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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麻风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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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可能因为具有道德象征意义而较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没有拘泥于古代文献中的大风、疠/癞病到麻风是否确指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麻风这类很难取得共识的争论，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匠心独具地梳理了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指出，从“大风”发展到“麻风”的这一连串疾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密切的关系，其一贯性，是明显地有历史轨迹可循的。“大风—麻风”病的概念变化部分是来自经典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地受到各时代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道教思想、医者与患者的社会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响。疾病概念的形成，显然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129]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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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131]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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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2]，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133]，韩嵩（Mart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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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是历史学者的专长，且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因此，这一工作无疑大有可为，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个别疫病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哪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乃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爆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做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讨，目前还基本未引起注意。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会妨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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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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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疾病医疗社会史在目前还是一个大多数史家较少关注的学术领域，而且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大多数论著在资料的利用上也往往以一两类资料为主[135]，特别是这类资料还非常零散，因此，我想在此有必要对该类资料的载体、资料的特点和利用状况做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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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搜罗，这方面的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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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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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总体上，由于国家在对付疫病方面举措甚少，所以这类资料中相关的内容也较少，但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探讨国家态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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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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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特别是县志与乡镇志，是这类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其中疫病和疾疫救疗的资料主要见于“祥异”、“善举”、“人物·孝义和方技”以及“杂志”等门类中，而有关时人对疫病的认识及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则主要包含于“风俗”、“祠寺”、“庙坛”、“艺文”和“杂志”等内容中。这是本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笔者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36]所收录的清代和民国初年编纂的江南十府一州的各类方志基本上都一一做了翻检。此外，现代编成的一些地方的“卫生志”中，也有不少有关的资讯，特别是关于清末西医的情况和当时卫生状况的记载较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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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文集、笔记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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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清人诗文集是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虽然早就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馆藏分散、人们对其总体上的收藏和分布情况不了解，而且因诗文集本身内容庞杂，所以目前对其发掘利用还远远不够。疫病史资料在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笔者在翻检时，常常有“大海捞针”之叹，不过其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关于疫病与救疗情况的重要资料也往往给人一种“行有所值”之感，而且在翻检中，似乎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集中翻阅，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时人对包括疾病、医疗在内的众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以收藏清人诗文集为特色之一，达2000余种，其中大约有一半为本书所称的江南地区的文人所作。另外，新近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也收集了较多的乾隆中期以前人所作的诗文集。这些无疑大大便利了笔者对诗文集的利用。在阅读中，笔者主要关注清代江南人的文集，对一些影响较大、曾在江南为官或居住之人的文集也适当予以注意，对诗集的翻检则较为随意。笔记小说特别是笔记中包含的相关资料似乎要多于诗文集，实际上，目前出版界对笔记小说出版的重视也远远超过诗文集。首先，有综合性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其次，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相关的丛书，比如“清代笔记史料”丛书（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浙藏善本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此外，点校出版的清人小说也不在少数。由于笔记本身形式和内容都非常随意，故相关资料的内容也十分庞杂，分布也颇为零散。小说虽多虚构，但其反映出的背景往往是真实的，对认识当时一般民众对医疗、疾病的态度帮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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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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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医书的利用主要以医史研究者为主，多数史学研究者偶有利用，也大多从医史著作中转引。事实上，医书特别是其中的序文以及医话、医论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史内容往往为医史研究者所忽视，而且阅读医书对全面了解时人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也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目前已点校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医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比较大型的如“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秘本医学丛书”（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三三医学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珍本丛书”（华夏出版社，1997），“中国医学名著”丛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明清中医名著丛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珍本医籍丛刊”（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实用中医古籍丛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吴中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徽州医籍丛刊”（黄山书社），“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等。另外单本出版者也数量颇巨。而有关各地收藏古籍的情况，则编辑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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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关医报（The Medical Reports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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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自19世纪中叶以后，每十年将搜集到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一汇总，称为“海关十年报告”，其中有关疾病医疗的情况被汇集成“海关医报”，约发行80多册，它对研究晚清的疫病十分重要。不过这类资料不易见到，目前有两本资料集对有关内容有所摘录。[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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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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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编成的资料集种类甚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数种特别重要者。在清代，余治所辑之《得一录》实为各类慈善事业的文件汇编，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受到关注，1984年，冯佐哲曾于引介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的文章中对其做过简单介绍[138]，但在我国，似乎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施药施诊、对疾疫的救疗和预防并不是当时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但相对于其他文献，它仍然算是相关信息较为集中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后，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编纂的《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将作者搜罗到的三百余种自唐至民国初的笔记（包括少量文集）中的医疗、疾病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编排，资料价值不言而喻。王新华、潘秋翔编纂的《中医历代医话精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从四百多种医籍（不限于医话类著作，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医籍）中，选录了医话两千五百多则，并做了分类编排。《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专门有“疾病类”，此外“风俗”和“迷信”等类中也有相关资料。《清诗铎》（中华书局，1960）按类编排的方式为我们利用清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岁时、善政、田家、灾荒、义行、风俗、丧葬、掩埋、疾病、医术和鬼神等类别中有着较为丰富的疾疫史及相关资料。另外，几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集对了解同治初年的瘟疫多有帮助[139]，有关苏州的碑刻资料集和商会档案汇编则保留了一些有关环境卫生以及疾疫救疗的资料。[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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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无疑是另一类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关疫病社会史的内容也多有存在，不过由于其不够集中，更主要的是因为时间有限，这次未能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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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该指出，这种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与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挂钩，从社会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探索战争影响的研究目前依然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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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联社电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六大传染病威胁全人类》，载《参考消息》，199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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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近世一词，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早年由日本学者提出，主要是指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近年，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道路时，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者也使用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谓的“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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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地区（涵盖地区见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96人，不仅远远高于全国8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几乎是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平均人口密度（178人）的三倍。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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