背景往往是真实的，对认识当时一般民众对医疗、疾病的态度帮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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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79 （四）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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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81 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医书的利用主要以医史研究者为主，多数史学研究者偶有利用，也大多从医史著作中转引。事实上，医书特别是其中的序文以及医话、医论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史内容往往为医史研究者所忽视，而且阅读医书对全面了解时人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也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目前已点校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医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比较大型的如“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秘本医学丛书”（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三三医学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珍本丛书”（华夏出版社，1997），“中国医学名著”丛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明清中医名著丛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珍本医籍丛刊”（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实用中医古籍丛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吴中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徽州医籍丛刊”（黄山书社），“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等。另外单本出版者也数量颇巨。而有关各地收藏古籍的情况，则编辑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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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83 （五）海关医报（The Medical Reports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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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08785 中国海关自19世纪中叶以后，每十年将搜集到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一汇总，称为“海关十年报告”，其中有关疾病医疗的情况被汇集成“海关医报”，约发行80多册，它对研究晚清的疫病十分重要。不过这类资料不易见到，目前有两本资料集对有关内容有所摘录。[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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