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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三年戊辰秋八月，上海三泾庙桃花盛开，是时痢疾多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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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六七月，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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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奉化忠义乡六凡二十二日大水，飓风拔木坏民庐，秋痢，剧者十余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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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九月中，金山张堰大起痢疾痧症，治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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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面所述一样，年表对疫痢的记载肯定是不全面的，不过仅从这有限的记载就不难看出，就是痢疾这样现代的常见小病，过去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甚至置人于死地。在清代江南，因痢疾而死者当不在少数。故当时挽救痢疾病人的生命会被当作医术神效的例子而收录进地方志中，比如：“顾孙兰……精岐黄术……兄子慰曾患痢，危在旦夕，亦与一剂而安，神效类如此。”[89]可见，我们切不可以今日之状况来揣度古人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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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烂喉痧和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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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热在传统医学中一般称为烂喉痧，白喉这一名称则从乾嘉时出现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它们在中医都属于疫喉，为感受时行疫疠之邪而引起的急性喉科传染病，白喉多发于秋冬二季，烂喉痧多见于春冬二季。[90]同为喉烂，同为疫毒，同为传染病，同为毒盛血热，往往不易分别，所以在不少疫情记载中，多笼统地称之为喉症。[91]从西医的观点说，猩红热和白喉分别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92]它们是目前医史学界研究得较多的疾病。根据已有的研究，烂喉痧一词最早出现在尤怡的《金匮翼》一书中，尤怡生年不详，卒于1749年，苏州吴县人，基本和叶桂同时代，该书刊于乾隆三十三年（1763年），虽非尤氏手定，但范行准等人认为书中所录之方，实为尤生前用以治疗喉痧之方。[93]故至少在18世纪早期，烂喉痧之名已经出现。白喉一词的出现要晚于烂喉痧，文献上对白喉病较为确定的记载，一般认为始见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出版的《重楼玉钥》（郑梅涧著），但称白缠喉，而白喉的名称，则最早出现在刊行于同治三年（1864年）的《时疫白喉捷要》（张绍修著）。[94]虽然医史学界在这两个疾病名称的出现时间上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是旧有疾病还是外部传入的新疾病则意见纷纭。其实，这一争论亦非始自近代，从这一疾病出现后不久，争议就已存在，仅《吴医汇讲》中所收录之文，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唐迎川认为丹痧一症实与《金匮》一书中的“丹毒”相类[95]；李纯修则说，“烂喉痧一症，古书不载，起于近时，而并易传染”[96]。在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中，范行准认为这两种疾病都是清代从外部传入中国的，烂喉痧大概18世纪30年代已传入[97]，白喉传入中国的时间则稍晚，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98]余云岫一方面认为“猩红热之在我国，以1733年为记载之始”[99]；另一方面，又指出“阳毒之诸症候，惟猩红热足以拟之，舍此无相合者”，不过“犹未敢遂定阳毒即猩红热”[100]。陈邦贤认为白喉中国历代都有，宋元明医籍中记载的缠喉风、锁喉风、马脾风等，大体与白喉相近似。[101]陈方之对白喉的认识与陈邦贤相类，对猩红热，起初认为出现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来则又写专文推翻了这一说法，认为猩红热还是与最古方书《金匮》所称之阳毒有关联，直到18世纪初叶，始有烂喉痧、烂喉丹痧和疫痧等名称，最后于1909年从日文移译为猩红热。[102]李庆坪虽然认为喉痹、阴毒、缠喉风、锁喉风等到白喉为一脉相承，但又说：“白喉最早的流行，据我所知，可能在1785年的秋天。”[103]陈胜昆认为猩红热的流行在雍正十一年以后。[104]历史学者梁其姿则采用了两者为外部传入的说法。[105]陈方之、余云岫、范行准和陈邦贤等人，都是对传统医学有很深修为的大家，他们都聚讼不清的问题，想在今天对传统医籍了解相当不够的情况下有一个确当的了结，显然是不现实的，我想在此指出的是，不管这些疾病的病原是否新传入，它们出现大范围的流行则无疑在清代康熙以后，过去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为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等方面的原因，并未造成大范围的流行，毕竟，在过去的医籍中无论是阳毒还是缠喉风等，都未指出它们的传染性。在关乎江南的医籍中，不论认为它们是新疾病还是过去的阳毒、阴毒等，都无不指出它们在当地的流行乃是晚近的事。比如前述唐迎川尽管说烂喉丹痧乃阳毒一类，但也认为：“近年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复不少。”[106]虞山陈道耕在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其《疫痧草》时说：“顾瘟疫未尝曰发痧，发痧未尝烂喉，烂喉发痧，实起于近年也。发痧何以名疫？为烂喉而传染于人也……而近日疫气，何以发痧烂喉？盖今人气禀，不逮古人，抑且起居失调，所以疫疠之毒，乘虚而干肺胃，以致烂喉发痧也。”[107]同是刊于嘉庆年间的一本医籍在论及白喉时也说：“喉间白腐一证，俗名白菌，即白缠喉是也。廿年以前此证患者尚少，迩来染是疾者甚多，每为误治而夭者，不知凡几，深可悯也。”[108]嘉道时期的吴中名医曹仁伯在同友人的一封书信中也指出：“喉痹之证，自古已然，于今为甚。数年前狂风毒风，日夜交作，霍乱之余，变为此症。江、浙、安徽三省处处患之……咽喉梗痛，色兼红白，有如花驳之形……”[109]由此不难看出，疫喉严重流行而开始受到时人的关注是18世纪[110]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事，这一点，从疫情年表中也不难看出，现将有关记载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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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年至八年，太仓州镇洋县城乡，疫痧交相飞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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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嘉善春熟，是年冬至次年春大疫，食油菜者患喉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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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三年四五月间，杭郡、德清新市忽有喉疹之疾，率肿痛不能饮食，比户传染，死者十三，竟有灭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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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长元吴烂喉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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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吴下烂喉痧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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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夏，杭城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症，亡者接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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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冬，昆新疠疫盛行，棺木无资，半多藁葬，至明年五六月疫情始平。吴下烂喉痧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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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春，上海喉症流行，医多不治。光绪十四年春起，上海烂喉疫痧盛行，牵连沾染，夭亡不可胜计。 自是，该疫连续三年在沪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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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绍兴喉疫大行。上虞秋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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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冬喉痧流行，多至不救，童稚染疫而死者尤多。嘉定冬喉症流行。秋冬常昭起喉症，次年春尤甚。冬昆新喉症盛行，迄于明年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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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秋，昆新大疫，市槥为空，始喉症，继时痧。吴中大疫。吴下白喉陡发，传染相继，始自 （上年）冬杪，以至春夏。春二月至九月，南汇喉痧大作，多至不救，有阖家尽死者。枫泾大疫。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上海流行猩红热，这年夏天因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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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秀水新塍里中大疫，多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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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乌程、归安喉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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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见，白喉和烂喉痧虽一般认为多发于秋冬或冬春，但在历史上，却不乏在夏天爆发的例子，由此再一次表明，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瘟疫的爆发流行规律也会出现变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李庆坪在前引《我国白喉考略》一文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起到清末白喉的12次大流行，其中涉及江南的有5次，这里收录了4次，另外1次，即李所说的第四度流行，“约在1830至1840年间，流行于江苏、浙江及天津一带”。其根据为《时疫白喉捷要》序言中的一段话：“白喉者，昔无是说，道光中盛行于江浙。”将道光中理解为道光中期，似可商榷，而且该书首刊于同治三年，此为事后追述，江浙一语所指范围亦似嫌模糊，故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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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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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虫媒寄生虫病，以周期性的寒战、高热、大汗、脾肿大、贫血为特征。主要通过蝇蚊传播。感染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四种：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卵性疟原虫。在现代，江南地区较为多见的为间日疟，其他疟较少见。[111]疟疾的名称很古老，起自《素问》。不过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疟疾在较长时期内并不仅仅指现代医学中的malaria，还包括一切寒热交作之类的疾病。自元明以后认识逐渐清晰。在清代的江南，疟疾无疑是一种常见病，这从清人文集中不时可见的所谓“驱疟文”不难看出一二，比如，清初的金德嘉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开头的：“丁巳之岁冬十月壬申病痞，十有一月甲戌、丙子剧，余乃焚香危坐，捉笔为文，童子汲宋井水洒以桃茢而驱之。”[112]苏州的诸人获则在《祛疟鬼咒》中云：“一日疟堙迦醯迦，二日疟坠帝药迦，三日疟怛坠药迦，四日疟者特托迦。不计数，不住口，持一昼夜，疟鬼远避疫一由旬。”[113]不少文人还常作诗生动叙述患疟的痛苦，比如，钱塘金张曾作《盛暑蔗劳病疟感记二首》，其中一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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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乐无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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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死时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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