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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此外，有关天花的论文还有张嘉风：《清初的避痘与查痘制度》，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4卷，第1期，135～156页，1996；《清康熙皇帝采用人痘法的时间与原因试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1）；“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Smallpox in the early Qing Imperial Family，”in Hashimoto Keizo，Catherine Jami，Lowell Skar ed.：East Asia Science：Tradition and Beyond，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95；“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Diplomacy，and the Military：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7，No. 2，2002-04；熊秉真：《且趋且避——传统中国因应痘疹间的暧昧与神奇》，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6卷，第2期，285～315页，1998；谢景芳：《天花与清初史实评议》，载《民族研究》，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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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47～795页；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见《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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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参见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99～438页，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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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蒋竹山：《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4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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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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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这方面梁发表了两篇内容相关的论文：“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Vol.8.1 （1987），pp. 134～166；《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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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Christopher Cullen：“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History of Science，xxxi （1993），pp.99～150；Wilt Idema：“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 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RelatedPlays”，Chinese Science，1977 （2），pp.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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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Marta Hanson：“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Positions，Vol.6.3，1998。该信息由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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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在已有的研究中，在对资料全面而丰富的利用上，就管见所及，仍以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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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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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参见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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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参见冯佐哲：《日本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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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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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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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二章 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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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势低下，水网密布，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早在宋元时代，江南就因其风光秀美、物产丰盛、交通便利而成为世人向往的“人间天堂”。进入明清以后，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正是这种独特的地位，使江南自20世纪以来备受现代学术研究的关注，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成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众多先贤时彦的著述，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状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对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病的探讨目前还几付阙如，所以这些状况与疫病的关系也每每为以往的史家所忽视。毫无疑问，疫病的爆发流行，不仅仅只与生物因素有关，而是自然、社会[1]等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疫病的探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各种背景因素。故而在切入正题之前，首先还是围绕着瘟疫这一主题，对江南的各种背景状况做一梳理，以期为以后的研究做好必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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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与下文“社会背景”中所说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广义的社会，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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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生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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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我国三大平原之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浙江省最大的两块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所在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是我国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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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形上看，该区主要由平原和低山丘陵组成，其中又以平原为主。基本以太湖为中心，向东、向南的沿海地区，多为平原地形，其中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中间略高，四周稍低，呈浅碟形，海拔一般2米至5米，中心地带海拔低于3米。宁绍平原海拔大都也在10米以下，除少数孤立小山外，地形平坦，地表呈较均一的缓坡，自东向西、自内地向沿海微微倾斜。在太湖的西和西南方向以及宁绍平原的南端，则多为低山丘陵地形。其西南边缘的天目中山区，是江南地势最高的地区，以天目山脉为中心，耸立着为数不少的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山峰两侧，多为海拔200米至400米的丘陵地貌。而分布于宁绍平原南部的会稽和四明山地，也有少数海拔千米的孤峰，一般山体海拔多在500米至800米之间。此外，还有西部和西南部的茅山和宜溧山地和安吉低山等低山丘陵区，区内以海拔三四百米的丘陵为主。在中山的外围和平原地区散落着海拔300米以下的丘陵；在山丘外沿或沿海一带缘饰着垄岗地形；在山区内部，有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较大的有诸暨盆地和新（昌）嵊（县）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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