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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清代江南不同时期瘟疫发生年均次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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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3中能明显看出，清代江南年均瘟疫次数呈逐级递升态势，其中顺康时期较少，而咸丰以后增长较快，雍乾和嘉道时期虽有增加，但增幅较小。一般认为，雍乾和嘉道时期是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而咸丰以后，经过太平天国战乱，江南普遍受到冲击，有一个反复过程，不过沿海的上海、宁波等地发展较快。由此看来，瘟疫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系，只是在没有大的外界变动冲击的情况下才成立，瘟疫的爆发、流行有着十分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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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瘟疫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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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年均瘟疫2.44次，是指整个江南地区而言的，这种统计用于观察整体趋势无疑是可行的，但对具体考察某一个地方的瘟疫发生频度，则没有实际意义，江南地域如此广大，显然不是每一次瘟疫都能遍及整个区域，清代虽然不乏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大疫情，但大多数的瘟疫还主要局限在县、乡等较小范围内。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只能以县为最小单位，所以指出每个县多少年有一次疫情，并不一定是该县每一个地方都有疫情，不过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大凡载人文献的疫情，当时的人即便没有亲身经历，也会有所耳闻，所以县虽仍不算是理想的范围，但也属于可以接受的单位。清代各个时期江南各府平均每县瘟疫频度[6]见表3-7。（各府州后的数字为统计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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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清代江南各府平均每县瘟疫频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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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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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7可知，清代江南平均每县共发生11.8次疫情，平均每隔22.7年发生一次，其中太仓州间隔时间最短，为15年，其次为苏州府和松江府，分别为15.3年和15.5年，间隔时间最长的为镇江府、杭州府和绍兴府，年限分别是46.2年、41.9年和37.7年。就时段看，总体上瘟疫发生呈渐趋频繁之势，不过各府情形不尽一致，其中，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嘉兴府、常州府、湖州府和宁波府，嘉道和咸丰以后这两个时期之间变化明显，瘟疫发生的频度提高较快，而其他时期，除宁波府外，变化不是非常突出。江宁、宁波二府顺康到雍乾时期间隔年限缩短甚巨，江宁府其他时段的变化不够明显。杭州府各个时期均呈缩短之势，不过前两个时期变化较大，后两个时段减势趋缓。绍兴府的频度则呈平稳缩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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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从其他资料中发现海宁的两条记录，海盐和于潜的各一条记录。（参见疫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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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佚名：《平寇纪略》（下），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大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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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善征：《疟疾论》，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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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14《人物志·义举》，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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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3《营建·善堂》，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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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的频度是指前后两次瘟疫相隔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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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170070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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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三节 瘟疫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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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确地判定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都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由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这种判断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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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历史文献中，对疫病的记载往往过于简洁，正史一般均以“疫”或“大疫”名之，就是地方志，除了对个别特别重要的瘟疫记录其病名或简要的症状，对大多数瘟疫也都以“疫”、“大疫”、“疠疫”、“疫疠”、“瘟疫”、“时疫”、“疫气”等名称一笔带过。对于这样的记载，除非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具体的描述，肯定已不可能做出更进一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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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祖国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在疾病命名方面存在着不少原则性的差别，“对于传染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原性诊断、病理解剖性诊断、病理生理性诊断等，并且注意几方面结合做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冗长、复杂，限定清楚。至于临床表现，西医虽视其为诊断的重要依据，但一般不做诊断用词。中医学与之不同，将临床主症既作为诊断依据，又常直接用以组成病名，至于病因与病性、病灶诊断，并非每一病名所必备，而可通过辨证诊断来补充。总之，西医命名特点是重菌毒、重病灶，中医命名特点则重病状、重性理”[1]。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病名必然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即使已经明确知道某些瘟疫的病名和一些症候，也未必就能准确判断其为现代的何种疾病。事实上，过去的某种疫病，很可能包含现在的多种疾病，相反，现代某一种疾病，也完全可能包括在过去的多种疾病之中。比如，就是古今称呼基本一致的疟疾，其实在很长时期中，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也用于指称一些寒热交作的外感热病以及痨病，所以，明初浦江的戴思恭要呼吁：“疟症不一，其名亦殊……亦有非痨非疟等疾而成寒热……不可不审。”[2]又如，今天所谓的感冒，在温病学中，既可以归入风温，亦可包括在冬温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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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造成瘟疫的病原细菌、病毒等，其毒性往往会因某些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动而改变，比如，尤亚德（PaulEwald）在《传染病的演化》一书中指出，1817年，孟加拉和印度破纪录的不正常大雨加上大气中丰盛的火山尘，使全球气温降低，尤其是水温，促进了霍乱弧菌的滋长和存活，增强了其毒性。[4]既然病原的毒性会发生改变，那么，就很难断定过去某种症状与今天某种疾病不尽一致的疾病就一定不是该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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