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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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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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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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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2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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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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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美］何炳棣：《1368—1963中国人口研究》，210～2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李伯重在《“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一文中已征引过该段文字，不过，不知何故，注文中的页码误标为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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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具体论述参见余新忠：《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见《文史论丛二集》，507～517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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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35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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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明清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J.F.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2（1987），pp.30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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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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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99～111页；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129～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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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2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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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民国《德清新志》，卷2《风俗》，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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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赵鸿猷：《重修圣庙碑记》，见民国《昌化县志》，卷16《艺文》，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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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2，14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转引自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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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士雄：《归砚录》，卷2，14b～15a页，见《潜斋医学丛书》，集古阁石印本，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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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疫病医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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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表明，江南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不过，这些优势在构成江南繁荣富庶的促进因素或具体表征的同时，也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肆虐提供了便利。显而易见，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势必会成为各种微生物滋生繁殖的温床，而密集的人口、便利的交通、频繁的人口流动则又为那些致病微生物寻找宿主和扩散流传准备了便利条件，同时，不时出现的天灾人祸则又进一步为其肆虐提供了必要的易感人群。实际上，繁荣富庶的江南同时也是瘟疫的多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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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瘟疫发生总的确切状况，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恐怕已很难知晓，而且由于目前尚未能对现存的史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挖掘，就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一时也还难以做到。不过，现有的一些粗略的统计，还是让人可以对各个历史时期瘟疫发生数量和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产生一个大概的印象。根据张志斌的研究，明清时期是历史上瘟疫较为严重的时期，尽管可能存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记载详略程度不尽相同的偏差。就明清两代而言，江浙两省疫情的严重程度要高于其他省份。[1]这一点与张剑光对《清史稿·灾异志》中的疫情的统计是基本一致的。《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了清初到同治末年共230年间的疫情，其中有疫年份为101年，各省的情况分别是：浙江23年，直隶、山东各19年，湖北16年，江苏15年，山西8年，广东7年，安徽6年，甘肃5年，陕西4年，云南、广西、江西各2年，河南1年。[2]在江浙两省中，江南地区的有疫年份则为23年。由于《清史稿》的记载极不全面，且有所偏重，所以，这一统计与实际情况肯定颇有些距离，不过还是大致可以看出，江浙至少是全国瘟疫的重灾区之一。而表2-2根据记载相对全面的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做的统计，似乎更能反映出江南多疫的特点。从表2-2中可以看出，与其他地区相比，江南的水灾和疫灾较为严重，尤其是疫灾，占所有灾荒总数的9％，远远超过全国4％的平均水平。而江南的疫灾占全国疫灾总数的25％，是江南灾荒总数在全国所占比率（10％）的2.5倍。江南疫灾的相对较多，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表明，江南乃全国瘟疫最为频发的地区。由于江南的文献资料相对详备，这一点未必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实情，但至少可以认为江南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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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清代全国和江南灾情分类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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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江南疫病多发；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又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江南的社会医疗水平的相对发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现有的一份研究指出，历史上的医学中心，宋以前在北方的陕西、河南和河北一带，从元代开始转至南方，明清时期，医学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相吻合，偏重于江南地区。据统计，在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这一章节中共提到医家姓名128人次，除去籍贯不明16人次，重复23人次（其中北方人只有王清任一人被重复一次），共提及医家89人，只有5位北方人，再除去朱元璋的第五子朱，及受命于朝廷编辑医书的吴谦、蒋廷锡，剩下的81人全是南方人，其中江苏24人，浙江23人。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明代著名医药学家”与“清初（1840年之前）著名医药学家”两节中共提到医家69人，除去3人籍贯不详，南、北方人氏之比例为60∶6，其中江苏18人，浙江22人。[3]而根据对《清史稿·艺术传》中所载医生的统计，差异更是显著，在所有著录或提及的48名医生中，竟有30位为江南人氏。[4]由此可见，明清医学中心在以苏—杭为轴心的江南地区毋庸置疑。当时在江南各地医生已为数甚多，以苏州为例，仅俞志高在《吴中名医录》中收录的清代名医就有将近800人。[5]当然，社会医疗水平的高低，不仅限于医生人数一个方面，还包括医疗知识的普及程度、医疗点的分布密度以及医疗机构的建设状况等诸多内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中再做详细讨论，于此暂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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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在明清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和种痘术的发明与推广，乃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两个亮点。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说：“传染病在各历史时期，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清代三百年来医家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尽于此。所以清代医学上最重视传染病，也是中国医学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现象。”[6]而且，温病学和种痘术都是在江南或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温病学的中心在江南。如果不算传说中的峨眉山人的种痘，虽然人痘术最早出现在明后期江南周边的安徽宁国、安庆和江西弋阳、新建等地，但进入清代后，在人痘术的发展、改进过程中，江南明显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7]，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