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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江南地区各府人口密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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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虽然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密集人口，但由于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化，依靠不断发展副业、工商业和城镇服务业，不但成功地化解了内部的人口压力，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外部移民，特别是苏、杭等大城市，由于外来人口多，“五方杂处”成了形容这里人员来路复杂的必用词汇。仅苏州城的踹匠就达一万余人，而且“均非土著，悉系外来”。又因这里文化发达，环境优雅，还往往成为众多文人学士向往的寓居之地。[18]除了移民，江南还有大量短期的外来流动人口，繁荣的工商业必然会吸引众多的商人、伙计出入江南，这一点，从分布于江南的众多各地会馆中不难看出，据统计，苏州有会馆40所，南京、上海各有近20所，就是盛泽镇也有徽宁和任城两所会馆。[19]而三年一届的乡试又势必促使江、皖、浙三省众多举子奔赴江宁和杭州。此外，江南之人文、风光和物产早已声名远播，前来游历问学者当亦不在少数。康熙初年，大兴的郭棻，“尝听人言，江南山水明秀，人物庶饶，丝席枲竹木之产，靡弗精良，和乐极矣，辄忻忻然慕阅之”，深以未能迹至江南为恨。终在五十余岁时，买舟南下，一了心愿。[20]而广东的士子上京赶考，从明代开始就往往因心慕江南而舍近就远，到江西或湖南后，沿江东下，顺便游历江南。[21]此外，如果附近地区遭受灾荒，则前来就食的流民更不在少数，仅道光年间，江北灾民就两次（1831年、1848年）大规模地就食苏州等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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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饱而稍具御灾能力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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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过去的研究较少给予专门的关注，往往以民不聊生、极端贫困之类的笼统说法一言以蔽之。清代江南也不例外，黄宗智正以此为前提提出了“糊口农业”的说法[23]，对此，李伯重提出异议，他说：“若是我们不接受过去西方流行的‘清代中国社会经济停滞’论，我们就必须承认：清代中国（至少是其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如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在不断改善之中，作为这个经济进步的结果，人民（特别是其主体——农民）的生活也处于不断的提高（尽管是缓慢的提高）之中。”[24]王国斌则从江南棉布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角度批评黄的说法。[25]近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江南社会创造了当时中国“最丰富多样的物质供应，其平均的日常生活水准，也是全国最高、最富裕的”[26]。方行通过一些个案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农民处于“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甚至还是一种较优的温饱型消费水平”。而且到清末，该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所提高。[27]何炳棣甚至在一份较早的研究中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农民的一般生活状况要好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普鲁士和日本的农民。[28]根据这些研究，似乎可以说，江南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清前中期不仅在国内是最好的，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19世纪以后，虽在国际上的优势消失，在国内仍领风骚，且较过去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清代江南的民生，尽管远非尽如人意，但除了衣食住行水平相对较优，还拥有比较丰富的娱乐生活，以及一定的抗御灾荒的能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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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繁荣而相对普及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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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而著称，明清两代，江南科举之盛，更是有口皆碑，这些都毋庸于此赘言。这里我想稍作说明的是，隐藏在这些令人称羡的现象背后的，是这里发达的教育和长期积淀、熏染而成的人文传统。成功的科举事业无疑与该地区发达的文化教育相辅相成，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拥有众多当时一流的人才摇篮——书院，比如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金陵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等，这些著名的书院延揽众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次，具有密集而相对水平较高的基础教育网点。这里士子众多，私塾遍布各地，设馆授徒已成为众多科举失意者主要的谋生手段之一。[30]而且江南慈善事业发达，在众多的慈善机构中，包括不少义塾，特别到嘉道以后，各地的综合性善堂普遍兴起，办义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31]此外，江南的族学也十分发达，且有些族学在为族人服务的同时，还为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尽自己的义务。[32]再次，江南为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中心。杰出的文化成就显然与发达的图书出版和收藏事业密不可分，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苏州、杭州、松江、南京、常熟、无锡等地，已是江南乃至全国的图书出版、收藏中心，这些地方出版的图书，除供本地使用，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雕书出版已成为当时一宗重要的产业。同时，数量众多的藏书楼遍布各地，其中不少具有相当的声誉，如天一阁、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嘉业堂，等等。[33]最后，拥有一种普遍向学的人文传统。众多的人才在科举和学术上的成功，必然会对当地社会的风气产生影响，成为后学的楷模，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使江南社会普遍有一种向学读书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进一步促成了科举和文化的兴盛，遂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嘉兴，“乡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34]。又如德清，“士知向学……科第彬彬，文士辈出”[35]。就是昌化这样的小县，亦“穷乡僻壤，弦诵不绝”[36]。以上这些因素，为江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可能，尽管对这种普及不可能估计过高。对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知识是士人的专利而不加注意，但罗斯基的一项研究却指出，清朝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几乎所有迫切需要这种教育的中国男性居民（甚至贫穷的农业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它；较快地获得应付日常需要的书写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到了19世纪后期（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中国男子中30％～45％、妇女中2％～10％“都会读书写字”[37]。尽管罗斯基的估计可能过高，但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的江南，由于文化教育资源的相对普及，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对简单的计算和书写要求的日趋迫切，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有较大的提高并达到一定的水准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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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好鬼尚巫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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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所有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都有“吴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淫祀”等之类的记载，充分表明江南地区民众好鬼尚巫的风尚。乡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灾患，大多会前往庙寺祈求神灵的助佑，或延请巫觋作法驱邪，往往糜费甚巨。比如嘉道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士雄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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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蔓延不已，习俗相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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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活动每每被众多的方志修纂者目为“一愚至此”，并且也屡屡遭官府的禁止，但却总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必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将在后文再予详细讨论。这里我想指出，虽然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驱动、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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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该书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与本书所谓的江南相较，多南通、少宁镇，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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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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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李伯重的一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农民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1）；《“桑争稻田”和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1）；《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2）；《明清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2）；《“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北京，中华书局，1992），不过，根据李伯重的研究，从宋元至明清，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参见《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就此的评论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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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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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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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引传：《野烟录》，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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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一部分参考了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0～21页中的部分论述，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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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8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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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作人：《乌篷船》，见《周作人散文》，第1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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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笔者出生于江南山区小县昌化，之后有较长时间寓居苏州。家乡随处可见的由青石砌成、年代久远却非常精致石拱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记忆中，差不多今人走行的道路上，都有这类桥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大多仍在发挥作用。到了苏州，遍布城乡的各种明清时代留下的桥梁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宝带桥、越城桥、吴门桥、行春桥、枫桥等，不仅沟通了道路，而且成了一道道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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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41～149页所列“明清两代市镇统计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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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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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赵冈：《明清市镇发展综论》，载《汉学研究》（台北），第7卷，第2期，1989，转引自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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